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车上接到老公的电话，说这两日流感病毒🦠特别严重，仅香港已经有两百多人死亡。
对于这个死亡数据，乍听让人瞠目结舌。细思，流感病毒已是很严重的，那么死亡数据的真实度至少也要过半。
老公负责单位微博，每天一睁眼，所有不睡觉的时间几乎有一多半是耗费在微博上，包括无私奉献的早起与睡觉前的未上班时间。每日乐此不疲，有时会非常感慨，能够微博上能够最快获取的时事政治和社会热点，经常给我和丫头分享一二。
不谋而合，今日《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的推出“流感季，我们该如何驯服病菌？”
让人不禁联想最近病毒感冒的严重程度，自己也是在春节长假的六、七日中熬过病毒，时至今日仍未完全康复。对我来说，多年的训练，身体非常健康，尚且无法避免病毒感冒的侵袭，何况有更多体质较弱的人。
看过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收获颇多，故分享。作者陈赛几年前采访过“病毒猎人”——内森·沃尔夫博士（Nathan Wolfe）。这位流行病学家花了15年的时间，在非洲丛林里监控各种病毒从动物向人类社会传播的流动过程——艾滋病病毒最初就是从这里进入人类社会的。
他认为，全球化、航空旅行、气候变暖、抗药性的威胁等，使人类应对瘟疫的每一个链条都变得更加脆弱。
《大西洋月刊》上有一篇文章《城市如何塑造流行病》中，作者索尼亚·沙尔提到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之所以那么严重，与非洲城市贫民窟的增加有很大的关系。
2014年以前，埃博拉疫情从未在人口超过几十万人的城镇里爆发。因为爆发疫情的城镇村庄都很小，又相对偏僻，所以当时只被认为是非洲一场小小的公共健康威胁。但后来，疫情扩散到了西非，袭击三个首都城市，几内亚的科纳克里、塞拉利昂的弗里敦以及利比亚的蒙罗维亚。这三个城市总人口超过300万人，同样的拥挤不堪、杂乱无章，病毒在贫民窟之间肆虐流行，变得更加致命。当地人的丧葬仪式更加重了疫情：病人死后，亲人要亲自处理他们的尸体，葬礼上，吊丧者还要触摸死者的脸。
除此之外，医院也是一种潜在的“疾病工厂”。保罗·埃瓦尔德认为，任何环境，只要允许细菌从一个无行动能力的病患身上传播到新的寄主，就会产生致命的感染。反讽的是，医院本身恰恰是高度有效的疾病工厂，尤其是卫生条件不足且拥挤的医院。它们允许危险的病菌在病人之间的繁殖与传播，并滋生出高度的毒性。
温迪·奥兰特在《万古》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瘟疫如何运作》（How Plagues Really Work），追溯人与病菌的关系史，提出真正最危险的病菌不是那些新进入人类的动物病菌，而是已经很好地适应了人类的旧病菌。未来如果真的会爆发一场波及全球的大瘟疫，它不会来自非洲丛林，而是来自我们自身，来自医院、难民营和城市的“人类疾病工厂”。所以，阻止这些疾病工厂的存在，就是对“病菌”的驯服，也是对我们最好的保护。
那么，个人能做什么呢？
《卫报》上一篇文章通过各项调查，指出了城市生活中各种传染病发生的潜在危险所在。避开这些危险，大概就是我们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比如流感季节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2010年1月，甲流爆发的高峰期，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无线传感器监测一所高中788个学生、老师的活动。他们尤其关注人与人之间有多少次彼此处在3米的距离内，这是通过咳嗽和鼻涕制造传染的可能距离。一天之内，他们惊讶地发现一共有762868次3米以内的近距离接触。
在曼彻斯特的一项调查观察154个人咳嗽、打喷嚏和擤鼻涕的习惯。按照疾控中心的分类，只有一个人（占0.7%）拥有良好的呼吸道礼仪，按照CDC（疾控中心）的建议，应该冲着上臂咳嗽。4个人（2.6%）可以接受，149人（96.8%）糟糕。没有人达到优秀。大部分人都是直接喷嚏就打出去了。如果你看过关于流感的教育视频，就知道，那一口鼻涕有多少病菌出去了。
病菌传播的另外一个经典路线是通过糟糕的卫生习惯，尤其是洗手环节。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99%的受访者自称用完洗手间会洗手——但监控设备显示只有64%的女性和32%的男性真的洗了手。另一份随机调查显示，26%的人手上能找到粪便细菌，11%的人手上病菌量与脏马桶上的病菌量相当。
细菌可以被传递到任何我们触摸过的东西上。26%的钞票和47%的信用卡上都发现大量的细菌，包括大肠杆菌。还有分析发现1/6的手机上沾有粪便细菌。（专家建议，洗手时间至少要够两首《生日快乐》歌。）
公共厕所是城市病菌滋生之地。人们不知道的是，当你冲马桶的时候飞溅出来的雾状水滴可以喷得很远（2米），其中可能包含粪便与大肠杆菌。
2004年法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空调办公室里工作的女性比在无空调办公室工作的女性请病假的概率高两倍，耳鼻喉问题出现的概率也高两倍以上。
完蛋了，我刚坐过的火车超级拥堵，有很多没有座位的人都是人挨人的站着，途中，穿越两节车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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