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文元
No.118／第十二章／2
第十二章 莫负荒沙万里行，从头收拾旧山河。徐树铮率部入蒙，迫使外蒙无条件撤治
第二节 徐树铮指摘《外蒙撤治条例草案》“七不可”
还在入蒙途中，徐树铮就对外蒙撤治条例草案反复审核，自我感觉“颇悉利弊所在”，并与随员谈到督护使陈毅。他非常鄙薄陈毅与蒙古王公交涉撤治问题而陷入久拖不决、进退维谷的局面，尤其反对陈毅拟定的外蒙撤治条例六十三条，认为完全要不得。
徐树铮此次入蒙，名为外蒙防务，实则有意插手外蒙撤治，可谓是有备而来。所以下车伊始，他首先并不关心边务，而是急切地了解有关外蒙撤治的进展情况。不久，徐树铮带随员杨志澄等人往访都护使陈毅，双方作了长谈。身陷撤治困境的陈毅让到访者留感到，他既是个老官僚，还有点书呆子气，而且还给人留下几分狼狈、邋遢的印象：他头发长过脖颈，门牙突于唇外，身着大皮袍袄，还带着两个套袖（这其实是为了防寒保暖）……。显然，这种学究式的老官僚绝非北洋怪杰徐树铮对手。当时陈、徐二人在撤治问题上的分歧焦点之一是：陈毅鉴于王公派首先提出撤治，故致力于通过王公派完成撤治；徐树铮鉴于外蒙全民崇信活佛，喇嘛派掌握自治官府实权，故不同意陈毅一味偏重王公派的做法，而认为应同样重视喇嘛派。双方经多次商谈，始终未取得一致观点，但也未破裂。
徐树铮通过连日与蒙方人员的接触，认识到外蒙撤治之事并不像陈毅向上报告的那样顺利，外蒙活佛强制之力尚在，黑黄两派存在矛盾，喇嘛派恋栈权力，反对撤治；王公派畏惧活佛，首鼠两端。这就更加坚定了他对外蒙撤治条例草案的反感。11月1日，徐树铮致电北洋政府，指摘外蒙撤治条例草案“七不可”：
一、外蒙自清初归附中国至今已有二三百年。中央政权对蒙专门实行愚民政策，导致民智未开、经济落后，一遇到外强煽动，就立刻反叛。因此，治理外蒙的重点应该放在逐步发展经济和启发中华文化教育上，否则就不足以维持长治久安。而善后条例却未曾注意到这方面，所以说“昧启化之义，不可一也”。
二、外蒙古在金朝和元朝时曾称霸欧亚，而后一蹶不振，时至今日，其衰落的根源就在于宗教限制、人口不繁、土地私属等弊端。所以要想在外蒙发展经济、启发文化，就必须逐步有所改革。而善后条例却将这些弊端以条文的形式重重加以保护，所以说“坚固蔽之障，不可二也”。
三、外蒙撤销自治不在于徒有虚名，而在于中央政府获得实际管辖权。而善后条例仅第一条笼统提到政权统于中央，其余数十条都在加强蒙古王公把持的权力，所以说“乖轻重之宜，不可三也”。
四、有关外蒙撤销自治后，关税如何改订?财政如何整理?农商矿业如何振兴?条例中一条也未考虑到，只讲王公、扎萨克和喇嘛每年的俸禄和念经费等费用都由中央政府提供。但蒙民困苦、国库空虚，中央政府既不能向蒙民征收，也不能由国库支给。恐怕现在制定的条例，日后中央无法兑现，将失去威信，外蒙仍会投靠他国。只有改订关税、整理财政、振兴农商矿业，才能解决费用问题。所以说“戾财政之情，不可四也”。
五、《中俄蒙协约》由中俄双方订立，并公诸国际社会，外蒙不能单方面决定其存废。我方要想废除此约，就应向俄方交涉。如果趁俄国目前处于无政府状态，我方暂且与外蒙先行制订条例废除此约，将会遭致俄国新政府的诘责。如果俄方仍认为《中俄蒙协约》有效，我方能够凭此条例阻止俄方势力进入外蒙吗？我们现在应趁俄方无力插手外蒙事务之机，依据外蒙是中国领土这一主权，着实布置我方势力，这正是俄方无法阻挠的。如果不加考虑其他方面，就将废约内容订在条例中，并以为能够折冲奏效，只恐怕日后会引发众多争议，贻笑国际社会，有违公约，与事毫无裨益。所以说“背国约之纲，不可五也”。
六、制定条例的主旨是期待能够废除《中俄蒙协约》,而条例中有关（撤治后）外蒙官制大多却是依据《中俄蒙协约》而设定。所以说“贻矛盾之诮，不可六也”。
七、此项条例只是出自几位王公的意见，喇嘛坚决不赞同，即使是王公也多未达成一致看法。而且活佛的强制力量尚在，纵使全体王公强行请求撤治，如果活佛不答应，最终也行不通。所以对喇嘛这一派不可以过于冷落。蒙古民智未开却能自我团结在一起的原因，就在于依赖宗教。即使是王公也是靠宗教力量管辖蒙民。所以中央政府应平等对待王公和喇嘛。若只偏重王公，慢待喇嘛，则为将来种下祸根，也给强邻留有拉拢宗教势力的机会。所以说“失远大之见，不可七也”。
接下来，徐树铮表明：他是为办理军务而来，本不愿意对外蒙撤治妄加评论，只因肩负筹边责任，一心为国家疆域和蒙民利益着想，才慎重地将意见上报。如有可取之处，则请政府指示陈毅都护使及各副使重新拟定简括条文，不必牵涉邦交。徐建议条文主旨应该是：1、财权由政府派人监督管理，遇事与王公扎萨克协商一致后施行；2、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宗教荣典的优待和尊重；3、王公喇嘛岁俸以及地方经费由政府从优核给；4、所有封册荣典一概照旧；5、地方安全一律由政府负责保卫；6、外交一律由政府交涉。徐强调条文寥寥数条足矣。文字越多，纰漏就越多，各种不同意见就越多，将来遇到的问题就越多，倒不如统括言之，尚可以安定外蒙人心，也不妨碍实施有关文明教化的计划。最后，徐树铮请中央考虑他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他会同各位驻蒙官员再对外蒙撤治条例草案作仔细商讨，并表示，待商定后，仍由陈毅牵头办理，他本人完成边防部署后就立即返京。
徐树铮“七不可”电文几乎全盘否认陈毅在蒙业绩。从客观上讲，徐言不失为事实，因为陈毅所订条例全都是在与王公、喇嘛反复讨价还价后而定下的，故有些条文不得不用语模糊，另外，陈毅主旨只为撤治，对于如何“治蒙”则言及不多。于是，徐树铮借此排斥陈毅，同时又是在给与他不和的新任国务总理靳云鹏难堪。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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