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课】20180706 解读：《世界秩序》

作者: 鞍山孙勐 | 来源:发表于2018-08-22 13:37 被阅读301次

作者介绍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世界秩序》作者，哈佛大学博士、教授，美国前国务卿，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被称为“美国政坛常青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为中美建交开启了大门，为中美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深入的交往。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主要著作有《论中国》、《大外交》、《白宫岁月》、《复兴年代》等。

作品简介

近一年多来，乌克兰乱局，卢布危机，日元欧元暴跌，美军撤出阿富汗；而同一时间中国也频繁出手——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中美洲运河开凿，一带一路高调推进，亚投行创建……

世界格局迎来大洗牌。在全球事务上，各个地区和国家奉行着各自的秩序规则，结果导致了国际局势的紧张、混乱和无序。基辛格认为，地区秩序观之间的冲突是当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在本书中，他系统梳理了各地区的战略逻辑和地区秩序观——欧洲的均势秩序观，中东的伊斯兰教观，亚洲多样化文化起源下形成的不同秩序观，以及美国“代表全人类”的世界观——从文化、宗教、地缘等综合因素解读了这些不同秩序观的形成、冲突和合作，并结合网络科技等当前新的战略要素，解析了当下时局的挑战与机遇。他不仅将视野拓宽到全世界，而且将时间拉长到400年，集结了他60年外交生涯的理念精髓，可以说是一部大开大阖、谈古论今、求索国际关系治理之道的集大成之作。

作品序言

序言对世界秩序问题的思考

1961年我作为一名年轻学者去堪萨斯城做讲演时，拜访了杜鲁门总统。我问他，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哪件事最令他感到骄傲。杜鲁门回答说：“我们彻底打垮了我们的敌人，随后又把他们拉回到国际大家庭中。我认为，只有美国才会这样做。”杜鲁门总统深知美国拥有巨大的实力，但最令他感到骄傲的是这一实力所包含的人道和民主价值。他更希望后人铭记他是因为美国与敌人实现了和解，而不是战胜了敌人。

杜鲁门之后历届美国总统都做过类似的表述，他们都对美国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类似品质感到自豪。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岁月里，他们致力于捍卫的国际大家庭反映了一项美国共识：不断扩展合作型秩序，各国遵守共同的规则和准则，实行自由经济体制，誓言不再攫取他国领土，尊重他国主权，建立参与型的民主治理体制。来自两党的美国总统始终敦促——常常是雄辩地力促——他国政府同意维护和促进人权。在很多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友捍卫这些价值观，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境况。

媒体评论

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太及时了……他把当前世界面对的问题，以及在这个联系越来越密切、却越来越分裂的世界中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放到了有益——经常是令人启发——的背景下来讨论。今年91岁高龄的基辛格先生，跨越了不同世纪、不同国家，检视了过去几百年来导致欧洲如今格局的诸次联盟和分裂，叙利亚、伊拉克等民族国家的瓦解所带来的影响，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及西方国家间不断发展的国际关系。这本书就像一个强大的变焦镜头，既让我们在全景的角度下，看到了更大的历史趋势和格局，又聚焦看到了诸多历史细节和轶事。

——《纽约时报》

2016年总统竞选前的所有候选人，都应该读、并且读懂基辛格的这本书。它决定了世界秩序。

——《金融时报》

权威评论

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基辛格，其视角之广，之敏锐，加上其总是能巧妙地将世界趋势与新闻标题结合起来——而这本书讲的正是一条极长的趋势线。他从《威斯特法利亚合约》谈到微信息处理，从孙子说到推特……只有实现真正的国家间对话，我们才能重新达成政治共识，应对21世纪的挑战。基辛格的这本书充分说明了我们为什么必须这么做，以及怎么做才能成功。

——希拉里·克林顿

基辛格的这本书带我们进行了一趟五彩缤纷、又极具启发性的世界之旅，探究世界秩序。……基辛格现实主义的外交策略、以及本书的核心主题就是，这种谦逊的态度不仅对个人来说很重要，而且对国家、甚至是美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努力建立起基于“个人尊严和参与性政府”的世界秩序，是我们崇高的理想。

——沃尔特·艾萨克森

核心内容

《世界秩序》这本书的中文版总共570页大约49万字左右。小编会用大约15000字转述书中精髓，再用1000字解读总结给各位亲！下面小编将为亲转述这本《世界秩序》。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体系加速转型，但前景犹如雾里看花，扑朔迷离。在混乱复杂的世界中，各种国际秩序观念的碰撞磨合、不同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对立、暴力冲突、技术扩散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是否可控？世界会走向秩序崩溃，从而导致人类末日来临？如果看完解读版还想看原书，那我给你些读书建议：其一，阅读本书时，手边或墙上若能有一幅世界地图肯定大有裨益。其二，手边放一本诸如“实用历史手册”之类的工具书，可以对照同时期各地区的历史。其三，如果对照作者之前的著作《大外交》一起思考更好。

到2018年已经95岁高龄的亨利•基辛格先生的封笔之作《世界秩序》（2015年中国大陆出版），就是基于以上担忧而成。这本书融历史学、地理学、军事学、宗教和政治学五大学科于一炉，探讨了当今世界秩序的成功之处和未来如何缔造新的世界秩序。作为一个典型的美国政治家，基辛格以其宏大的历史和政治视野，将欧洲、亚洲、中东和美国四大政治板块的“世界秩序”观挨个过堂，从历史、宗教、文化、地缘各个角度深入，梳理出了全球政治的演化脉络，并从中寻求未来世界格局的可能性。最后，他对新技术给国际外交和国际均衡提出的新挑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基辛格提出了一系列修正现存国际秩序的观点和选择。

据说，这个大神基辛格有能耐同时使互相冲突的双方都认为他是站在自己立场上的。所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用四十九万字摆出的“龙门阵”，其背后的核心问题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否还能维持下去？如何才能继续维持？这才是《世界秩序》的本质。

第一部分　世界各类秩序观的历史演进

从每天手机上的新闻资讯就能感受到，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乱了，但我们好像谁也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每当风云变幻时，人们就会不自觉地想起了历史，回头看看，也许能够摸索到未来之路。基辛格用了全书一半多的篇幅探讨了世界秩序的多样性及其起源问题。他列举了欧洲、中东、亚洲地区以及中、美、俄、日、印、伊朗、沙特等各种秩序观的历史演进。世界秩序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文明的概念。世界上有很多“世界秩序”，每个帝国都是一个“世界”。因此，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基辛格认为，世界主要存在四种不同类型的“世界秩序”：

其一，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式：欧洲“三十年战争”中，所有参战国几乎都被打废。因此，各国在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小城陆续开了很多次会议，先后签订了多个合约，从此奠定了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础。其秩序观简单说，就是追求均势，承认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防止某个国家一枝独秀。

其二，中国“天下大同”式：因为身边长时间没有对手，古老的中国将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从而建立了等级分明、理论普适的世界秩序。这个秩序是基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接受周边国家进贡的体系。中国人认为凭借自己的地大物博和灿烂文化完全能掌控一切，从而达到“天下大同”的目标。

其三，中东“伊斯兰政教”式：伊斯兰教认为全世界只有“伊斯兰化”，才能实现永久和平。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人类只分为两种：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以，必须进行“征伐”，直到先知的圣训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和谐体系。伊斯兰的世界秩序观是“政教合一”，政体要建立在宗教基础上，而非“主权”基础上。

其四，美国“代表全人类”式：17世纪，一批清教徒踏上了美洲新大陆，开始了“荒野之旅”。他们要建立一座“山巅之城”，以挣脱既有的权力结构，希望用自认为的正义和榜样的力量激励全世界。美国人的世界秩序观认为，只要有自治权，和平与均势就会自然降临，因此，外交任务是培育共同的原则。美国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是“代表全人类”的普世的价值观。

一、地区秩序史

欧洲：一群欢喜冤家，分手还是硬撑？

欧洲最大的特征就是多元化。欧洲可以是一个单一文明，但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国家，或统一的认同。欧洲史上不同政治单元的统治经常被打断，为维护自身统治所遵循的原则，它们不断尝试新的政治合法性概念或新的国际秩序概念。

1．“大一统”理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罗马帝国崩溃后的中世纪时期，欧洲曾经也有过“大一统”的理想，即由教廷和世俗政府互为补充地治理社会。但“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这个理想要面对现实中的几十个尊卑等级不清的政治统治者，再加上“皇帝和教皇到底谁大”的“鸡与蛋”问题，欧洲的宗教和政治从未真正融合过。虽然16世纪哈布斯堡君主查理的崛起，使得中世纪的世界秩序概念短暂兴盛过，但是，此君退位时又亲手拆散了庞大的帝国，同时又承认了新教的地位，放弃了帝国的精神支柱。

三大历史事件，基本上宣告了欧洲大一统理想的终结。哪三大事件？一是地理大发现，使得欧洲国际关系扩展到了全球；二是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促成了大规模知识传播，教会的地位受到极大挑战；三是1517年马丁?路德开启新教改革运动。新旧势力的宗教分歧与政治利益掺和在一起，彻底扫除了欧洲由“神”和“权”支撑的世界秩序观。因此，伏尔泰戏言，神圣罗马帝国“一不神圣，二非罗马，三不是帝国”。

2．打出来的均势体系——现代世界秩序的起源 　

“三十年战争”将欧洲动荡的局势推向高峰。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国哈布斯堡皇室统治为肇始，最后引发了全欧混战。这场战争十分惨烈，短短三十年，欧洲人口锐减了四分之一。“三十年战争”的交战各方意识到，这场战争根本不会有赢家。于是，他们选择了位于瑞典和法国首府之间的两个小镇——德意志威斯特伐利亚省的奥斯纳布鲁克和明斯特——举行和谈。大约一百多个代表团先后云集这两个城镇参加和谈。为了各自的尊严，会议在程序和形式方面，还创新了各种“平等”方法，以满足大家的各种装逼行为。

系列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五年，主要缔结了两个多边和约——《明斯特条约》和《奥斯纳布鲁克条约》，合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约的签订，结束了“三十年战争”，同时标志着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近代欧洲的诞生，从此奠定了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础。和约签署后，欧洲还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霍布斯丛林”世界，但逐渐开始体现为一种稳固的均势体系。直到“一战”爆发前，英国凭借其强大的制海权，作为“离岸平衡手”，以确保欧洲大陆的均势（美国后来师承了英国的这一做法）。

一开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经受住了两方面的考验。一次是挫败了法国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企图。法兰西王国统一后，企图称霸欧洲，但路易十四每征服一地，就会造就出一个敌对同盟，面对这个体系的内在韧性，法国军队一筹莫展。另一次是在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坚持要求平等待遇的情况下，对这一体系做了调整。普鲁士国的两块领土互不接壤，夹在各大势力范围之间，普鲁士国力由弱转强后，腓特烈二世认为，普鲁士的领土必须连成一片，必须扩张。1742年普鲁士将西里西亚据为己有，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让普鲁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场持续7年的灾难性战争（幸亏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大帝突然去世，俄国撤军，救了腓特烈）。虽说此后欧洲并非天下太平，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很好地实现了各方势力的相互制衡。

3．打的就是出头鸟——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

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五年的历程，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其规模之大，自各种宗教战争结束后为欧洲大陆所罕见。法国的革命者把自己指定为国民的代言人，甚至是国民的化身，这一观点远远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关于国家权力的概念。为了革命成功，革命者把国际事务变成一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较量，并对奥地利宣战，入侵荷兰。法国大革命混淆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关于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以及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的界限，也宣告了一种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大相径庭的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

法国大革命显示，各国内部的变革对国际均势撼动之大超过了外部入侵。法国大革命造就了一代“伟人”拿破仑。拿破仑拒绝接受传统，只接受自己权力赋予的合法性，一直试图重新打造当时的世界秩序。拿破仑对内镇压了叛乱，颁布《拿破仑法典》，奠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秩序。对外，他掀起全面战争，打垮了欧洲所有敌手，并试图重新划定欧洲大陆地图。但不幸的是，他面前有两块大石头：英国和俄国。

英国虽然掌握了制海权，但没有足够的实力跨海与法国作战，只好在海峡彼岸静静地等待机会（“二战”期间，英国同样一直等待机会，等来了美国的参战）。拿破仑无法忍受均势体系的束缚，最终经不住诱惑，入侵西班牙和俄国，结果引来大家对他的群殴，功亏一篑。拿破仑的失败原因有二：一是战线太长，二是以一敌众。莱比锡战役中，欧洲反法联军大败法军。会战后，拿破仑拒绝了依据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达成的解决方案（本来可以保住1790年前兼并的部分领土）。因此，从本质上说，拿破仑既败给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也败给了他自己。

4．建班子、订战略、带队伍——维也纳机制 　

拿破仑战争的败局促成了维也纳会议。维也纳会议的目的是恢复秩序、防止法国扩张。当然，小国的领土必须重新划分，以符合新建立的均势。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各国代表虽然就国际秩序的一般原则以及恢复欧洲均势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但是各自对实际含义看法不一。

俄国：在维也纳会议取得俄国的最大利益，最好能夺取波兰，进军西欧，成为欧洲的新霸主。

英国：有英吉利海峡做屏障，没有外患之忧。所以，英国决心阻止任何一国在欧陆建立霸权，并着力保持海上霸权、取得海外殖民地及海外航运利益。

奥地利：不希望俄国干预中欧事务，反对俄国对波兰的领土要求，着手巩固自己在德意志的盟主地位。

普鲁士：希望提升在德意志地区的领导地位。

德意志：37个邦国被合并为德意志邦联的实体。

其他国家一致希望德意志不要太强，也不要太弱（因为欧洲历史上始终面临一个“德意志问题”：德弱，则一定有人欺负之——主要是法国；德强，则一定单枪匹马打遍天下）。最后，维也纳会议达成了三套机制，构成了维也纳体系的支柱：“四国同盟”：英、普、奥、俄结成了“四国同盟”，这个同盟的目标是剿灭任何对领土秩序提出挑战的国家。“神圣同盟”：沙皇提议建立俄、奥、普“神圣同盟”，以防范对一国国内体制的威胁，同盟中大多数国家同意维持基督教原则。然而，由于这一权力只能集体行使，所以，奥、普最后却借它来抑制俄国旺盛的精力。

“大国一致”：定期召开同盟国政府首脑参加的外交会议，制定共同目标，以对付新出现的危机。这个机制虽不能保证大家看法完全一致，但可以保证化解一些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危机，不至于引起大国战争。由于“四国同盟”遏制了对领土平衡提出的任何挑战，法国因此安分守己，并很快加入“大国一致”机制（变成了“五极均势”）。

5．“真理”也干不过“大炮”——百年均势的崩溃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维也纳会议体系建立的微妙均势受三个事件的影响而开始动摇。这三个事件是：民族主义的崛起、1848年的革命浪潮、克里米亚战争。体系重心开始向权力要素一侧倾斜。1862-1870年，俾斯麦抓住机遇，大胆出手，干净利落地统一了德国。德国统一后，势压群雄。此时，均势体系的合法性纽带已不复存在，一切都取决于实力大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丧失了灵活性。俾斯麦以高超的手段，纵横捭阖，勉强维持，在他任期内防止了大规模冲突的发生。但是，在欧洲走马灯般的同盟轮换下，外交失去了弹性，各国间种种怨恨日积月累，越来越深。

1904年，当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加入协约国联盟，体系最后残存的灵活性也随之消失，与此同时，德、意、奥组成的“三国同盟”也出现了（1907年，。最后，欧洲的均势恶化为两个敌对的联盟，彼此势不两立。军事上的策划更加剧了各方的僵硬立场。德国将先发制人纳入自己的军事计划中，而为了预防德国打击，邻国又必须加快动员和协同作战的速度。尽管剑拔弩张，但局势还可控。各方想当然地认为，大家还可以在无关痛痒的争端上相互对峙，迫使对方后退，而不会真的摊牌。结果，当奥匈帝国王储遇刺，“一战”爆发，一场不知后果的战争降临，欧洲百年的和平与秩序灰飞烟灭。

6．凡尔赛和约：既没获得合法性，也没能建立均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国际秩序。均势遭到践踏的后果是沙俄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消失。1919年《凡尔赛和约》中，构成欧洲均势的5个大国中，德国被排斥在外，而取代沙俄的苏联选择不参与。英国开始重返其传统立场，即作为欧洲均势维护人。《凡尔赛和约》致命之缺陷是没有把德国纳入体系之中。和约之苛刻足以使和解变得不可能，但同时又没有苛刻到使德国永远无法恢复元气的地步。德国因此对凡尔赛体系没有义务，一旦德国开始挑战战后安排，无人能阻止。

凡尔赛体系规定了国际联盟和一系列仲裁条约的法律机制，来取代大国角逐，解决争端，但实际上谁也不把这个机制当回事。因为大家发现，违反规定或干脆退出国联，也没有任何严重后果。结果战后秩序变成两种矛盾的秩序：一种是遵守规则和国际法，另一种是退出这一体系自己玩自己的。最终，凡尔赛秩序既没有获得合法性，也没能建立均势。1933年，希特勒抛开了一切约束，重新武装德国，占领了莱茵兰。当发现各国没有强有力的反应后，希特勒开始对中欧和东欧各国逐一下黑手了。

7．冷战时的欧洲：唯盟主美国马首是瞻

“二战”结束，欧洲赖以号令世界的物质和心理能力荡然无存。没有国家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未来。欧洲首先不得不面对又一次分裂：西方支持建立了西德，苏联支持建立了东德。“德意志问题”又一次成为了新秩序框架的关键因素。不同的是，这次均势主要是欧洲以外的力量塑造的。冷战到来，世界试图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实现均势，欧洲均势被视为美国战略的一部分。西方联盟基本上唯作为盟主的美国马首是瞻。在美国眼里，联盟不是一批为了维护均势而保持步调一致的国家，而是一家由美国任执行董事的联合企业。对欧洲来说，此时有两种相互独立均势：一是苏美之间的核均势，另一种是北约内部均势。欧洲承认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国为欧洲提供核保护。40年后，柏林墙倒塌，德国迅速统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20世纪第三次争夺欧洲的较量以和平方式结束。苏联解体，欧洲秩序的地缘政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开始一定程度的多极化，欧洲各国终于又迎来了新的国家认同感。

8．欧洲的未来：分手还是硬撑？ 　

德国统一后，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改变了欧洲的均势。但是，欧洲人放下恩怨，尤其是德法这两大宿敌开始经济联合，这为后来的欧洲新秩序打下了基础。2002年新成立的欧洲联盟推出了共同货币——欧元，单一货币带给了欧洲从未有过的高度统一。2004年欧洲搭建了正式的政治结构，新的架构意味着在欧洲内部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摈弃。而在世界范围内，欧盟代表了一种地区权力，而非国家权力，成为全球新均势体系中的一个新单元。

欧盟削弱了成员国的主权和传统的政府职能，但欧洲的政治仍然以国家为主。欧盟一方面寻求货币统一，另一方面又任由各国自理本国财政，同时建立了一个与民主制不符的官僚机构。在外交政策上，欧盟拥护普世理想，但又缺乏推行这些理想的手段。结果，欧盟在公众眼里的合法性受到了考验。再加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在经济问题面前，各国都奉行原来的利己政策，争来争去。各国领导人在本国人民和欧盟整体利益之间经常摇摆不定，进退维谷。

欧洲的政治家曾经设计了领先的国际架构并将其推广到全世界，而今天的世界秩序正处于关键时刻。欧洲却再次回到了问题的起始点。分手、还是硬撑？欧洲的政治如何演变，欧洲的未来是什么？归根结底要由欧洲人自己决定。

（1）中东：内讧加外力，想不乱成一锅粥都难！

自古以来，中东就是东西方交通枢纽，战略之要地，世界三大宗教之源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东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和中心。在这块资源稀缺（淡水）而丰富（石油）的土地上，曾经存在过形形色色的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但随后又一个个被推翻。而今，中东时常梦想昔日辉煌，但又无力达成共识。中东似乎注定要重温昔日的所有经历——帝国、“圣战”、外国统治、互相厮杀的教派战争——方能最终选定（如果能做到的话）一个国际秩序概念。当今时代，中东面临的国际秩序挑战最为复杂。

①伊斯兰“圣战”：要么皈依，要么被征服，要么被灭亡

在希腊一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拜占庭（或东罗马）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之间漫长的冲突对抗中，中东地区一直处于分裂和动荡之中。七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在“真主伟大”的旗帜下，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迅速征服了这一广大地区，建立起了庞大的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强调宗教和政治权力的一体性，而伊斯兰教的扩张是神圣的义务。穆斯林坚信自己的扩张必将实现统一，并给全人类带来和平。所以，每至一处，要么皈依，要么被征服，要么被灭亡。在“三选一”的严峻法则下，阿拉伯帝国统治下的绝大多数人民皈依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被伊斯兰教征服的地区是“伊斯兰之家”，意为“和平之地”。而对于其他的“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是将其纳入自己的世界秩序，以实现世界和平。伊斯兰教实现这一普世体系的战略名为“圣战”。“圣战”包含了战争与救赎两方面的含义。

②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兄弟们相爱相杀上千年

早期的伊斯兰国家，曾一度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贸易往来把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紧密地连在一起，时而和谐共处，时而势不两立。伊斯兰国家是“神授”政权，所以，其他政治实体都是非法的，伊斯兰国家永远不可能视“征伐之地”为真正的平等对手，因此，和平的世界秩序取决于单一的伊斯兰实力，而非均势。这种理想化的世界观，注定了伊斯兰的扩张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从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接连出现了四任领导人（哈里发），但只有阿里是穆罕默德亲自挑选的接班人。

那么，这四个到底算不算是老大？为此，伊斯兰教就分裂成了两派——逊尼派和什叶派。四个全承认的，就是逊尼派，只承认阿里的，就是什叶派。从此，伊斯兰教兄弟开始不断进行“窝里斗”，一斗就上千年。地缘政治上的斗争又进一步加深了两派教义上的分歧。理论上大家都遵守同样的伊斯兰世界秩序，但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各自诠释自己的信仰。教派斗争严重阻碍了中东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其间，伴随拜占庭人重返中东、“十字军”东征，基督教徒曾将伊斯兰教的西部边界推回到北非。

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了奥斯曼帝国，通过“圣战”向四面八方扩张，成为东地中海沿岸最强大的国家。奥斯曼人既不承认欧洲国家是合法的，也不肯平等地对待它们。这既是伊斯兰教义，也是双方实力判断。但是，当奥斯曼军事能力达到极限后，因战术需要，偶尔也会绕过宗教信条大搞军事结盟。西方强权则把奥斯曼帝国视为“欧洲病夫”（拿破仑预言）。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加入欧洲均势体系，但仅仅是作为建立欧洲均势需要。因为，英国需要它挡住俄国，奥匈帝国也要与之合作处理巴尔干问题。

“一战”之后，战败的奥斯曼帝国被迫签订亡国的《色佛尔条约》。英法两国无视中东的民族分布、宗教和历史恩怨，完全按自己的殖民利益划分出各国的边界，分别由英法“托管”，把中东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烩。除了沙特、土耳其、埃及和伊朗四国相对稳定，其他的每一个政体都有着不同的教派和族裔。托管国利用不同的教派和族裔之间的矛盾和世仇，作为统治手段之一。而针对发展迅速的犹太复国主义，英国态度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这一过程为日后的争端和内战埋下了实实在在的祸根。

中东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引发了巨大的动荡。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宣告泛伊斯兰统一体制的奥斯曼帝国正式灭亡。至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胜出。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开始着手打造现代主权国家，但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趋势：“泛阿拉伯主义者”接受基于国家体系的基本概念，认同统一的、单一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阿拉伯国家概念，而“政治化伊斯兰”则坚持共同的宗教作为现代阿拉伯国家认同。“二战”后，欧洲大国无力控制中东的区域秩序，美国成为了中东以外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当伊拉克、埃及、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的军人建立了世俗政权后，民粹主义的政治文化开始在中东地区扎根。

在冷战期间，中东国家试图利用大国之间的竞争，为自己谋利，以提高影响力。以色列的崛起，促成了中东分立的阿拉伯人的团结一致。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把阿拉伯国家打了个遍。在埃及的带领下，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了和解。另外，中东专制政权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挑战，发誓要建立一个个基于宗教的中东秩序的极端团体层出不穷。逊尼派以“穆斯林兄弟会”、哈马斯极端主义运动和基地组织为代表，而什叶派则是以霍梅尼革命和由此派生的黎巴嫩“真主党”为代表，尽管双方打得你死我活的，但都希望在中东重建一个上天启示的新体系。重要的是，主要大国在中东地区的明争暗斗，直接影响着该地区诸国的内外政策，左右着政局的发展和变化。总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伊斯兰世界的互相作用下，西方大国各怀目的频频挑事，阿拉伯国家之间内讧不断，使得宗教、地缘、石油利益等种种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中东想不乱成一锅粥都难。

③伊斯兰秩序观：圣洁，而不是稳定

穆斯林在中东很多国家占绝大多数，他们对自己真理的热情追求正在重塑伊斯兰世界。1928年，哈桑?班纳创立并领导穆斯林兄弟会。哈桑?班纳认为，世界秩序没有合法性，也失去了权力，而统一的伊斯兰教体系，其权威最终将覆盖全世界。伊斯兰教体系首先是一个“具体国家”，之后是一个大“伊斯兰帝国”，最后形成全球性的伊斯兰世界。哈桑?班纳注重“圣战”，同时也倡导要“温和”“平等”地对待非穆斯林。

此后，伊斯兰运动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进一步对这些观点做出了最具影响力的阐述。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是人类唯一真正自由的普世体系，是取代各种秩序的唯一选择。库特布要求恢复和强化伊斯兰教的政治地位，通过伊斯兰革命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社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里的中东，以上观点代表了一种真理，成了极端分子和“圣战者”的战斗口号（包括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等）。纯粹的伊斯兰主义甚至认为，国家是世俗的，是不合法的，不能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出发点。而对国家的忠诚会偏离真正的信仰，“圣战者”们有义务去改造“征伐之地”。总之，圣洁，而不是稳定，才是这一世界秩序观的指导方针。

（2）亚洲：有个性还要强，天生就是挑战者！

亚洲内部各地千差万别。近代以前，没有一种亚洲语言里有“亚洲”这个词。亚洲人民过去也没有居住在同一个“大陆”的概念。亚洲各国也没有共同的宗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不同地区流传。亚洲历史上也没有一个类似罗马帝国的共同的帝国。亚洲各地区的民族、语言、宗教、社会和文化上都有重大差异。而且，多年的战争更加深了这些差异和人民之间的嫌隙。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地图表明了该地区错综复杂的多样性。

①亚洲是殖民主义推行的国际秩序的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

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欧洲国家在亚洲建立殖民地，自称有权根据自身的信念确立世界秩序。欧洲曾宣称要“教育”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度。欧洲的行政官员带领一小队人马，给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重新划界，丝毫不觉得他们的做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不受欢迎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二战”之后，反抗殖民化运动兴起，亚洲各国开始正式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受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亚洲国家的独立自主的过程也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包括中国内战、朝鲜战争、中苏对抗、东南亚的革命游击队活动、越南战争、4次印巴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中越边境战争、红色高棉暴行等。因此，除了日本之外，亚洲是殖民主义推行的国际秩序的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

②亚洲已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亚洲历史上的国际体系是等级制的，外交体系是一种家长式的权威，较小的政体需要依附于帝国势力的羽翼之下。所以小国经常委身于一个以上的帝国来保证自己事实上的自治。国家是亚洲国际生活的根本性框架，但在亚洲，国家也承载着也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加多样、更加直观的文化遗产。随着改变，以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为前提、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成为亚洲的主流，各国承认彼此的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各国都遵循国际规范，并建立了区域组织。受殖民史的影响，相对西方追求所谓超越国家利益的人权保护等，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把主权视为绝对的概念，全力以赴、坚定不移地追求国家利益。亚洲已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③亚洲有两个均势，却没有一个平衡手

亚洲秩序并非自成一体，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外部国家。中美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到了美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的作用；俄罗斯在地理上也可算作亚洲国家。美国偶尔会应要求担任力量平衡者的角色。比如，调解日俄战争；在“二战”中打破日本亚洲霸权企图。冷战期间构建了同盟之网来对抗苏联。亚洲秩序结构的演变牵涉众多国家。比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尼在中、美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成功地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韩国虽然夹在中、美、日、俄之间，但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其经济具有全球竞争力；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都认为朝鲜是造成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但是它一旦崩溃，引发的危险又会更大。

亚洲地域辽阔，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亚洲建立了各种多边集团和双边机制，但这些机构只处理单独的个案，并没有一套地区秩序的正式规则。其中最具规模、最重要的是东盟，但它又欢迎与所涉及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国家参与。亚洲没有像欧洲均势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印度最关注中国，将其作为重要竞争对手，而中国的比对目标则是日本和美国。一直到进入近代很久后，印度、俄罗斯、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帝国朝贡制度在亚洲仍然同时存在。东南亚国家尽管在治国方法上深受印度教教义的影响，但同时也接受中国自居为万国来朝之中心的理念。这些理念碰到了一起，亚洲实质上出现了两个均势，一个在南亚，一个在东亚，但二者都不具备欧洲均势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平衡者。

④崛起的亚洲，天生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挑战

亚洲国家都认为自己是“新兴的”或“后殖民时代的”国家。这些国家都坚信自己正在崛起，都认为自己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世界秩序将再次趋向平衡。但是，各国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大不相同，所以，不同国家在确定本国核心利益时，不同文化传统导致不同的国家梦想。尽管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挑战别国的主权和尊严，但许多国家都在同时追求树立国威，这给地区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动荡性。同时，亚洲各大国均储备了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武器，一旦发生误判，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亚洲的构成天生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挑战。它现有的秩序机制取决于大国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和追求，而不是力量均势体系。这些大国面临的考验是能否建立起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为众多既定利益的互动提供和平框架。

二、国别秩序史

中国：重回国际舞台中央，世界集体心情复杂

在亚洲所有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中，中国所持的观念最为长久、最为清晰、离威斯特伐利亚的主张最远。从古老的文明和传统帝国，到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再到一跃成为现代大国。中国的道路将对人类产生深远的影响。

1．文化的力量：几千年的独孤求败

自从公元前221年中国统一为单一的政治实体至今，中国居于世界秩序中心的理念深入民族骨髓。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一直是“我是世界的中心”的朝贡制度理念，每一个社会都是中国附属。所以“中央王国”在古代就从来没有外交部，只有管理藩属国事务的理藩院。直到清朝后期才成立外交部，新设的部门叫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管理蛮夷的，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外交没有半点关系。朝贡制度的目的是培育他国对中国的恭敬，而不是获取经济利益或以武力统治他国。历史上，中国一贯以攻心为上，主要靠自己的伟大文明成就让外国心悦诚服，偶尔也采取军事行动“教训”蛮夷。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都是逐步将它们“华夏化”。从五胡乱华到蒙元、满清入主中原，最终连他们的祖先发祥地都被“汉化”，变为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历史上文化力量最惊人的成就。中国并不刻意输出它的政治制度，而是愿者上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扩张不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潜移默化。

2．高冷拒绝，西方没有我想要的东西

近代，西方国家带着自己文化的优越感，试图将中国纳入欧洲的世界体系内，但中国先是回避，后来干脆坚决抵制。因为西方没有中国想要的东西。终于，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让中国猛然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得不签署条约，同意西方的要求。可耻的是，西方国家最终和中国摊牌时，要求开放自由贸易的产品显而易见是最有害的产品。但是，中国仍然坚持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对西方进行了顽强的拼死抵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取得了胜利，事后坚持签订条约，以取得它一直寻求的在北京派驻使节的权利。第二年，英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这次残酷的入侵逼得清廷万般无奈地同意在北京设立“使馆界”接纳外交使团。对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的对等外交的概念，中国虽然接受下来，但极不情愿。到了1863年，中国已两次败于“蛮夷”之手，而且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是借助外国军队才平息。然而中国还是紧抱着传统的观念不放。其实，这些争端的核心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到底是自成体系，还是和其他国家一样，是更大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

3．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所有人心情都复杂了 　

1912年，大清帝国寿终于翘辫子了，孙中山领导成立了中华民国。十年的军阀混战后，1928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加强了中央政府力量，尽力加入国际体系。然而日本开始谋求亚洲的霸权，占领了中国东北，对华发动侵略。虽然“二战”结束，中国成了战胜国，但又随即陷入内战和革命动荡中。至此中国的一切关系和传统都受到了挑战和破坏。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努力改造中国的古老文化，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虚弱和耻辱的元凶。他采用了超然的治理方式，又吸收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做法。

1958年，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来推动中国飞速实现工业化。1966年，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同时，中国还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处于对抗状态。1969年，苏联蠢蠢欲动。为遏制苏联，毛泽东开始出人意料地接近此前的头号敌人——美国。这提供给了其他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21世纪世界秩序的关系。1978年，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邓小平复出。他迅速推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释放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潜能。

中国凭借地大物博、无比强韧的文化和敏锐的政治触角，几千年来在亚洲发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与欧洲多样性平等国家组成的秩序观显著不同。中国本身就是某种世界秩序，或者是更大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中国的“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既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现代大国。中国既保持了君临“天下”的传统理念，也通过技术治国追求现代化。

被西方列强生拉硬拽拖进现代国际体系中，中国的心态非常复杂。一方面，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并接受现存世界秩序的规则。另一方面，中国怀着既爱又恨的历史记忆进入国际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它被迫接受国际“游戏规则”和“责任”。它并没有参与制定规则，因而期待自己成为规则的制订者，并或迟或早修订这些规则。中国一面等待着变革到来，一面在国际秩序中日趋活跃。它具有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潜力，并承担起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

日本：一直在超越，总被打得鼻青脸肿

作为一个地处亚洲本土之外的岛国，日本孕育了自己特有的传统和文化。日本民族和语言高度单一，自认为是神的后裔，对自己的独特意识有着近乎宗教般的狂热。而这种意识让日本可以随时灵活地调整政策以适应国家战略需要。比如，从完全闭关锁国突然转变为广泛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化；从悍然企图建立帝国转变为奉行和平主义，并重新崛起；从封建主义转变为专制主义政体，继而又接受民主制度；“脱亚入欧”又“脱欧入亚”后又转向全球秩序。日本始终坚信它的民族使命会因适应而加强。

1．第一次扩张：被中国一顿暴揍，打回原形

日本一直在吸纳中华宗教和文化，但从未对中国有称臣的义务。日本默认中国式的世界秩序，但实际上不肯正式明确地依附中国，一直游走于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边缘。日本孤悬海外，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进可攻，退可守”，在战略选择上具有足够的灵活性。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起了征服中国的野心。当朝鲜拒绝与丰臣秀吉合谋之后，日本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强大的日本军队轻松突破了朝鲜军队的第一线防守，迅速北上。当日本军队前进至平壤时，中国出兵相援，把日本军队赶到了汉城。5年毫无结果的谈判和惨烈的战斗之后，丰臣秀吉一命归西，侵略军撤回，秩序复原。中国的行动和400年后美国在朝鲜的遭遇惊人相似，但美国却没有汲取这个教训。这次对外扩张失败后，日本改弦更张，实行“锁国”政策，与世隔绝，拒绝参加任何世界秩序，所有欧洲人都被驱逐。

2．明治维新：迫不得已的大变革

1853年，美国舰队驶入了东京湾，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通牒”天皇，建议日本完全废除禁止外贸的古老法律。日方意识到这是对日本的政治和国际秩序观念的挑战。但看到美国舰队的火力为日本所望尘莫及，直接对抗“黑船”绝无胜算。“事出迫不得已”，日本满足了美国的几乎所有要求。敏锐地分析了物质和心理力量均势后，在保留主权的前提下，日本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和制度，科技、军事、贸易、国际准则，并通过明治维新，发展现代工业，培养现代化军队。不过，日本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摆脱外国统治。此后短短几十年内，史称“明治维新”的大变革就使日本最终一跃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现代大国。

3．与西方结盟：为了把盟友赶出亚洲

日本为了和中国争夺影响力，染指清朝朝贡国琉球国，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战后，日本割占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吞并朝鲜，中国失去了对朝鲜的宗主权。1902年，日本与英国建立军事联盟。这是一个亚洲国家和一个西方强国订立的第一个正式军事联盟。英国是为了抗衡俄国，而日本的目的则是要打败俄国，以图朝鲜和满洲。两年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罗斯帝国。这是现代西方国家第一次败于亚洲国家之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加入了协约国一方。日本成为了近代第一个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非西方一员。但有一点重要的区别：在日本一方，与西方列强结盟不是因为日本与它们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而是为了把它的欧洲盟国赶出亚洲。

4．第二次扩张：被全世界干蒙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和金融危机导致天下大乱，欧洲疲敝，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日本趁机扩张，进而建立在亚洲的霸权。1931年日本夺取了中国满洲，1937年向中国宣战。日本提出“亚洲新秩序”口号，后来又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企图称霸亚洲，进而建立自己的反威斯特伐利亚的势力范围。又是美国领导全世界阻挡了日本计划的实现。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最终向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5．日本的未来：“正常国家”怎么定义？

“二战”惨败后，为重振国家，日本采取美国优先政策，宣布放弃战争，颁布新宪法，宣布坚持宪政民主的原则，与美国结盟友，再次加入到了国际体系中。战后的日本经常被描述为新的和平主义，其实这是日本对战略形势审慎评估的发展道路抉择。与此同时，日本把“非军事”地位变为实现国家长期战略目标的手段。通过与美国签署共同安全条约来保障国防安全，全力以赴地重振经济。冷战期间，建立了日美关系框架后，日本又着手发展了日本独立的军事能力。这一系列战略安排，让日本摆脱了冷战的竞争，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日本加入了发达国家的民主阵营，但又置身于意识形态斗争之外。“二战”结束20年后，日本成为远东第一大经济强国。

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面对当今国际力量均势的重大变化，日本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希望拥有自己的军队，并推行积极结盟政策。对亚洲地区秩序来说，重要的是“正常”该如何定义。日本的分析将着眼于三个选项：继续依赖与美国的盟国关系，适应中国的崛起，采取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三个选项最终会怎么选，取决于日本对全球力量均势的估计和对现实的判断，而非传统的同盟关系，这其中关键的因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走向。

印度：被西方侵略整成了现代国家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长期处于不同世界秩序的交叉点，既受世界秩序变化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世界秩序的变化。西方对印度侵略，把一个伟大的文明重塑成为了一个现代国家。

1．超然的文化：想侵略我你就别犹豫，放马过来受我一拜！ 　

古印度对世界很多地区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佛教几乎传播到了整个亚洲，印度教的艺术和治国之道影响了泰国、印度支那以及更远的地方。当印度分裂时，侵略者、商人和修行者蜂拥而至。印度则以超然的态度，忍受了带来的破坏，最终把他们的文化收归己有。中国一直成功地同化入侵者，但印度并不企图使入侵者皈依，而是泰然自若地接受。印度对外来的所有东西照单全收，但从不特别尊崇。根据印度教的宇宙观，统治世界秩序的是无尽的轮回。面对一波波的入侵者，印度都把它纳入轮回，归为尘埃。印度教强调要超越战争，而不是避免战争。这并非拒绝道德，因为眼前的问题才是首要的，而印度人永恒的概念会给人以最终的慰藉。甘地认为这是印度的“精神宝典”。

2．从没国家概念：侵略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

印度教的永恒与尘世虚缈不实的观念，给了世俗统治者以极大的行动空间。孔雀王朝的大臣考底利耶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据传，考底利耶将他的战略和外交实践编成了一部《政事论》，对印度的治国术做出了全面的论述。考底利耶认为国家更大的责任是追求自身利益。外交上，考底利耶与中国兵法家孙子见解一致，他认为最迂回的方法经常是最明智的。但是，考底利耶的平衡并非是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政事论》是实现征服的指南，而不是建设国际秩序的指南。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一了印度，不久，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印度分裂成为互相竞争的几个王国。

几个世纪后，印度一度恢复了统一，但是，当伊斯兰教在7世纪兴起时，印度再次陷入了分裂。此后近千年间，印度一直被侵略，外来的宗教也都想争取它的皈依。外来者来到印度大平原，先后建起了众多五花八门的土邦。征服者之间互不相让，但谁也无法一家独大。16世纪莫卧儿人统一了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在莫卧儿帝国中，突厥人、蒙古人、波斯人、印度人各有特点，而英、法、荷兰和葡萄牙的私营公司也都想从中分一杯羹。因此，英国人曾说过，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未有过一个印度。印度甚至从未有过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国家，即在国土、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拥有统一的国家……以为印度能成为国家就像指望将来欧洲各国被一个单一的国家所取代一样异想天开。

3．独立的印度：没有利益，谁结盟呀？

1857年，伦敦宣布把印度置于英国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这在实现印度的统一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来，“圣雄”甘地号召印度民众发动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被认为是反对帝国力量最有效的方法。印度人用他们在英国学校学到的自由思想来反对殖民统治者，证明自己独立的正当性。印度建国初期的领导人和美国国父一样，把国家利益与道德正确性等同起来。但后来，印度只遵守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原则，对促进民主和人权却并不感兴趣。

基于国家利益，印度的外交采取不结盟政策，不结盟的内容与均势体系中“平衡者”的政策有所不同。印度不会向弱的一方倾斜，也不想操纵国际体系。换言之，印度对强权政治采取中立超然的态度。所以，印度超然于冷战之外，只要不涉及国家利益，印度均不做表态。尽管如此，印度还是在1962年和中国发生了边境战争，并和巴基斯坦打了4场战争。印度的不结盟运动，与全球和地区级的秩序概念相一致，符合正统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尼赫鲁把印度的理念定为来自印度的哲学概念“Pancha Shila”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4．印度的未来：作为一个重要支点，刷存在感 　

冷战结束后，印度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印度与世界各国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增加的同时，印度加强了军力，包括海军力量和核武器的储备。未来，印度还会超过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但是，印度遭受的千年的入侵及殖民统治，遗留了诸多问题；印度与其近邻，尤其是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和中国的复杂关系；印巴分治后边界争议导致的族群暴力、军事冲突和恐怖分子渗透；印度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等。这些结构性因素，将制约印度在世界秩序中所起的作用。印度传统的不结盟立场也阻碍了它与美国建立全球性的关系。今天的印度的目标是在次大陆及周边建立起以均势为基础的地区秩序。印度为了提高它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战略地位，又不得不加深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强势的莫迪当选印度领导人后，印度应该会更加积极地追求它传统的外交政策目标，在印巴冲突或对华关系等问题上开辟新的努力方向。总之，无论形势如何演变，印度都将是21世纪秩序的一个支点。

伊朗：最反美的什叶派国家

伊朗有着古老而辉煌的历史，同时也有着最悠久、最连贯的国家意识。伊朗继承了波斯帝国的艺术和文化，有先进的官僚制度和庞大的军队。波斯君王是“万王之王”，代表着一种形式的世界秩序。虽然从亚历山大大帝到早期的伊斯兰军队，再到后来的蒙古人，对波斯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征服之战，但波斯人骨子里仍然保持着独立，维持着自己特有的世界观。与此同时，波斯形成了一整套缜密的外交理念。波斯接受了阿拉伯征服者的宗教，但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新秩序注入了原波斯帝国的文化遗产。最终，波斯成为伊斯兰什叶教派的人口和文化中心。

1．功夫再好，也要菜刀——霍梅尼革命的双重挑战 　

1979年，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作为反对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革命的“最高领袖”返回伊朗，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对整个现代世界秩序发动了攻击。霍梅尼的理念认为，国家不是合法的实体，而是宗教斗争的武器，宣称所有的现行政治机构都是“不合法的”非伊斯兰产物。霍梅尼认为，要创立真正合法的世界秩序，第一步是要推翻伊斯兰世界的所有政府，代之以“一个伊斯兰政府”。1979年4月1日，霍梅尼宣布，在伊朗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政治制度，标志着“真主政权的诞生”。

这个政体与任何其他的现代国家都有所不同，一旦政府是遵照真主意志建立的，那么持不同意见就不再是政治上的反对，而是渎神的行为。伊朗出现了对国际秩序的双重挑战。伊斯兰运动控制了国家，但同时又行使它“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权利和特权。伊朗的神权政治一方面利用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保护，另一方面却多次宣称要消灭这个体系。居于权力结构最高点的阿亚图拉不仅是伊朗的政治领袖，而且也是“伊斯兰革命的最高领袖”和“伊斯兰乌玛及被压迫人民的领袖”。

1979年，伊朗劫持美国使馆人质，严重违反外交豁免原则。1989年霍梅尼发布追杀令，判处英国作家萨曼?拉什迪死刑，以此宣称自己掌握着全球的司法权威。伊朗一边为真主党和马赫迪军等非国家的民兵组织提供支持，一边又与这些组织的敌对国家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为了推动伊斯兰革命，伊朗政府准许什叶和逊尼两派共同合作，以推动更广泛的反西方事业。但什叶派同时认为代表马赫迪（伊斯兰教中的救世主）行使至高权力的是伊朗最高领袖。这也是什叶派和逊尼派兄弟相杀的重要分歧点。

2．人在江湖漂，哪能没有刀——“伊核问题”

“伊核问题”关系到全球不扩散制度中的漏洞，也关系到在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发生核军备竞赛的可能性。自2006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6项决议，要求伊朗停止其铀浓缩计划。为此，西方与伊朗展开了长时间的谈判。对世界秩序的不同看法也反映在了双方的谈判上，对西方来说，问题的核心是能否找到外交解决办法，或是否有必要采取军事措施。在伊朗，核问题却被视为围绕着地区秩序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斗争的一个方面。总之，伊朗历史上对国际秩序有三种不同态度。一是霍梅尼革命之前，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之下追求国家利益。二是帝国的传统，自视为世界的中心，努力消灭周边国家的自主权。三是打“圣战”的伊朗。

沙特：左右为难的西方盟友 　

沙特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既是部落性质的君主制，又是一个伊斯兰教神权政体。沙特的麦加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数百年来，沙特根据伊斯兰教教义，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执法依据，治理这个伊斯兰教无比神圣的圣地。每年同一时间，几百万穆斯林从世界各地涌到沙特的麦加朝觐。朝觐使得沙特具有独特的宗教重要性。同时，巨大的石油蕴藏量又使沙特成为这一地区的首富。四周邻国的贪婪也许有一天会转化为对沙特征服的欲望。沙特在自己社会习俗范围内领导社会和经济变革，防止了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同时又避免了改革过快而影响社会稳定。沙特的能源和伊斯兰大国地位为各方看重。所以，外交上沙特奉行独立自主、温和务实政策，小心谨慎、避免出头。将发展与美关系放在外交首位，重视发展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一方面，沙特加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张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另一方面，沙特国内又存在着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子孙之一本？拉登创建了基地组织，进行全面“圣战”，围绕世界秩序与西方展开了生死存亡的较量。沙特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系于和西方的关系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然而，沙特又无法偏离正统的伊斯兰教。为了对付激进的伊斯兰教普世主义，沙特通过资助瓦哈比派信条的宗教学校，履行了穆斯林的义务，同时也作为可进退的选项。但是这一政策助长了“圣战”的狂热，最终又会对沙特构成威胁。伊朗的坐大和“穆斯林兄弟会”的上台执政，让沙特将面临两种地区内战：现代国家的伊斯兰政权与“圣战者”之间的内战；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内战。在这场争夺的背后还有另外两场较量：

一是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和利比亚政权，同时施加压力，要实现“改造大中东计划”。

二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再起。

对沙特来说，与伊朗的冲突关系到君主制的存活、国家的合法性乃至伊斯兰教的未来。如果沙特判断美国不靠谱，那么它很可能会试图把另一个外部大国拉进中东。

俄罗斯：我不当大哥好多年 　

对欧洲来说，俄罗斯这头北极熊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横跨欧亚两块大陆，地理上与欧洲很近，彼此文化相通，但又始终与欧洲“爱”不起来。俄国是欧亚两个均势的组成部分，但又很少对国际秩序平衡做出贡献。如同一个我行我素的顶尖高手，俄国总是发动战争，但是当欧洲均势出现不稳定时，它又会出手相救（曾经干倒过瑞典查理十二世、拿破仑和希特勒等）。俄国始终按自己的节奏做着各种扩张运动。西欧人的眼中，俄国人组合了拜占庭人的讲究和游牧部落的粗犷凶悍，混合了东罗马帝国的礼仪与亚洲的野性。对这个重塑欧洲秩序的巨大国家，西欧人既尊敬又害怕。

1．挑战欧洲秩序：就想打你，与你无关？

俄国的专制体制、辽阔的疆域、全球扩张野心以及它的不安全感，这一切均暗示着对基于均势和克制之上的欧洲传统国际秩序概念提出了巨大挑战。具体表现在：

其一、俄国在欧洲地位和对欧立场模糊不清。当查理大帝拆散帝国时，在俄罗斯国家摇篮——基辅地区（今天的乌克兰首都），统一的古罗斯民族建立起了自己的“俄罗斯人的家园”。这一联邦虽然在地理上离欧洲很近，但由于没有经历过罗马帝国的统治，始终对欧洲若即若离。

其二、俄国宗教与文化和欧洲相通，但又始终与欧洲大陆的历史趋势相悖。俄国虽然信奉基督教，但听命于东正教会。俄国横跨欧亚，但又老是和欧亚大陆闹别扭。

其三、俄国历史进程一直与欧洲大陆不同步。13世纪俄国遭到成吉思汗的侵略，基辅被夷为平地，蒙古鞑靼人对俄国压迫长达两个半世纪，之后俄国人又忙着为了统一国家而奋斗。西欧历史进程上所发生的关键大事，并未给俄国人带来太多影响。

其四、俄国的国家观念和政治哲学，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概念背道而驰。如，欧洲的均势和限制权力VS俄国的绝对意志，欧洲的国际秩序平衡机制VS俄国的倾其资源扩充领土观念（1552-1917年，俄国每年平均扩充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其五、俄国一直保持自己与西欧不同的独特的政治合法性观念。俄国沙皇作为“上帝化身”，其权力含有固有的正义性、不可抗拒性。这与欧洲国家逐渐建立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的新观念截然不同。

2．哥体格太大，所以必须专制

极端专制制度是维系俄国庞大领土完整的唯一治理制度。俄国的中央集权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效率，以换取路途遥远的损失。可以说，独裁是保证俄制度运转的前提，换了其他任何一种政府形式，都会彻底毁掉俄国。沙皇与中国皇帝的区别：沙皇靠的是严酷，而中国皇帝统治靠仁政。沙皇是抵御环伺之敌的象征，而中国皇帝是优越的中华文明表率。彼得一世曾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改革，把西欧的军事、科学、教育、新闻、历法等体制引进到俄国，并把首都从莫斯科迁移到邻近欧洲的圣彼得堡。叶卡婕琳娜二世则大力推行过所谓“开明专制”，让俄国迎来了一段文化成就辉煌、不断开疆拓土的历史时期。但是，由于俄东方化的绝对君主专制和封建农奴制被进一步强化，尽管军事扩张后离欧洲越来越近，俄国却与欧洲的政治发展方向相去渐远。

3.从扩张到冷战，累到无力抵抗 　

俄国曾卷入欧洲的“七年战争”，成为西欧均势中的一方，但它来也匆匆，去匆匆，突然退出了战争。拿破仑时期终结后，沙皇又回来了。维也纳会议召开时，俄国已经是欧洲大陆上的大号强国之一。沙皇亚历山大率军亲征，一路打到巴黎。为了庆祝胜利，俄在法国首都举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阅兵式，16万俄军列队展示了自己强壮的肌肉。随后，沙皇亚历山大代表俄国亲自出席维也纳会议，并设计了新世界秩序的蓝图。他所提出的救世主式的构想，对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均势概念提出了挑战。

20世纪20年代，欧洲第一波共产主义运动多数被镇压，但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了，建立了苏联。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了中立条约，把北欧和东欧分割成了苏联和德国的势力范围。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发动了侵略，苏联进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注入了俄罗斯帝国情怀，再次唤起了俄罗斯精神。斯大林深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战争，因此“二战”结束顶多是休战，他认为希特勒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代表，而不是这一制度的异类。斯大林认为，东西方关系是两种对立的世界秩序观之间的竞争，国际事务就是“两个世界级中心”之间争夺优势的斗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球竞争不可避免，而且最后只有一个赢家。

“二战”后，斯大林的原则是“谁占领了领土，谁就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军队推进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没有其他选择。”新的超级大国苏联在东欧建立了新的国际、社会和政治框架。1948年，斯大林切断了通往柏林的道路。西柏林基本上只能靠美国空运物资过日子。随着北约的建立，“冷战”开启。美苏所领导的两大阵营努力压制对方，整个世界危机四伏。国际秩序已演变为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均衡。如果一方消失或者置身事外，均衡便不复存在，对方则将占据统治地位。

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模式逐渐运转不灵，并陷入无法取胜的军备和技术竞赛。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苏联无法维持现行路线，想用改革概念对抗美国，但低估了苏联制度的脆弱性。很快，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下。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荣光不再，似乎一直在“休克治疗”。前不久的乌克兰问题，俄罗斯又添新伤，其实，俄罗斯不当大哥已经好多年了。欧洲一直努力地欢迎俄罗斯加入其国际秩序，但又奋力地维持自己不被这个大个子的拥抱所压垮。

美国：为了全人类，“想打谁就打谁” 　

纵观历史，美国的世界秩序角色却很矛盾：一边扩张，一边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全球管事却矢口否认国家利益动机；身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对外交往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在美国看来，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需要得到救赎，同时，这些地方对美国也含有潜在的敌意。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美国建国之初，尽管宏图远大，但因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反而觉得外交政策可有可无。在取得大国地位之后，这些习惯仍然根深蒂固。美国曾三次采取果断行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挽救了国际秩序。在每次行动中，美国都成功维系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均势体系，但又指责这一体系正是战争爆发的源头。

1．门罗主义：我的地盘我做主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熟稔欧洲的均势。独立战争中，美国与法国结成同盟，然而当法国发生革命，试图称霸欧洲时，美国却对此没有兴趣，同盟关系随之松散。1823年美国提出“门罗主义”，声明整个美洲不允许外来殖民。门罗主义防止了欧洲均势政策染指西半球，但是美国这样做却没有与任何拉美国家协商。美国人赋予它另一种说法：遵从天命。整个19世纪，美国顺利地实现大幅扩张。“马上建国，下马治国”，每完成一次扩张，美国又立即回到国内建设上来。南北战争是美国经历的全面内战，美国当时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但战争结束后，军队几乎全部解散。因为此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超然中立，拒绝卷入任何外部纷争。当西班牙帝国的古巴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时，美国认为展示大国能力和意志的时机已经到来。1898年美国宣布对西班牙开战，第一次在海外与另一个大国兵戎相见。战争的结果是美国把西班牙帝国赶出了加勒比海，占领了古巴，吞并了波多黎各、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开始涉足大国政治，卷入全球争斗。从此，美国的行动跨越两个大陆，成为最重要的全球秩序参与者。

2．罗斯福推论：“说话温和，手持大棒”

西奥多•罗斯福在“门罗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罗斯福推论”，我理解的书中意思是美国有权先行干预其他西半球国家的内部事务，以纠正不能容忍的“恶行或无能”。自此之后，美国给自己扣了一顶帽子“世界警察”，好维护世界秩序的任务，其他大国的行动必须得到美国的认同。在西半球，巴拿马运河在本地区的军事冲突中赋予了美国决定性优势。在亚洲，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罗斯福起初欢迎日本的军事胜利，但当日本全面超越沙俄的地位时，罗斯福又吓得哆嗦赶紧改变了主意，马上又去支持沙俄。美国调解了这场冲突，通过抑制日本的扩张，防止了沙俄的崩溃。在收到关于日本“主战派”的威胁性情报后，罗斯福派出16艘军舰进行“环球演练巡航”，展示强大的海军力量。美国一方面向日本炫耀自己的全副武装，另一方面对日本尽可能地给他面子。用罗斯福最喜欢的谚语说，美国应当“说话温和，手持大棒”。在大西洋方向，罗斯福主要担心德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野心以及英国维持欧洲均衡能力的削弱，他想控制德国和英国的实力均衡相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退休的罗斯福呼吁美国及早参战，以防威胁蔓延至西半球。

3．威尔逊主义：我代表了世界良心 　

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获得美国大选胜利，他把美国的宏图大略转变成了适用于整个世界的行动计划。美国加入“一战”，打着道德普世性旗号。威尔逊宣称美国参战不是为了恢复欧洲均势，而是为了保护民主。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内制度应该是各国的制度，也将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础。威尔逊倡议设立国际联盟。他认为在这一世界组织监督之下，权力将臣服于道德之下，武力将受民意指挥。他所谓的“权力共同体”是一种后来被称为“集体安全”的新概念，但是，威尔逊所说的“权力共同体”，与传统的国际政策中的同盟不同。国际联盟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反对一切军事侵略。它针对的不是具体问题，而是对准则的违反，而各国对准则的定义各不相同，因此这种集体安全的运作是不可预测的。在国际和平和安全遭到最严重威胁时，集体安全已经多次被证明运转不灵。直到现在，完全符合集体安全概念的军事行动计划只有朝鲜战争和海湾战争，而且，这还是联合国在美国威胁将采取单边行动前提下做出的决定。这与道德共识没有多大关系。不过，威尔逊的遗产已经塑造了美国人的思维，美国领导人经常把集体安全与联盟混为一谈。

4．小罗斯福的新秩序：大哥要起带头作用

“二战”爆发，美国战时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合签署的《大西洋宪章》达成的八项“共同原则”，提出了对法西斯国家作战的目的和进步民主地重建战后和平的目标。同时，还提出了国际裁军计划，推动最终“放弃使用武力”和“建立一个更普遍、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这反映出罗斯福对国际和平基础的看法比威尔逊更加宏大。罗斯福相信国际新秩序应建立在个人信任基础之上，虽然战后苏联对建立战后国际秩序造成障碍，但罗斯福还是对斯大林寄予厚望。罗斯福既不支持势力均衡，也不赞成帝国复辟。他公开号召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则，要求主要大国（即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等“四大警察”）共同努力，并希望美国和苏联尤其要起带头作用。

5．冷战秩序战略：为了自由，要以德服人

“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具体落实了罗斯福的愿景，创建了“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将威斯特伐利亚方案和维也纳和会相结合，重新确立国际秩序。联合国大会实行“一国一票”，通过安全理事会实现集体安全，指定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再加上九个轮换国家，安理会被赋予“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但实践证明，在争议问题上，联合国缓和不了分歧，反而可能永远固定分歧。比如东西德国的分治，西柏林最后基本上只能靠美国空运物资来维持。杜鲁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倡议，1947年的希腊—土耳其援助计划和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及时恢复欧洲经济健康。到1949年创立北约，美国通过北约确立了实力地位，完全主导了国际新秩序。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又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将联盟体系扩展到东南亚，又通过巴格达条约组织扩展到中东（1955年）。美国认为自己加入冷战斗争，不是为了跟苏联开展地缘政治竞争，而是要为自由世界发起道德攻势。别国图“私利”，而美国有“原则”和“天命”，这种暗示和（美国）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新鲜的是，美国在这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不再置身事外，而是成了领导者。

6．朝鲜战争：战神只是一个传说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政府认为，这是中苏实施的侵略行动，于是决定进行抵抗。朝鲜战争的起源实质上是共产党国际秩序内争夺主导地位的三角博弈。斯大林想把中国拖入边境危机，对中国形成一定牵制，并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到亚洲，而金日成得到了斯大林的鼓励。1950年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北朝鲜大败。美军对是否越过“三八线”有所犹豫，当时还有其他选择，比如在平壤至元山一线停止前进。而毛泽东也认为，如果美军停留在平壤至元山一线，中国军队就不必立即进攻，可当时华盛顿有点晕了头竟然批准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允许他一直推进到中国边境。历史一次次地告诉中国，朝鲜一直是他国入侵中国的通道。毛泽东深信，一旦美国在鸭绿江沿岸驻扎下来，下一步便是进入越南，完成对中国的包围。所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参战，强大的中国志愿军非常腻害，迫使美军无奈从鸭绿江撤退逃走。

美军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想报仇挽回败局，并向政府求救增援，要使用各种战争手段，包括空袭中国本土，而杜鲁门总统对败军之将麦克阿瑟再难信任，更不敢去打中国，赶忙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最后，战场前线稳定在了战争开始的地方——“三八线”附近。中美开始进行谈判。两年之后双方达成了解决方案，和平持续至今。战争的结果是一场平局。杜鲁门政府认为，美国战略重点是遏制苏联，所以与中国的作战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战争最大的输家是苏联。它失去了盟国的信任，播下了中苏分裂的种子。而中国为了支持一个不可靠的盟国，失去了统一台湾的机会。美国失去了“二战”后一直享有的不可战胜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方向感。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者学到了经验，即把美国拖入不确定的战争会削弱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

7．越南战争：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按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一国陷入共产主义，其他国家也会跟着陷落。肯尼迪政府深信北越袭击南越是中苏在全球争夺主导权的前奏，美国必须出动军队进行抵制。所以，越战中，美国投入了50万军队。美国打算消灭北越武装和部署的颠覆南越的力量，以促使北越进行谈判。所以，美国一方面与北越主力打常规战，另一方面与越共游击队打丛林战，还要在这个数世纪以来不知自治和民主为何物的地区大搞政治工程。但是，美国却从未制订过一项终止战争的计划。在欧洲使用的遏制原则在亚洲证明并不奏效。南越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阮文绍将军政变，崛起为南越总统（白宫默许），但南越却未能成为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冷战的号召是支持全世界的民主和自由，但毁灭性武器可能造成无法接受的平民伤亡的估算动摇了美国领导人的自信，也动摇了民众对领导人的信任。当遏制政策运用于亚洲时，不发达国家脆弱的政治架构带来的腐败，也让这种共识陷入困境，尤其是越南战争。一波一波的民众抗议和媒体批评的浪潮，让美国国内有关越战的争论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伤痛。“水门”事件后，美国国会对援助实施严格限制，切断对南越所有援助，最终北越军队统一了越南。美国第一次输掉战争，也失去了推进国际秩序观的思路。

8．尼克松的愿景：没有永远的敌人

在尼克松的国际秩序愿景中，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将在非正式承诺的基础上运行，都以克制的态度追求自己的利益。它们的雄心和克制相互交织，形成了均衡。在尼克松的“大国一致”中的两个国家其实是美国的敌对国家：苏联和中国。尼克松宣布放弃挑动均势中的一方斗另一方。尼克松认为，地缘政治平衡的迫切性超过了意识形态纯洁性的需要，这一认识与中国不谋而合。1971年，中美之间展开秘密谈判。1972年尼克松访华，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因此，美国与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比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尼克松认为，美国如果逃避其国际责任，那么它在国内肯定也会失败。因此，他通过编写世界现状年度报告，确定总体战略，公开向其他国家表明美国的战略方向。在建立国际秩序的地缘政治方面，尼克松结束了越南战争，对华打开了大门；与苏联举行了峰会，还与苏联盟国埃及紧密合作；在中东促成了两份脱离接触协议；启动了欧洲安全会议。这些策略成果把美国的愿景与世界均势联系了起来。

9．结束冷战：才出冷穴，又入火坑

罗纳德•里根总统对美国制度的优越性高度自信，正值苏联衰弱，里根把美国关于权力与合法性的各种力量整合起来向苏联发起挑战，使其陷入无法取胜的军备和技术竞赛。同时，里根又重提威尔逊的道德主义，激发了美国的强大精神动力。对里根来说，美国作为辉煌的山巅之城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真实存在，因为他决心把它变成现实。冷战以苏联的崩溃结束，清理冷战的断壁残垣的任务落在了老布什总统的肩上，布什决定不在苏联崩溃时落井下石，当柏林墙倒塌时，布什拒绝前往柏林去庆祝苏联的失败，这也使得德国统一之路更加顺畅。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通过联合国组建了志愿联盟，击退了伊拉克的侵略。一旦达到联合国的授权界限，布什就停止了军事行动。布什的处事方式既维护了美国的原则，也保留了最终走向合作的前景。美国希望的以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开始确立。比尔•克林顿总统则将自己的外交政策理念描述成“扩大”而不是遏制，但当他试图以中国制度的调整作为条件发展经济关系时，遭到中国的断然回绝。最后，克林顿的“扩大”理论遭遇了“圣战”运动。随着“9.11”事件，国际恐怖的挑战走上明面。冷战结束了，但世界进入了又一个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时代。

10．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总是踏进同一个泥潭

“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的领土被袭，小布什总统宣布了抗击“圣战”极端主义的全球战略，通过承诺支持民主转型来巩固现有国际秩序。北约第一次使用了《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很快，塔利班被赶下台，阿富汗成立过渡政府。美国及其盟国的作战目标好像已经实现，工作重心转向了“重建阿富汗”，但这些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工作，又让美国陷入了泥潭。阿富汗从未被单一政权连续施政过，国家行政基础非常薄弱。试图建立透明、民主、在安全环境中运转的阿富汗中央政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2008年上任的美国新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决心结束战争，设立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虽然阿富汗战争让阿富汗民众实施了选举制度，美国也实现了寻找和除掉本?拉登的目标，然而该地区的前景依然充满挑战。美国撤出后，阿富汗政府的政令出不了首都，在外部力量的干涉与影响下，独立的阿富汗与地区政治秩序能否相容，不得而知。

伊拉克是一个类似的先例。1991年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要求伊拉克销毁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存，但伊拉克一直实质性地违反决议。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拉克解放法案》，宣称帮助伊拉克促成一个民主政府，取代萨达姆政权，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美国把强制行动当成了传播自由和民主工程的一项内容。但是，要在伊拉克的逊尼派与什叶派长期冲突的环境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非常困难。再加上邻国政权的坚决反对和美国国内争论不休，使得伊拉克的多元民主成了一项永无休止、胜利无望的事业。美军撤出之后，伊拉克成为地区各教派争夺的主战场，加上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崛起，伊拉克再次陷入无休止的动荡。关于“越战教训”的痛苦讨论结束30年后，同样严峻的困境再次出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两场冲突都源于国际秩序的瓦解，对美国而言，两场冲突都以美军撤出而告终。

11．理想与现实之争：纠结的美帝

美国认为自己在“二战”之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诸如，重建欧洲、创建北约、与中国合作、设计开放的世界贸易制度以及技术革命等。其中，美国的理想主义和例外主义是其建设国际新秩序的动力。但是，承担国际责任的前提是国内支持。美国的国内辩论经常被描述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对美国和世界来说，两者之争的结果也许是：如果美国不能二者兼顾，二者都会落空。

第二部分　当代世界秩序的核心问题

历史不会重演，但却往往惊人地相似。《世界秩序》这本书在探讨国际秩序多样性及其起源问题的过程中，基辛格融入了自己经典的“基氏”秩序学说，全面描述了当今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他认为，不同玩法和不同秩序观，乃是当前世界秩序的最大特征。同时，基辛格也指出了当今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修正现存国际秩序的观点以及中美两国秩序观的异同和未来演进的选择。

问题一、当今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特征之一：当代世界秩序起源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基辛格认为，世界秩序的最初基石是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的，而这个体系则是由“三十年战争”的结果以及战争中以法国红衣主教、首辅大臣黎塞留为代表的政治家们共同促成的。在“三十年战争”中，在统一信仰和抢占战略优势之间，以法国为代表的许多君主选择了后者。黎塞留（1585-1642）第一个意识到国家利益要高于政治理想。这位天才提出了基于均势、强调中央集权的治国韬略和外交政策新概念。黎塞留最先在欧洲运用了均势原则，他把保持中欧的分裂看作是法国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因此，他一边清剿国内的新教徒，一边却支持德意志的新教诸侯同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对抗。直到1871年俾斯麦成立德意志帝国为止，保持中欧处于分裂状态，始终是法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战争之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奠定了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有两大特征：一是不寻求彼此强加给对方的宗教原则，不干涉别国的国内秩序，以多样性作为起点，吸收多个社会共同寻求和参与构建国际秩序。二是鼓励冲突各方建立平衡和达成妥协，使彼此敌对的国家根据国际准则和集体监督而实现共存。但是，到了当代，西方大国抛弃了前一个特征，试图将西方秩序和意识形态强加给非西方国家，而新兴大国又不愿意接受后一个特征，认为这是非西方压制它们崛起的借口。

特征之二：权力与合法性的转移是世界秩序转变的两大要素。

基辛格认为，世界秩序反映了一个地区或一种文明对它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正安排和实力分布的本质所持有的理念。世界秩序的平衡需要两个条件：合法性与权力。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的平衡极其复杂。对秩序的合法性达成的共识，并不能预防竞争或对抗，但能确保竞争或对抗有序调整。均势本身并不能确保和平，但若是运用得当，也可以限制根本性挑战的规模和频率，并抑制其成功的机会。基辛格认为，只有实力而缺乏合法性的体系，只能自我毁灭；仅仅主张道德而缺乏执行力的秩序，也只有自我解散。地理范围越小，文化观念越一致，达成可行的共识也就越容易。如何将迥然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塑造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共同新秩序？基辛格认为，首先要从相互了解开始，比如1971年的中美两国。此前，经过20年的敌对，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是一片“神秘的土地”。

特征之三：“同盟”与“大国一致”是维护和追求均势的重要手段。

基辛格认为，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会议达成的机制，构成了均势体系的重要支柱。均势是维也纳会议取得的重大成果，两大同盟——四国同盟（英、普、奥、俄）和神圣同盟（普、奥、俄）——是维护均势的两根重要支柱。“四国同盟”：英、普、奥、俄结成了“四国同盟”，这个同盟的目标是剿灭任何对领土秩序提出挑战的国家。“神圣同盟”：沙皇提议建立俄、奥、普“神圣同盟”，以防范对一国国内体制的威胁，同盟中大多数国家同意维持基督教原则。然而，由于这一权力只能集体行使，所以，奥、普最后却借它来抑制俄国旺盛的精力。“大国一致”：定期召开同盟国政府首脑参加的外交会议，制定共同目标，以对付新出现的危机。这个机制虽不能保证大家看法完全一致，但可以保证化解一些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危机，不至于引起大国战争。国际秩序的生命力体现在合法性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平衡。权力与合法性如果平衡得当，行动就会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同盟”是为了确保共同安全而相互之间建立起来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可以借助他人的权力资源来追求均势。但由于大家都知道对方的底细，炫耀权力基本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但是，一旦均势被打破，束缚也随之消失，各种贪得无厌的诉求和狂人就会纷纷出笼，继而天下大乱，直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体系。会后，19世纪的欧洲五大国也经常改变结盟对象，以此阻止任何一个国家主导欧洲大陆。本应成为竞争对手的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三国，实际上也推迟了日益迫近的地缘政治冲突。直到1848年，欧洲革命撼动了维也纳体系的国际秩序合法性，体系重心开始向权力要素一侧倾斜，均势成了为争夺霸主地位做准备的一项条件。而英国作为平衡者的角色也就越来越重要。

特征之四：世界秩序建立在各种文明和制度的不同渊源的基础之上。

基辛格承认，迄今为止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国际秩序”。秩序首先是通过对内统治而建立的，帝国权力所及之处，也是和平所及之处。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各种文明都曾有过自己的国际秩序定义，把自身视为世界的中心，将自己的原则视为世界的普遍价值。由于历史演变和地理限制，以及当时科技不能保证各地区充分互动，各个地区的世界观概念仅适用于政治家当时已知的地理范围。因此，大家都把自己的秩序视为独一无二的、合法的、标准的人类社会模式。

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把周边看作“夷狄”，而罗马帝国则把周围称为“蛮族”，称自己为“世界中心”。这也是东方和西方关于世界体系概念的起源。早期的伊斯兰世界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政治实体，要将其教义扩张到各地以形成世界秩序。构成欧洲文明的混合体经常是个不稳定的组合。中世纪欧洲神权政治体系解体后，开始组成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为近代意义上国际体系的开端。　　这些不同类型的世界秩序观在当代世界依然发生深刻的影响。

典型案例：阿以冲突：两种世界秩序观共存的问题。中东几十年的阿以冲突，引发了三场常规战争和无数次非常规军事冲突。阿以冲突牵扯到一系列问题，主要涉及三方关系：以色列对安全和认同感的追求、巴勒斯坦人对自治的渴望，以及四周阿拉伯国家政府对符合其历史性宗教诉求的政策的摸索。另外，宗教极端分子宣称只有“圣战”才能结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伊朗则呼吁灭掉以色列。一些阿拉伯领导人也曾经试图超越宗教信仰冲突，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但都遭到了暗杀。以色列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而阿拉伯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伊斯兰教意识的角度看待国际秩序。所以，这实际上是阿以双方的两种世界秩序观之间能否共存的问题。

特征之五：东西方秩序观存在巨大差别，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和发展进程必然影响世界秩序。

非西方国家在当代国际秩序中始终处于边缘和底层。它们没参与制定的规则凭什么要遵守？基辛格在书中提醒西方，世界广大地区实际上从未赞同过西方秩序观，只是默默地顺从。进入21世纪以来，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大面积崛起，西方关于民主、人权、国际秩序的理念受到多样化解释的挑战。比如，刚摆脱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就自然而然地把主权视为绝对的概念，而对人权、民主等西方的超国家概念不怎么感冒。新兴国家积累巨大实力资源后，不再需要默默顺从，它们不会接受美国秩序，甚至试图在邻近地区试行自己的规则。基辛格警告说，如果不承认这些差异，不承认西方秩序并不具有普遍性，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后果。在世界秩序普遍原则的问题上，不同文明对待秩序的方式截然不同。西方坚信：和平反映现实判断，代表世俗秩序概念，而非宗教诉求。而在其他文明中，现实情况则是内在认识的反映，是由心理、哲学或宗教信念界定的。比如，儒家思想把世界划分成不同层次的进贡国；伊斯兰教把世界划分成伊斯兰教和平世界和异教徒的征伐世界；印度教则超然于现世体验。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伟大文明由于不受既有模式的制约，可能比西方具有更大的能量和灵活性，至少目前中国是如此。

特征之六：国家是世界秩序的根本基石，秩序比自由更为重要。

秩序和自由看似人类社会体验的两个极端，其实是一体两面、相互依存的，关键是如何平衡。基辛格认为，在外交和战略上，大国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的非对称性，是一种内在的混乱秩序。根据霍布斯的说法，逃离这种混乱状态的愿望就成了创建政治秩序的动力。建立长期平衡的重要性远远超出迎合国内选民的短期让步。民主国家的选举变成了公关，而侧重于满足受众即时情绪的候选人，是能在山崩地裂之际拯救国家的合适领导人吗？再加上由于“颜色革命”、网络新媒体等因素出现，秩序和自由这两个概念受到颠覆，世界变得更加无政府主义。以“自由和正义”外衣出现的破坏力量不断上升，威胁到人类健康发展的正常秩序。这种破坏力量，既有西方支持的所谓“民主化”，也有非西方的“原教旨主义”。基辛格主张美国在两个层面上追求世界秩序：拥抱普世原则，同时需要接受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现实。“秩序”要高于“自由”，不能通过干涉别国内部事务、而要通过力量平衡来实现国际秩序的稳定。

特征之七：内部的变革对国际均势撼动超过外部入侵，宗教文化影响使冲突后恢复平衡变得困难。

大国对抗、战争固然是世界秩序变革的主要动力，但是变革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各国内部变化和宗教文化影响。基辛格认为，世界秩序不是大一统的实体，而是受到内部文化和历史影响的产物。例如，法国大革命显示，各国内部的变革对国际均势撼动之大超过了外部入侵。又如，欧盟秩序的脆弱性正是因为欧洲从未有过单一、固定的身份认同。而2011年“阿拉伯之春”和2014年“伊斯兰国”（ISIS）的崛起，沉重打击了在中东建立西方民主秩序的观点，“基地”和“伊斯兰国”等非国家行为组织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宗教文化的深刻根源。再如，西方曾经认为，只要消除俄罗斯的威胁，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就能安然无恙。但是，受到打击的俄罗斯对西方秩序极为不满，同样抵制和对抗现存秩序。　　因此，西方国家应当学会尊重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这也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关键所在。

特征之八：国际权力发生前所未有变动，世界秩序结构存在重大缺陷。

基辛格分析指出，每一种国际秩序迟早都要面对挑战其凝聚力的两种倾向的影响：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势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国际秩序危机有很多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支撑各种国际安排的价值观被根本改变。比如，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传统秩序的影响；伊斯兰教的早期扩张；法国大革命对欧洲的影响；共产主义对世界的影响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秩序不能适应权力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如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国际秩序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另外，崛起国家不愿扮演体系内的角色，而老牌大国无力对体系调整以包容它的崛起，也会导致危机。比如，19世纪德国的崛起引发了灾难性战争；比如21世纪中国的崛起带来了结构性的挑战。秩序的权力和合法性两方面平衡是政治韬略之本，单纯的权力算计会变成实力的较量，秩序难以持久。而单纯的合法性维护也容易导致使用武力，或出台虚弱政策。由于技术原因，现今的权力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当今世界秩序结构存在着重大缺陷：

其一，国家的性质面临重重压力，遭到攻击和拆解。比如欧盟脱离战略概念而寻求合法性，容易导致内部权力真空和地区力量失衡；在中东，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垮台，带来了无尽的复仇，卡扎菲的倒台抹掉了国家统治，不同部落和地区各自为政，而极端团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圣战者”的全球革命，造成社会分裂和国家解体；而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除了玩恐怖之外，开始试图建立自己的“另类秩序”。

其二，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同步。全球经济本质上无国界，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国际政治体系依然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如欧美要求各国都遵守西方价值观，但是支撑这种价值观的物质基础却相当脆弱；欧洲通过主权共享概念超越了这一体系，却让欧元区成了让人头大的烂摊子；中、印经济上正在崛起，但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与期望相差太大；俄罗斯还在阵痛，却又添新伤；亚洲反而是主权国家概念采用最成功的地区，但依然还向往着其他的秩序概念，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正在“崛起”，互相不服气。

其三，没有一个大国磋商和合作的有效机制。联合国安理会经常陷入僵局，各种多边论坛会议的性质和频率又不利于阐释长期战略，基本上沦为了冗长讲话和即兴表演的舞台。典型案例：叙利亚剧变，导致区域秩序彻底崩溃。叙利亚革命不同于埃及解放广场革命。这场革命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千年矛盾再次点燃。这一地区的主要派别不是为了民主而战，而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战。叙利亚革命已不是独裁者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冲突，而是互相角逐的各教派和其后台之间的冲突。由于国际社会在合法性和权力这两要素上各自看法不一，达不成共识，叙利亚反对派又四分五裂，再加上“伊斯兰国”（ISIS）的搅局，当初的起义沦为了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导致区域秩序彻底崩溃。最后，就只能付出灾难性的非人道代价，让秩序在混乱中产生了。

特征之九：核大国间的核战争威胁基本消失，但核扩散已成为国际秩序的全面战略问题。

基辛格认为，随着冷战结束，核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威胁基本消失。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核扩散已成为国际秩序的全面战略问题。现代军队的力量更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核武器的诞生把这一进程推到恐怖的顶点，核时代以前，战争胜利的收益会大于成本。但在核时代，使用核武器的成本却远远大于收益。战略稳定的定义是一种均势。一旦越过核战争的门槛，对手总有能力让战争升级，核威慑理念正是建立在世界末日的风险之上的。核战争面前，任何正常人都不会企图发动“相互自杀”的攻击。因此，占用大量国防预算的核武器，面对危机时失去了意义，“双方一起自杀”成了国际秩序机制。常规力量反而扮演了关键角色。随着非对称战争的出现，技术上的优势变成了地缘政治上的无能。冷战期间，核威慑发挥了作用，因为世界上只有两个核超级大国。但是在当今时代，由于和平使用核技术的推广，大大增加了各国获得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随着拥核国越来越多，核威慑的力量就会被边际化。而且，新的拥核国家可能先发制人打击，也可能把核武器作为威慑手段，包庇非国家行为者。在新秩序中，一些拥核国家“不怕世界末日”的威胁，反而更能占据优势。意识形态分歧和地区冲突更增强了获取核武器的动机，这其中包括了“流氓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最重大的挑战是，如果有国家真的使用了核武器，现有核大国应该怎么办？

特征之十：建立新技术时代的世界秩序，人类更需要智慧和远见。

通常在国际政治中，战争是最后的手段。技术让战争成为可能，也限制了战争的范围。新的能力会带来新的毁灭潜力，在一个技术差距巨大的时代，普通技术也能造成种族灭绝的后果。基辛格指出，核武器的意义和用途还可以根据战争与和平周期来分析，而新时代的互联网技术则挑战了人们的所有历史经验。它无处不在，但本身不具威胁性，威胁取决于如何使用。国际秩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对这一新形势形成共同认识、做出全新尝试非常必要，沿着从未走过的道路前进需要睿智和勇气。基辛格认为，新技术时代在通向真正全球性世界秩序的道路上，人类在取得伟大技术成就的同时，必须发挥人道主义精神，抛弃偏见，提高道德评判力。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爆发反而抑制了知识的获取，让智慧遥不可及。国家关系中的事实信息要想真的有用，就必须被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经验之中，逐渐成为实用的知识。

互联网和先进计算能力崛起带来的全球转型，是一个大众赋权和走向和平新时代的开端。但是在价值观、理想或战略目标存在根本矛盾的地方，信息的互联互通有可能缓和冲突，但有时也会火上浇油。同样，新的社交和信息网络提供了重要的快速沟通能力，同时，在冲突形势下，社交网络既能消除社会裂痕，也可能扩大裂痕。比如，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反而更加坚定了交战各派的决心。例如“伊斯兰国”也使用社交媒体鼓动“圣战”。再如脸谱网和推特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作用，但同样技术也可以用来跟踪和镇压民众。一旦出现重大事件，人们期待决策者能马上作出决策，同时进行全球传播。但这些要求可能会破坏决策者所需要的判断力，从而无法制定出符合长期目标的复杂路线图。新技术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政治家对国际秩序的思考必须顾及大众共识驱动的危险。如果这些危险让外交政策变成了迎合大众的激情，那么寻求均衡的决策就有可能变成对极限的试探。

问题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面临哪些挑战？ 　

挑战之一：美国的世界秩序观越来越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二战”结束后，世界大家庭的意识正在形成。没有受到战火破坏的美国接过世界领袖的火炬，开始推行它认为适用于整个世界的理想和实践。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度认为“美国单极世界秩序”已经确立。战后几十年间，一种全球性世界秩序初步显现，它既体现了美国的理想主义，又融合了传统的均势概念。关于秩序，基辛格辩称，美国认为人类天生理性，倾向于互谅互让，讲究情理和公平交易。传播民主因此成为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自由市场将激励个人，富足社会，经济相互依赖将取代传统的国际对抗。因而，这种观点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其实，美国的世界秩序观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霸权秩序。其特点就是将其扩张主义和世界秩序结合起来，以“普世价值”和“多党政治”作为其道义制高点，把国家利益和大国均势作为其战略支点，由此形成“美国治下和平”的世界秩序结构。但是，这个由美国主导的秩序最终会受到挑战。比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没有给国际秩序提供一种方向感。它给出了分配和维持权力的方法，但没有解答如何产生合法性。

基辛格承认，世界秩序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各国没有形成共识，对国际秩序的解构混乱，对民主、人权和国际法等概念解释又各不相同。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已难以得到大部分国家的拥护。美国的“普世性”原则和美国治理模式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有较少可操作性和合法性。当美国“普世价值”原则与他国利益发生矛盾时，美国的秩序和规则就表现为双重标准。美国越是将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强加于别国，国际秩序就越加解构和混乱。“阿拉伯之春”之后，美国人开始怀疑在国外提倡“民主”是否真的有助于美国利益。案例：“阿拉伯之春”运动。2010年短暂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带来了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的剧烈动荡。西方把这场运动视为地区自由民主革命，美国正式表示支持。然而，“阿拉伯之春”在埃及的结果是军人决定推翻民选政府，宣布重启政治进程。“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暴露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而非民主问题。因此，美国很难找到可以用来建立多元化体制的因素和支持多元机制的领导人。这再次引发了美国人的争论：战略利益重要，还是促进人道、合法的统治重要？如果忽略民主前景，会有长期风险，但是，无视安全因素，忽略当前现实，又可能马上招来大祸。美国陷入了两难处境。

挑战之二：美国维持和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暴露其局限性。

难以否认，在一个充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政治社会动荡的世界里，美国维护了和平，帮助恢复了欧洲的活力，给新兴国家提供了关键的经济援助。美国认为自己把改善人类境遇作为战略目标之一，世界似乎可以集体性地“弃恶从善”，外交政策是一种“伸张正义”的斗争。如果放弃这一重要的理想主义，美国就是背叛自己。“9?11”事件更加强化美国国际秩序观的意识形态因素。以意识形态为轴心的美国秩序观与基辛格所称的合法性与权力平衡的国际秩序观差别甚大。美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的，它经常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时而捍卫，时而抨击，时而又兼而有之。当代美国的硬实力相对下降，渐渐难以支撑“一超独霸”的旧秩序。“二战”后，美国打五场战争，只有海湾战争实现了战争目标，但在其他战争过程中，美国都难以处理好目标与可能性的关系，这揭示了美国能力的潜在弱点，即无法很好地将战略与外交、权力与合法性相结合，确定自己的首要目标。如今，美国呈现出了衰落的迹象，越来越难以发挥“世界领袖”的作用。美国领导世界秩序的能力和道义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其仓促应对危机、过分冒险投入和不计后果地撤出，匆匆打发了事，恶性循环，每况愈下。长此以往将造成地缘力量失衡，酿成更多军事冲突，世界将更加失序。

挑战之三：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正迫使其放弃“世界警察”角色。 　　

历任美国总统都认为，美国在无私地追求解决冲突和实现各国平等的目标。这种对世界秩序的责任感以及关于“实力与恩典”的信念，乃是美国人民一直以来的共识。美国为了世界秩序愿景而进行的所有战争，开战时的宏大目标几乎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但之后公众转而反对这些目标，而且公众的反对还经常滑向暴力的边缘。其中三次战争，无条件单边撤出。美国的干预行为往往以普遍原则为开端，以美国内部反对、社会撕裂而告终。这些现实情况让美国陷入了痛苦的辩论，对自己世界角色的本质也产生了分歧。美国只好在四面出击与黯然撤回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基辛格认为，孤立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是不同国家和平共处的障碍，阻碍着美国在世界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承担国际责任的前提是国内支持。当美国陷入困境、撤离战场、减少卷入时，孤立主义更容易被舆论所接受。

挑战之四：美国必须摆脱政策僵化，进行新的战略调整。

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有的终极挑战。在21世纪世界秩序的演变过程中，基辛格建议美国进行战略调整：

其一、战略目标问题。当代建立世界秩序需要一致的战略，来确立各地区内部秩序观，并将地区秩序相互联系起来，以寻找新的动力，获得新的支持。

其二、重新评估美式世界秩序的适应性，重建国家优势。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

其三、重塑世界秩序。在不放弃美国价值观基本内涵的前提下，尊重多样性和参与式治理、遵照一致规则开展国际合作。对于正在解体中的国际秩序，尊重多样性和大国合作，不失为一条最有价值的出路。

基辛格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实现上述战略更新，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就难以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美国是否能够实现这种战略转变？基辛格的回答是肯定的。美国外交的历史记录就是一个不断应对挑战、不断调整战略的过程。美国在两个层面上追求世界秩序：拥抱普世原则，同时需要接受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现实。美国的历届总统都是在目标与其能力有限性之间不断进行平衡。美国的实用主义更具有长远目标，从而使美国承担维护世界秩序的更大责任。

问题三、中美两国关于国际秩序观的异同和演进？ 　

基辛格把亚洲秩序的核心问题归结为“对抗还是伙伴”。其中，中美两国关于国际秩序观的异同和互动演进最为关键，因为这关系着世界秩序乃至人类的未来。

一、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秩序观并不挑战西方秩序观。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文化深刻影响着世界，并具有大国地位，因而很难全面接受西方秩序观。中国从秦统一到清朝一直持有独有的“家天下”的秩序观。中国并不输出制度，而是吸引别国前来学习其制度。中国本身是某种世界秩序，或者是更大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二、清帝国终结以来，中国一直在不断融入现有的国际秩序。基辛格书中深入分析了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双重心态：一方面进入国际体系并接受现存世界秩序的规则，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中国提升到世界经济第二位。另一方面，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接受国际“游戏规则”和“责任”的。中国具有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潜力，并承担起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新中国五代领导人都积极推动中国参与乃至塑造世界体系。新一代领导人都是精英，受到中华文明、革命传统和西方文化的三重影响，他们的世界秩序观正与时俱进。基辛格判断中国崛起是一种古代“天下体系”文明与技术现代化的国际体系的结合。

三、中美两者国际秩序观有差异但也有共同点。中美两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二者对国际体系都怀有爱恨兼有的心态，对此体系设计的判断不同却又承担着各自义务。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在21世纪世界体系中将发挥史无前例的作用，但在这方面缺乏经验。美国在如何与这样一个大国保持长久关系方面，也缺乏经验。中国与美国有着相仿的幅员、影响力、经济规模，却有着不同的国内秩序模式。中美两国的文化与政治背景也有重大的差别。美国的政治哲学是实用主义，中国则是从理念出发。美国从未有过强大的邻国威胁，中国周边始终存在强敌。美国人相信凡事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问题会带来新问题。美国人追求对于当前环境的直接反应和结果，中国人则集中关注于渐进式变革。美国人习惯于解决方案，中国人习惯大局和原则的引导。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结合，而美国人则对这二者都很陌生。中美两国的国际秩序观有差异但也有共同点。历史上相互隔离的中国与美国，都只是到最近若干年才进入一个共同的国际体系。中国认为，中国是例外的，很大程度上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会受到遏制。美国也认为自己是例外的，但在这个秩序中传播其价值观。这两个大国也都在进行国内调整，不论二者关系未来如何，都会对21世纪世界秩序起到重要的塑造作用。

四、避免战略冲突，中美共推“新型大国关系”。从长远观点看，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避免。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15个例子中，10个导致了战争。中国把许多美国行为都看成旨在抵消中国的崛起；美国则担心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将系统地削弱美国的主导优势和国家安全。

另外，一方的军事防御计划会加深战略猜疑，地区安全秩序变化和第三方挑战也会让双方卷入更严重的危机，如朝鲜半岛危机等。　　基辛格在书中指出，中美双方共同推进“新型大国关系”，也许是避免历史惯性的唯一出路。一是在于中美双方都应吸取“一战”前的历史教训，防止由于不断增长的怀疑气氛和偶发事件而导致灾难性后果。二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承认双方具有共同利益并在太平洋地区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三是中国和美国都在致力于构建一个建设性的世界秩序，关键在于双方都不可能取得独一无二的世界领导者地位。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美国要防止亚洲出现霸权，而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两国能否维持和平，要看双方的克制和良性竞争。最重要的是中美领导人建设性的合作，为和平的未来指明道路。

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如果中美之间就国际秩序观能达成更多共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可以获得稳定的框架结构，进而为构建中美利益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好，这本书的精髓解读到这里就基本描述完毕，如果你对这本书内容感兴趣，不妨读读全书。我们身处智能时代，它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可能会造福人类，也可能会给人类造成各种各样的困难。不管怎样我们只能接受而无法拒绝，因为我们都一样生活在趋势的大潮中.......下面接入本书总结阶段......

解读总结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这本书是一本横跨历史、政治、军事、宗教多个学科领域的大部头著作。亨利•基辛格，一个久经世界风云变化的老头，在他所经历的激荡风云过后，用自己特有的视角，试着还原这个世界的过去，试着品味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一切，试着把握这个世界未来！小编不在这里讨论他的视角和结论对与错，因为这仅是代表他自己的所思所想，在这里他说教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没有！我们只是很欣赏他的睿智和字里行间的那份从容。

自认为，一位真正优秀的学者，用不着每每写本书就佶屈聱牙般的矫揉造作和生生布道。觉得只要文章行云流水，沁人心脾，能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沿着他思想的脉络，在他价值的海洋里畅游得忘我、酣畅淋漓就好，我们就获益匪浅不是嘛。这本书相对于作者基辛格以前的著作来讲，不同之处在于《世界秩序》既直逼当下世界风云，又高屋建瓴的一语中的。平静分析中，可以厘清纷繁混乱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美俄关系，中日关系，美日关系，等等一目了然。甚至连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中亚关系，与美国关系，与俄国关系，也说得十分明白。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换个角度去审视这个我们还在继续生活的世界。倾听，有时也是很好的一种注脚！说到基辛格以前的著作就不能不提《大外交》，自那本书以来至今，基辛格博士的一大显著优点就是能够把历史写得非常生动，对历史的思考也非常自然。而《世界秩序》跟之前的著作不同的地方是，它跳出了单一立场对历史的评价，而是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场，去看待历史的发生。当国际秩序出现动摇的时候，所有政治单元都会本能地认为自己代表正义和正统，是天命之子，是普世价值的传播者，是下一个秩序的制定者。

比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

1、俄罗斯沙皇认为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代表着我们要作为普天之下基督徒的唯一皇帝去统一世界了；

2、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认为自己负有维护世界秩序、传递普世价值的责任，跟欧洲签订的协议都不叫协议，是苏丹的赏赐。

历史的参与者都各持立场，而正在发生的历史也不例外。如果不跳出自己的立场去审视世界，很可能会遗漏重要的东西；但在实践中，如果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又失去了塑造自身的信仰。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任何清醒的人都理应认识到：今天的世界也处于这样的交叉口。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秩序随冷战结束而终结，而美国对世界的掌控力并未像冷战结束时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强大，伊斯兰世界的野心，中国的崛起，还有信息革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旧有的国际秩序即使打上了各式补丁也摇摇欲坠。历史正在发生，而我们只是恰好身在其中。在这个历史里，对于我们来说，需要跳出自身立场去认知思考的是什么，需要坚守的自身立场又是什么？基辛格给出了他作为美国政治家的思考，而我们终将需要给出自己的答案。

不管怎样，老人写的书，会让你看到历史，看到思考，看到未来。以史为鉴，并且全面思考。好，这本书的其它精彩文字图片，均在文后的下方，欢迎您来互动阐述您的想法，我把这本书非常实用的细节精华基本为您转述出来见上文，附加了小编个人对这本书所列政治学、历史学、军事学方面等相关问题的初步理解，您可以点击文本复制粘贴为已所有，为什么我这样慷慨？因为无论你是否署名我的作品它都是我的思想和精神，这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时间后缀您的想法和问题。书后我们有找时间一起切磋学习，共同进步。解读总结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本书再会！

作品精选

不同类型的世界秩序

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当今时代的所谓秩序源于近400年前在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召开的一次会议。其他几个大陆和多数人类文明国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会议。此前中欧地区的教派冲突和政治动乱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最终酿成了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这是一场各种政治和宗教争执相互交织的战争，卷入其中的各方针对人口稠密地区发动了“全面战争”。中欧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战火、疾病或饥饿。筋疲力尽的参战各方于是召开会议，为制止流血做出一系列的安排。新教的存活和发展导致了一统宗教的分裂。打成平手的各种自治的政治单元并存，呈现出政治多样化的特征。因此，当代世界的形态大致是在欧洲形成的：一批多元化政治单元探索用于管控自身行为、减缓冲突的中立规则，它们中间没有一方强大到可以战胜所有其他对手，很多政治单元信奉截然不同的哲学，或者有自己独特的信仰。

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建立的和平反映了各方对现实的妥协，而不是一种独特的道德洞察力。它以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体系为基础，各国不干涉彼此的内部事务，并通过大体上的均势遏制各自的野心。在欧洲的角逐中，没有哪一方的真理观或普适规则胜出，而是每个国家各自对其领土行使主权。各国均把其他国家的国内结构和宗教追求当作现实而加以接受，不再试图挑战它们的存在。既然均势现在已被视为一种自然的、不无裨益的存在，各国统治者的野心因此受到相互制约，至少从理论上限制了冲突的范围。欧洲历史上偶然产生的分裂和多样性构成了新的国际秩序体系的特征，具有自己独特的哲学观。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为结束自己大陆上的战祸所做的努力预兆并催生了近代世界的智慧：避免对绝对价值做出评判，转而采取务实的态度接受多元世界，寻求通过多样性和克制渐渐生成秩序。

17世纪巧妙地缔造了威斯特伐利亚式和平的谈判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为一个全球适用的体系奠定基础。这些谈判者根本没想过把比邻的俄国包括进来。经历了噩梦般“动荡时期”后的俄国当时正在重新巩固自己的秩序。它推崇的原则与威斯特伐利亚均势背道而驰：单一君主拥有绝对权力，信仰单一的东正教，奉行向四面八方扩张领土的计划。其他各大权力中心也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如果它们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会议的话）与自己所在的地区无关。

当年世界秩序的概念只适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家已知的地理范围。世界其他地区的世界秩序概念也是一样，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技术不鼓励甚至不允许一个单一的全球性体系的运作。由于缺少可以不断保持互动的手段，又没有一个可以衡量不同地区实力大小的框架，每一个地区都把自己的秩序视为独一无二，把其他地区视作“未开化之地”，这些地区的治理方式与自己的既有体系毫无相似之处，与既有体系的构想毫不相干，只是对既有体系的一种威胁。每一种秩序都把自己界定为合法组织人类社会的标准模式，好像自己在治理眼皮底下的领土时，就是在号令天下。

在欧亚大陆上与欧洲遥遥相对的另一端，中国位居自己建立的等级分明、理论上具有普适性的秩序中心。这一体系已经运行千年。早在罗马帝国一统欧洲时期，中国已存在这一体系。它不是建立在各国主权平等基础之上，而是基于自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根据这一观念，不存在欧洲意义上的主权，因为皇帝统御“天下”。皇帝位居一个独一无二的、全天下的政治和文化等级制度之巅。这一等级制度从位于世界中心的中国首都向外辐射到人类居住的所有地方。根据其他地方的人对中国典籍和文化体制的熟悉程度（这一宇宙观一直延续到近代），分别把他们视为开化程度不同的蛮夷。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灿烂文化和繁荣经济令其他社会拜服，吸引它们前来与之建立关系。中国可以通过掌控与它们的关系号令世界，进而达到“天下大同”的目标。

在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教的世界秩序观占统治地位。伊斯兰教也憧憬建立一个一统天下、消除战乱的单一的神授政权。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跨越各大陆，开始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弘扬宗教运动和帝国扩张，先后统一了阿拉伯世界，吞并了罗马帝国的残山剩水并降服了波斯帝国，继而把中东、北非、亚洲大片地区和欧洲部分地区收归翼下。伊斯兰教的普世秩序观认为，它命中注定要在“征伐之地”——不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居住的所有地区——实现扩张，直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和谐体系。正当欧洲建立了一个基于多国之上的秩序时，以土耳其人为主的奥斯曼帝国也声称自己代表唯一的合法统治，在阿拉伯世界的腹地、地中海、巴尔干半岛和东欧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基于各国关系的新生秩序并不陌生，认为它不仅不值得仿效，而且是孕育分裂的根源，奥斯曼帝国可以借此向西扩张。15世纪，征服者穆罕默德告诫实行多极秩序的意大利诸城邦：“你们一共有20个国家……彼此争执不休……世界上只能有一个帝国，一种信仰，一个世界主权。”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正在“新大陆”形成。17世纪，就在欧洲的政治和宗教冲突如火如荼时，一批清教徒开始了“荒野之旅”，去实现上帝的计划，挣脱既有的（在他们眼里也是腐败的）权力结构。正如1630年约翰·温思罗普总督在一艘驶往马萨诸塞定居点的船上布道时所说，他们要建立一座“山巅之城”，运用其正义的原则和榜样的力量激励整个世界。美国人的世界秩序观认为，一旦其他民族像美国人一样获得了自治权，和平与均势就会自然降临，昔日的宿敌也会捐弃前嫌。因此，外交政策的任务不是追求美国特有的利益，而是培育共同的原则。日后对于欧洲构建的秩序，美国将成为不可或缺的捍卫者。然而，虽然强大的美国支持这一秩序，却始终心情矛盾，因为美国人的愿景不是接受欧洲的均势体系，而是希望通过传播民主原则来实现和平。

我撰写本书时，以上所有秩序概念中，唯有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被普遍认为是构成世界秩序的基础。随着欧洲国家扩张时把自己的国际秩序蓝图带到了世界各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个基于国家之上的国际秩序框架现在已延至全世界，涵盖了不同的文明和地区。虽然欧洲国家往往不对殖民地及其人民使用主权概念，但当殖民地人民开始争取独立时，却套用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在争取独立及此后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期间，民族独立、主权国家、国家利益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证明是对付殖民者的有力理论依据。

当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通行全球，被俗称为“国际社会”。它力图通过一整套国际法律和组织结构抑制世界的无序性。这套体系旨在促进自由贸易和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确立可以接受的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并在一旦爆发战争时对交战行为施加一定的限制。由各国组成的这一体系现在涵盖了所有文化和地区。它的各种机构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个中立的框架，而且这一框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不同社会各自的价值观。

然而，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现在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有的挑战还打着世界秩序的旗号。欧洲与它当初构建的国家体系渐行渐远，想通过主权共享概念超越这一体系。不无讽刺的是，虽然均势概念出自欧洲，但它却有意识地严格限制新成立的欧洲机构的权力。由于欧洲已经削减了自己的军事能力，一旦普遍准则受到践踏，它几乎没有回旋的空间。

在中东地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圣战者”追求基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全球革命，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和国家的解体。国家本身——以及基于国家的区域体系——岌岌可危，既受到种种意识形态的攻击（这些意识形态拒绝接受国家的限制，认为其限制是不合法的），又受到恐怖主义民兵组织的攻击。有几个国家的民兵组织比政府军还要强大。

从某些方面看，亚洲是采用主权国家概念最成功的地区，但依然向往其他的秩序概念。亚洲因其成员之间的角逐和相互提出的历史诉求而动荡不止。100年前类似的角逐和历史诉求把欧洲秩序击得粉碎。几乎每一个亚洲国家都认为自己正在“崛起”，把彼此之间的分歧推向对抗的边缘。

美国则摇摆不定，时而捍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而抨击它的均势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不道德，而且落伍于时代，时而两种态度兼而有之。美国仍然坚持认为，它信奉的价值观在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方面具有普遍适用性，并保留在全球范围内捍卫这些价值观的权利。然而，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从三场战争中抽身后——每一场战争都始于理想主义愿望并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但都以国家蒙受创伤而告终——美国正在探寻如何诠释自己拥有的（依然巨大的）权力和信奉的原则之间的关系。

所有的主要权力中心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某些规则，但没有一个把自己视为这一体系理所当然的卫士。所有这些权力中心的内部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具有不同文化、历史和传统秩序理论的各个地区能够维护任何共同体系的合法性吗？

若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一种既尊重人类社会异彩纷呈的特点，又尊重人与生俱来对自由的渴望的做法。建立此种意义上的秩序必须靠长期培育，而不能强加于人。在一个即时通信和政治剧变的时代尤其如此。任何一种世界秩序体系若要持久，必须被视为是正义的，不仅被各国领导人所接受，也被各国公民所接受。它必须反映两条真理：第一，没有自由的秩序即使靠一时的鼓噪得以维持，最终也会制造出反对自己的力量；第二，没有一个维持和平的秩序框架，就不会有自由，即使有也难以长久。秩序和自由有时被说成是人类体验的两个极端。其实二者应被视为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当今的领导人能否高瞻远瞩，不拘泥于处理紧迫的日常事件而去实现这种平衡呢？

合法性与权力

回答以上问题需要解决三个层面的秩序问题。世界秩序反映了一个地区或一种文明对它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正安排和实力分布的本质所持的理念。国际秩序是指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大到足以影响全球均势——应用这些理念。区域秩序指同样的原则用于某一具体的地理区域。

以上秩序中的任何一个均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一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的行动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规则，以及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无论现在还是过去，对现有安排的合法性达成的共识并不能预先阻止竞争或对抗，但有助于确保竞争或对抗是在现有秩序范围内做出的调整，而不是对现有秩序提出根本挑战。均势本身并不能确保和平，但构建的均势若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并运用得当，可以限制根本性挑战的规模和发生频率，并在出现根本性挑战时抑制它顺遂的机会。

没有一本书能够涵盖历史上建立国际秩序的所有做法，或涉及现在正在积极对世界事务施加影响的所有国家。本书试图探讨一些地区的秩序理念，它们对近代演变产生了最大影响。

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的平衡极其复杂。应用的地理范围越小，该地域的文化观念越一致，达成可行的共识也就越容易。然而在当今世界，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一批历史上素不相干、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只是彼此保持距离而已)、只认自己实力的实体更有可能带来冲突，而不是秩序。

中美之间经历了20年的敌对后，1971年我首次访问北京恢复与中国的联系时曾表示，对于美国代表团而言，中国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周恩来总理回答说，“你们会发现它并不神秘。一旦你们熟悉了它之后，它就不会像以前看起来那样神秘了。”他说中国有9亿人，他们觉得自己的社会很正常。当今时代，探寻世界新秩序需要我们首先了解那些基本上不为外界所知的社会。需要克服的神秘感是所有国家人民所共有的——如何将迥然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塑造成为一个共同的新秩序。

作品目录

序言对世界秩序问题的思考

不同类型的世界秩序；合法性与权力

第一章欧洲：多元化的国际秩序

欧洲秩序的独特性；“三十年战争”：合法性的含义是什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运行；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

第二章欧洲均势体系及其终结

俄罗斯之谜；维也纳会议；国际秩序的前提；梅特涅与俾斯麦；均势的窘境；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合法性和权力；战后的欧洲秩序；欧洲的未来

第三章伊斯兰主义和中东：世界乱局

伊斯兰世界秩序；奥斯曼帝国：欧洲病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主义：革命潮流——两种哲学诠释；“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的剧变；巴勒斯坦问题与国际秩序；沙特阿拉伯；国家的衰落？

第四章美国与伊朗：秩序的不同理念

伊朗的治国传统；霍梅尼革命；核不扩散与伊朗；远见与现实

第五章亚洲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