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后也存在这个问题：政坛上有两派，强硬派想求战，保守派想求和，并且彼此争执不下，这种不同政治派别的内部斗争，就是本书书名里所谓的“内争”，并且本书认为，这种内争导致了清朝外交与军事决策上的摇摆，影响了鸦片战争，以及这之后的中国政治走向。
本书的作者美国学者波拉切克，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博士，他的导师是“美国汉学三杰” 之一的魏斐德，我们曾经解读过他的代表作《洪业》。波拉切克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十九世纪早期中国的文人团体和文人政治》，就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他注意到了“文人团体”对晚清政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与鸦片战争的关系。
这些会社地理位置就很接近，都在北京南城，而人员构成上就更接近，都是：一，汉人；二，知名文化人，大部分都有翰林身份；三，除个别人外，普遍官职不高，缺乏实权；四，都享有声望，因此具备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五，彼此抱团，基本都属于一个共同的朋友圈。
保守派对战争的态度是，只要把英国人哄走了，只要在皇上那儿能交代，一切都好办，具体的办事方法是：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了就开始骗，这边骗完洋人，那边再骗皇上。可以说，他们就是以这种“鸵鸟心态”应对战争的。
而更重要的责任人，应该属道光皇帝本人，他经常在强硬和保守两条路线之间切换，缺乏一个坚定连贯的立场，而更尴尬的是，他几乎每一次都踩错步点。
1849年，广州发生了商人、士绅集体抗拒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事件，并且这一次英国人没有诉诸武力，而是退走了。这让清朝的强硬派知识分子大受鼓舞，更坚定了他们“依靠民众力量跟洋人对抗”的信心。
转过年去，道光皇帝驾崩，19岁的咸丰帝即位，年轻的新皇帝想有所作为，罢黜了穆彰阿，这样被压制已久的强硬派终于迎来转机。
而不久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席卷江南，为了跟太平军争夺江南文人士绅阶层的支持，清朝中央不得不加大对汉人文官的重用，于是强硬派在朝廷上的意见权重进一步增加，清朝的外交立场，也更偏向强硬。
这种政治氛围下，反思与改革的条件都不具备了，终于又发生了更加惨痛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本书作者认为，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内部强硬派与保守派的内部斗争，导致了清朝决策层在战略上的摇摆不定，结果既没能全力应对战争，也没能审时度势，及早止损。并且战后，双方的斗争也使清朝没能充分反思，积极改革。
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最后我们不妨再来探讨一下，并且就着这个话题，来谈谈西方学界对鸦片战争认识的演变过程。
要评价本书作者波拉切克的观点，就需要把它放在中西方对鸦片战争研究的历史坐标中看待。
20世纪初，美国人马士最早论述了鸦片战争，他在代表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说，鸦片战争的起因是清朝政府不尊重英国平等外交、自由贸易的主张。这种观点当然是无视中国合法权益的，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是西方对鸦片战争历史的主流认识。我们把这种论调叫作“霸权论调”。
马士有个学生，是世界知名的中国研究专家，他就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他对老师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回应模式”，意思是说，传统中国稳定性非常强，但由此也就停滞不前、故步自封，遇到了发展瓶颈。鸦片战争是对传统中国的一次冲击，使中国跳出了瓶颈，给中国注入了迈进近代文明的动力。也就是说，鸦片战争虽然不正义，但结果是好的。这种说法曾经作为经典论述，占据学术界主流地位数十年。费正清的观点比马士温和一些，可以叫它“温和论调”。
但显然，“温和论调”也是西方视角的。在中国，从民国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中国本身出发研究这段历史，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分水岭，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观点是以中国的视角看待问题，我们把它称为“民族国家论调”。
这一百年来的“霸权论调”“温和论调”，还有中国本土视角的“民族国家论调”，组成了对鸦片战争历史研究的脉络。那么，我们在这个脉络下，来看本书作者波拉切克的观点。
波拉切克准确地描述出了鸦片战争前存在于中国政坛的两个派别，论证了这两派的内部斗争，影响了清朝在战前和战争中的决策，尤其导致清朝在战后没有好好反思，错过了吸取教训、促成变革的历史机遇，这是本书有见地的地方。
但他由此推导出：鸦片战争爆发，以及战后清朝没有发生变革，都是因为强硬派的外交思路战胜了“保守”外交， 言下之意是清政府强硬派的责任，这样的结论，就退回到马士的“霸权论调”上去了，仍然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的，并不公允。
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是败在军事水平落后，也是败在政策摇摆不定，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败在认知水平上，同样，鸦片战争失败，虽然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义愤，但他们对战争成败的思考，仍然没能触及本质，这仍然主要是认知水平不足的问题。
当时的中国人，无论保守派、强硬派，还是皇帝本人，他们都处在历史的局限性中，谁都不清楚世界格局，不知道中国在世界上已经落后，还在用传统的一套办法解决自己从未见过的难题。如果他们知道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是以中国的市场和原材料为目的进行殖民侵略的话，“强硬派”也没有底气硬扛到底，“保守派”也能明白，苟且偷安是不可能的。
可惜，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认知才逐渐建立起来，我们的民族国家意识也逐步确立，中国才会有符合历史潮流和世界文明进程的外交政策。要想符合历史潮流，中国人就必须“开眼看世界”，了解世界、认识世界，这一点才是这段历史给中国当时留下的现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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