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上说，（李宗仁）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末代帝王”。
——唐德刚
李宗仁
1 出身
第三次读唐老的书，也是最厚的一本。笔锋依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臧否于字里行间，却又严秉中立心态，难度高之又高，同时又能令雅俗共赏，想来唐德刚之名会在青史流传不绝。
农业社会，人才多出自农村人家，这话不假。李宗仁祖上从北京迁移到广西已千年之久，一直都半耕半读，勤劳本分。李父少有天资，勤勉好学，在乡里以开学馆为生，也算一位儒生。受时代风潮影响，李父成了广西两乡革命派激烈分子的领袖之一，倡导破除迷信、毁庙宇、兴学堂。由于能力强、敢冒险，李父甚至远赴马来西亚当了华工，谁知被资本家压榨深重，方感英帝国主义之可恨。李母是个典型的勤恳贤惠的母亲，不仅担当了家里二十几亩地的农活，还要操持料理家务，难能可贵是性淳朴、能忍让。我想，父母的这些性格，都对李宗仁有较大影响吧。
曾经，李宗仁的人生理想是做个“养鸭的”，因为“鸭生蛋，蛋变鸭”，在当时是个优渥的营生。但在耕读传统的影响下，势必要先读书，然而由于天资平平加之教学无法，无论在旧学或新学上，李宗仁并未有所成就。只好转而学习纺织新法，不过最终李宗仁发现，自己仅学皮毛，不仅自己“随织随断”，更是连连应聘织布教工失败。
常言道，认真的男人最有魅力。终于，宗仁兄“在姑丈家这次认真读了一年多的书，便得了机会考入陆军小学，从此遂成了一名职业军人。”
2 军校
陆军小学是清末“新政”的措施之一。之前陈旭麓先生说的对，“新政”培养了一大批反清的英雄豪杰，李宗仁就是其中一位。
竟然因为迟到10分钟而被拒绝入学，需知当时农村少年没有手表，甚是缺乏精准的时间观。这样，李的第一次入学之旅就以失败告终。
我觉得，李宗仁的这句话对平凡人是一种激励，“我幼年时，智力才能，不过中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向无栖栖遑遑急功好利之心，只是平时对人处事，诚恳笃实，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而已。”虽然最终因为与蒋争斗不休而致国民党大业东流，但也足以说明“天赋论”的局限。
在陆小的日子里，李宗仁亲历了武昌革命带给广西乃至全国的深远影响，广西独立、驱蔡（锷）逐蒋（尊簋）、北伐战争……由于机缘巧合，李宗仁总是未能直接参与战争，而一直踏实在军校中学习、留校任教。后来观之，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他那早早参加革命的100个敢死队同学，最终活下几人还未可知。
3 战争
清末虽编练新军，但由于时间过短、人才缺乏、兵源素质低下，导致在北伐战争、讨龙战争、护国战争中，很多战争都没有到达现代战争应有的水准，乃至出现“混战了一番之后，才发现原无敌人，而是自己的部队在互相射击”。李宗仁后来感慨到，“当时部队的荒唐和作战的儿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大量的混战也快速培塑了一批精于战斗的职业军人，为后来抗日战争储备了足够的军事力量，也算是另一种“多难兴邦”了吧。
原来，政治工作在民国军队已有类似的形态，甚至连其问题也如今天一般模样，“平实虽 不常出操，却时常集合做‘精神讲话’……题材自已维护民国、反对帝制为主，不过我们……自己也很茫然，士兵当然更莫名其妙。所以我们的精神讲话，言者既不淳淳，听者更是藐藐……有些士兵交头接耳，有些随便嬉笑。”
战争是军人的功勋集散地。只一两年，五六场战斗，凭借英勇、军事素养和一定的运气，李宗仁就由排长至连长而至营长，此等晋升速度，也唯有战时方可见得。
4 治军
勇武，是李宗仁快速升迁的第一要诀。在一次初显败势的战斗中，李宗仁号令全营向敌逆袭，但无人响应，他“急忙拿起营旗，跃出战壕，大声喊杀，冲上前去。全营士兵……乃亦蜂拥而前”。在乱弹齐飞的战场上，这种身先士卒当然要付出代价。一次脸部中弹，冲进脸颊的子弹“受了皮帽勒和……上颚骨牙根的阻力，转了个弯，自左鼻孔出去了”，还有一次次遭机枪扫射，幸亏“只有一弹射入大腿，其他三弹只打穿了裤子，未伤及肌肉”。
除了个人勇武，治军严谨也是李宗仁的优长。在营地旁“高楼巨厦，酒馆林立……为军政显要与富商巨贾的应酬娱乐之所”时，仍旧“早晚按时到郊外出操，队伍整齐……一入夜间，官兵即已在沉沉酣睡，鸦雀无声，并不为外界的声色所诱惑”，令市民和军长都啧啧称奇。
公平公正，以新式思维治军，是李军统一八桂的关键。在广西玉林驻防时，李宗仁成为周围七县的最高首长，既要治军，又要管民。在这种情形下，他仍能做到公开部队财政，“收支情形，不特全军上下，乃至各界人士俱可一览无余。是以军民能合作，全军上下尤能一德一心，为救乡救国而奋斗。”随后，他又开办“郁林干部教练所”和“教导大队”，培训本军下级军官与骨干班长。新式的训练方法极为有效，当时训练出的这批军人骨干成为后来李军强大战斗力的基石。
平民化军队，这个词竟然能用来形容国民党军队，可见平日受到的历史教育不够全面。且看李宗仁的一段描述：我们第七军自始便是一支平民化的军队，虽然我们纪律严明，军令如山，但是平时官长士兵则生活在一起，大家如兄如弟，不拘形式……不务繁文缛节。
5 “迷信”
风水相术之说在中国由来已久，拥有广泛簇拥。信者说科学不能解释万物，不信者说此乃封建迷信。究竟其真假如何，恐怕真正知情人士亦不便广而告之。这里倒有一段李宗仁和相术的小故事，由其自述而来，想必真实可靠：
李在广西时，因公常到玉林城。城里有位崔姓星相家，据说十分灵验。一次，同行的袍泽拉着李去看相。待六七人看完后，因父亲最反对迷信，故李颇不愿看。相师说，你的相比他们都好，并不收相金，“按相上来说，你明年要连升三级……（之后）鹏程万里，前途无疆。”当时大家一笑而过，谁知次年粤桂战争又起，李宗仁由营长而帮统而统领，最后竟至边防军司令，一年之内恰恰连升三级。李后来回想起，至今觉奇怪，“因为崔某所说我将来的事，如子息二人，父亲早死，母亲高寿等，一一灵验，诚属不可思议。”或许这冥冥中的保佑，让李宗仁最终以“福将”留名中国近代史。
相术绝对的威胁，在于否定了后天成长的可能性。可是，如果面相作为天道运气，努力作为后天勤奋，两者结合成就人才，谁又能说不是？
6 狠厉
乱世用重典，够狠才能活下去并壮大。虽说自述为敦厚诚实之人，但在军旅生涯的磨砺中，李宗仁也不时展现狠厉的一面。
一是面对生死的狠厉。在二次粤桂战争中，李宗仁所属部队败退至江边，大军正在以浮桥渡河退却，谁知浮桥突断，而岸上不知，仍向前推挤，大批人纷纷被迫落水。李宗仁被挤落后，被同溺的两人抱住双腿。李只得先把右腿挣脱，后又猛踹另一人的头部，方脱身浮出水面。
二是面对军纪的狠厉。被陈炯明收编后，李宗仁率领部队前往横线听调。在宿营时，面对一个士兵和当地老妇的财物纠纷，虽最终判明士兵未偷老妇衣服，但仍被李就地枪决。用李的话，“不立威不足以挽颓风，乃决定牺牲这名士兵，以整饬军纪。”当然，对于处死这位同乡士兵的决定，李宗仁一直惭愧到晚年，慨然自责，“我的一生最不喜欢用权术，而生平只用这一次，竟用得如此残酷……数十年来，我每为此事耿耿于怀。”
7 做人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唯一的破解之法或许就是做人到位。大气、忠厚、纯良、机灵、逢源都可以称之为做人到位的表现，不同的特质各有优劣，难能可贵的是融为一体。在这一点上，李宗仁虽说不上完美，但也甚是优秀。
在李的回忆中，和麾下一位营长俞作柏的故事，颇值得说道说道。俞是保定军校三期毕业生，先期在广东部队担任副官，郁郁不得志，李后来力保俞作连长。但俞的做派与李相差很大，不仅率官兵做“有计划的掠夺”，营长知晓后大怒，拟将其撤职。看着“言下涕泪纵横，状极可怜”前来求助的俞，李再次替他说情。再后来，俞升任营长，因“为人野心勃勃，而性喜聚敛”，不仅违抗李命令，路劫粤军，还在贵县乱枪误毙马省长爱妾。或许是此人野心日益膨胀，也或许是李的次次“纵容”，导致俞作柏愈发肆无忌惮，终用计脱离李部，独掌数营部队。
面对义愤填膺欲杀俞而后快的诸多属下，李宗仁却处之泰然。为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绝无封建时代要求部曲向我个人效忠的腐败观念。凡同我仁，合则留，不合则去，各人可自作抉择……若处处为我一己打算，恐三军上下早已离心了。”
从这段自述来看，纵使有些许夸大之处，但李宗仁也表露了几分磅礴大气的仁者心态。不可否认，后来李和白崇禧之所以能打造合作无间的桂系，这种脾性起了关键作用。
8 民国乱局
清末民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兵祸连年的情况下，政废民苦。曾经只是略有耳闻，但无实际之感受。在李宗仁的自述中，有这么些奇闻怪象，实令身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天朝我民 惊诧不已。
广东革命政府征税的，并非像今天一样依靠政府税务部门，而是采用“外包”手法，“由行政高级机关，估计某地每年约可征收税款若干，固定一税收总额，公开招商投标，出价最高的得标，并预先缴两个月税款。至于征税细则……百般勒索商民，政府为增加收入，竟亦漠然置之。”
当时军饷的来源主要有二，分别是“禁烟特别捐”和“防务经费”。前者即“鸦片税”，“在广东每两烟土课税在一元以上，所以收入很大”；后者即赌捐，由于两广人民嗜赌成风，官府禁止无效，故课以重税。当然了，这两种税费同样以招商投标的方式进行。不过没办法，这就是李宗仁所谓的“挖肉补疮”。
民国教育界的一大恶习就是派系之争。以李宗仁所在的广西为例，桂林省立师范派、广东省立师范派和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派明争暗斗不已，无论哪一派上位都将其余两派教师一撸到底。后来无法，李请来一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黄华表任教育厅厅长，按理说这位受过哥大教育的人物应当见识不少，不至被浅薄的门户之见影响太深。谁知，这位广东师范出身的厅长竟将北京师大和广西师范出身的校长逐一撤换，代以广东师范派人士。这种派系大于天的风气，令人啼笑皆非。
9 革命的力量
常说国民党维护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或许，在国民革命初期，TA的群众基础还是很广泛的，甚至也包括共产党。看看李宗仁从广西亲赴广东促成北伐时的所见所闻：
我在广州策动北伐的时候，和广州方面党政军各层干部同志，以及各种民众团体也有联系，因有机会对我方革命阵营做一番更深入的观察。……给我印象最深的为革命的群众运动。我初抵天字码头时，各民众团体代表欢迎的为数甚众，旌旗飞舞，鼓乐喧天……情绪十分热烈。在广州期间，曾参加过无数次民众团体的欢迎会，计有工会、学生会、商会，店员工会，乃至摊贩工会，人力车夫工会、海员工会，以及各地前来广州开会或受训的农民协会的代表。他们都是活泼、热诚，充满革命热血的青年。
在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与吴佩孚部作战时，受到了人民的拥戴：老百姓出处为我们设茶水，送粥饭，探消息，指迷路，亲如家人，为我们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凡溃兵（吴佩孚部）所到之处，人民都到革命军内来报信，并领路去包围缴械。
10 国民党
正统的历史教育一直认为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腐败、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经过李宗仁自述，实在感觉国民党实际输在党同伐异的派系斗争上，而此斗争的源头似乎（在李氏描述下）源自蒋介石的独裁与野心。
北伐战争，护国战争，倒孙战争；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广州国民政府；蒋汪（兆铭）的关系路线：合作反对西山会议派——在广州争权——在武汉合作反对北洋军阀——在武汉、南京争权；蒋李（宗仁）之间的关系路线、蒋胡（汉民）之间的关系路线、蒋冯（玉祥）之间的关系路线、蒋阎（锡山）之间的关系路线……自中山先生始，国民党成长壮大路上最不缺乏的就是斗争。甚至共产党在江西闹革命时，蒋介石不思“剿匪”，反而想着打击当时已成党内同志的——冯、阎二人以及李宗仁，其居心竟然是“养寇自重”，真是不可思议。（当然，这都是基于李的自述。）
甚至到了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风潮涌动的历史关头。还闹出福建“人民政府”，广东“反蒋抗日运动”等内斗，简直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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