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不幸诗家兴

  这句诗是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真实的写照。这 种写照当然是就结果来说的。并非是有一种盼望国家不幸的卑鄙的心态，也绝非是文人在经历了国家的不幸以后自己就变得幸运了，或者说借战争的机会如某些卑鄙之人而大发国难财。

  国家的不幸在文人那里是要加倍的。中国的文人自古接受的是儒家的政治理想自己儒家的伦理思想。在内，他们讲求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在外，他们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并不是靠个人的努力就能够完全消除的。如若有人说，人定胜天，或许他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但是意志归意志，精神归精神，在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人真的是太渺小了。可是人的悲剧意义不在于渺小，也不在于渺小的人被赋予了宏大的意义，而是在于渺小的人被赋予了宏大的意义后发现了自己的渺小，而在浩瀚的宇宙中感知到了自己莫大的限制。故而，中国的文人，或者说是人是不幸的，或者可以说幸运的。幸运就在于中国的文人能够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作为支撑，有自知渺小的文化心态，有因自知渺小而感到无奈的情怀。精神和物质的巨大差别，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距，使得国家的不幸成为了诗家的不幸，诗家的不幸也对于诗人的创作是莫大的幸运。

这就涉及到文学创作的向读的问题。以乐观的基调去创作，并非说其文不好，也并非说其肤浅。只是，我觉得以悲为底色的文学创作，有两个方面的好处。率先垂范，阐幽发微，所需要的是磨炼的功夫，于磨炼中保持一颗静心，这是主观的努力。但是一帆风顺的努力显然是做不到这些的，只有经过世事的磨炼，其功夫才能深刻，其思考才能深入。也就是说只有经历过磨难，文人或者说诗人才能对事对物有最深刻的反思，做最人文的表达。在最细微处，最隐秘处发掘出最宝贵的思维与现实碰撞的独特的文化，是国家的幸运也是诗家的幸运。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幸处的文章最易引起后人的共鸣。作品因与世界发生联系而有价值，因有读者的解读和关怀才得意流传，没有文学批评的存在，或许很多的优秀的作品都要埋在尘埃里而不为世人所知，韩愈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或可作为引证。这里还涉及到的是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在我看来，人生本就是一个悲剧的存在，人生的悲剧首先就在于人对于人生无限的追求自己人生有限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避不开的矛盾，也使人的一生蒙上了悲剧的色彩。切莫去乐观，乐观只是一时的住心住念的障壁。所以在作品的流传中，于悲剧中去欣赏悲剧，于苦难中去解读苦难，自然是更加容易引起共鸣。

苏轼在不是赤壁的赤壁所发出的感慨，在经过了近千年以后，独来仍觉深刻。或也值得我们思考，不独苏轼，万世师表的孔子，史家绝唱的司马迁，追求建功立业的辛弃疾，莫不如此。或许国家不幸诗家幸，自古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