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十八世纪生命权力开始诞生的阶段，国家治理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时候的治理和十七世纪国家理性的治理有很大的不同，最重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如果说十七世纪的国家理性是要管理一切，那么十八世纪的生命政治的治理就是要尽量地少管，甚至不要管，因为国家理性管得太多了。十八世纪的时对内的治理也变成有限的治理，因为管得太多了反而不好。对外恰恰反过来，如果说在十七世纪对外是有限治理，在十八世纪生命政治逻辑下它的治理反而变成无限治理，为什么?这个时候十八世纪的欧洲是把整个世界作为它的市场，它不再是欧洲范围内进行治理，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作为它的市场，所以它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无限的入侵，这也就是殖民主义的逻辑。十七世纪的治理采取的是重商主义，十八世纪治理采取的是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根本区别是在于重农主义是自发性，强调资源调节，重商主义是强调控制性、计划性、干预性。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对饥荒问题的分析，比如说在那个时候欧洲如果出现了大饥荒，对于重商主义来说，一旦出现饥荒有一些商人就囤积居奇，把大量的粮食进行收口，在最紧张的时候再把粮食以高价出售。国家政府在重商主义治理下采取的方式是打击这些商人，把这些商人的粮食收回来，控制粮食的价格，就是人为地干预这个市场。
十八世纪重农主义的方法是什么呢?重农主义的方式完全相反，可以囤积粮食，但同时它也鼓励农民大量地种粮食，因为如果农民一旦大量地种粮食，过一两年市场上的粮食数量就多起来了，粮价自然会下跌，它是根据市场调节来把饥荒的问题克服掉。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也就是说十八世纪的生命政治它所采取的经济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的方式，对国内少管，尽量少管，让它自发形成和产生，强调市场的作用;对外它无限地扩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口问题，如果说十七世纪主要治理的是事情，治理这个国家的领土，治理这个国家的食物;十八世纪的国家治理就把对象放到人口上边来了，人口是作为一个自然现象出现的，我们回头看前面讲的生命国家是把人口的生命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管理，它的最核心、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自发的人口，人和人之间怎么相处，人口的寿命，人口是如何存活的，人口的质量、出生率、死亡率是怎么出现的，也就是说生命政治在十八世纪把对象转向了人口问题，转向人口如何存活得更好的问题，转向了福柯所说的为了让人口存活得更好，让国民生活得更幸福，导致了后来的种种的大屠杀的问题，导致种种的战争和死亡的问题。所以今天很大的不同是我们的政治还是延续了十八世纪以来的生命政治的逻辑，就是为了让国民生活得更安全，我们还是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政策，尽量地少管理，让人口成为一个自发的现象，这是今天欧洲目前主导性的一个政治方式，但是它并没有消除死亡、战争和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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