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少年

之前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一篇某学者关于“恶少年”的现身说法与回忆。

“我所见校园恶少年如简易公厕里的蛆，上下翻滚，层出不穷。”

“个个长得歪瓜裂枣，形同蚱蜢，不堪一击，却横行校园，无人敢惹。”

“他们扣动扳机时，就像爬上树玩金龟子、蝉一样，毫不犹豫”

“之所以没有残害人，也许是因为没有枪。”

“那些少年时代的恶作剧，都是一种罪恶。”

“以前读《史记》《汉书》，读唐诗，经常看到‘恶少年’这个词，总是发笑，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给‘少年’冠名，后来等我思考到某些严肃问题时，才忽然懂得。”

对这几句印象尤深。可以看到大王以一种现身说法的角度来回忆记叙，恶少年无疑是蛆一般惹人生厌而又避之不及的生物。但今日看到的一篇对恶少年的集中报道研究，恶少年似乎更被描述成了失足少年一般的存在。看过之后，有理解的成分，但无法宽容，甚至恍然意识到自己曾经也是被校园欺凌过的人群，也是不被认得的边缘人群，也是差点滑向堕落的人群。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所受的因素是多方面且复杂的，并且多变的因素之间又都有一定的联系性，不能完全孤立的看待。认识到这一视点后再看恶少年犯下的“罪行”，也许就能生出痛恨之外的些许同情与理解。

可惜的是，罪行之外并没有多少人在乎犯下罪行的根本原因，有色眼镜可能错误的引导边缘人群的滑落；引导的过程也受到多方因素的干扰，并不能一蹴而就的实现，或是往往受到了恶少年习惯性的反抗拒绝行为；中国司法中对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重视关注度不够，尚未形成系统的、有效的、成熟的理论与方法，尚局限于少部分群体的自主探索尝试中；未成年人犯罪后的引导方式单一，主要为传统拘留劳教观察模式，以及一部分因年龄未到而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的直接假释；罪后没有及时关注与干预其动态倾向，解开心结，导致一段时间后二次犯罪。

如果没有真正在良心上做到启发、引导，似乎就是治标不治本的效用。表面上的青少年犯罪率下降，但由此更易被忽视比例的下降不等同于基数的同比下降、以及法律标准的变更等深层次因素。

话说了这么多，其实“恶少年”们作为边缘人群，也同样有属于自己的发声与被倾听的权利。以他们的视角，尊重，分析与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他们行为背后的动机，解开犯下罪行的本质心结，才能真正拯救困境少年们。中国还有很多边缘领域，但不能因为边缘，就选择性遗忘，忽视。（如残疾人的性需求，以及由此诞生的“手天使”志愿者们的存在。）

                                                                                                                    20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