筱箫雨笙 安徒生的树与明月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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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1
#少吃饭多读书,1
关于语言：粗糙与美感
关于《红拂夜奔》我的初印象一直是三个人，三个正义的人，我想不起他们正义的理由，脑海里他们就是做了某个正义的决定而连夜奔跑。直到前两天听人谈起王小波笔下的李靖。然后看了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几乎每段文字，我都想把它读两遍，偶尔是因为画面语言的浪漫，大多的则是我想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他暗示讽刺或者说张扬的更多可能性。
王小波的语言不算是具有一种精致的美感。但也不能说它粗糙，说它完全没有美感，语言没有很浓烈的特征，但是它的怒气讽刺是可以轻易捕捉到的，我在想我把它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想自己找一个答案然后写出来吗，我觉得不是。
不知道我这样形容准不准确，我觉得王小波的这部小说无论是语言还是内容都有一种跷跷板式的来回波荡。就是你觉得啰嗦枯燥马上要放弃了，他就给你写写性啊，荒诞啊，有趣啊；你觉得语言过于平实了，他就给你描述一下环境啊，菜园子啊，花朵啊，树啊，立马你又觉得他可能心里是有自身美感的诗人。
有时候，一句话，一段话，就大概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文学素养和审美特征了。如果说王小波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的特立独行，或许就是因为他可以写出这样的句子，白菜什么的本来很常见，可是你选择把它写出来，写在一部作品里，写在脑海里想要表达的美好里，那白菜是因为你的注意而不同寻常了，这种不同寻常体现在它和牛啊马啊被罗列在一起，拥有了生命的尊严和诗意。读作品难免不了联系到作者本人，你就会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总体，他这部小说的可贵在于他的揭露真相、他的实话实说，他用了“头头们”这个称呼，这是很大胆的，这难免不会让人产生联想，这在大多的文人看来是在政治错误的鬼门关伸出了左脚，因而对这本书，很少有人大方的看好，更多的人选择观望，不过是观望旁的读到的人的态度。我觉得文人有时候过于清醒了，自觉把自身的忧虑同政治绑紧，就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怜悯去观察群众了，正如作者形容虬髯公装假装到自己也辨不清自己了。
文人作品一部分的魅力在于它里面有悲悯，有陈情，有大多数普通的人难以言说的苦闷，因而一个作家的悲痛往往可以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这大概就是王国维所说的“诗人之境”【1】。我们要知道，一个快乐的人很难叫一个悲伤的人破涕为笑，一个悲伤的人却很容易叫旁的不相干的人闻者落泪。
从阅读感受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野史题材的再创作有一定的趣味性，这种趣味性，和如今的网络野史小说的杜撰有一定的相似性，甚至逊色于他们的大胆构思。但那种纯娱乐消解性的文本和严肃文学作品是有很大的功能性的差别的。
另一方面是语言的映射性，虽然李靖并不想让别人看懂自己证出的费尔马定律，王二或者说王小波本身却是较为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隐喻的，他或许并不怕这些言论所带来的后果，他或许给李靖内心最真实的渴求做了补充：知识受到价值肯定与尊重。总之，他告诉我们这文章里有别的意思，可能不太符合杨素们统治的规范。
尽管他的文章不乏戏谑不乏质疑和讽刺，但绝不至于因此将其判为大逆不道，在那些明显的暗喻映射之中，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一个敏锐的作家的忧虑愤懑以及引起这些情绪的归根到底的他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他对改变的期望，他孤独的热烈的打出这十几万文字的喜怒哀乐。
作家不是政治家，仅仅是一个通过讲故事表达自己的人，如果他再伟大点儿，他或许可以表达两个，三个，五个，成千上百的人的情绪、态度，那时候他就算是伟大了，但他依旧不是这些情绪的煽动者，不是这些情绪的组织者，他只负责呈现和预判，真实的呈现和谨慎的预判——这是他的职业道德，因而只要真实，他就没有错，他没有义务粉饰太平，没有能力把泥泞的城市道路铺成柏油马路，那是“头头们”的能力范围。
语言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立场态度，但并不是完全的替代，终归到底还是要看你做了什么。当一个文明一个制度被质疑被厌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反思制度本身，是不是在最初的规划蓝图里有了不为上层所知的偏离。这不是背叛不是反动，是最深沉的忧虑。
如果大家都不能说一些负责任的实话，那到处都将是锦绣山河、华夏威武的盛世赞歌，牙泡在蜜罐中会怎样，国家也会，人要时刻反思认识自己，国家也要在民众的声音中看请自己的路，扫掉路上的玻璃片。我依旧不知道这本书为什么会有被禁的担忧。王二或者说李靖的不满，无论是环境还是制度，从写作至今，已经发生了改变和改观，也许这正是有无数个王二勇敢反馈的功劳。我欣赏王小波的坦率和勇气。
作家应该跳出爱国的道德禁锢，站在外面先看看，再选择怎么有分量的实际的爱国，而不是一再的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那是新闻工作者的主要职能，作家那样做的话难免不会有为了避开被极端爱国主义谴责的风险的嫌疑。而我认为，一个作家，最深沉的忧虑、反映民众真实的的情感的动机才是最可贵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写出诉求，是相信正义，相信改变，相信这是大多数人的正确期望。正如《扫黑风暴》体现的：正义，真相，一切都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我们写作，写出事实，其实是相信这个社会有改变的、进步的可能，绝不是毫无意义的埋怨。因而作家还是要有些怒气有些锋芒有些讽刺的——仅对于那些不够合理不够正义。
🐖：【1】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中说：“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唯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唯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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