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秦至荣在干的那台六号车经三班连轴运转后，自四月份起，逐渐发现该车压制出来的唱片不能在手指尖上平稳旋转，有单边重的现象出现，至五月中旬手指尖上都不能放了，放上就滑下。有二班尝试过换模子，当又要换模子时，我阻止了。我让秦至荣到忱宝基那台去干，把方、厚、梁三位都找来，告诉他们，我与秦至荣曾用版号定位方法，发现这台制片机东边后搭柱有问题，唱片厚重的地方都是这一角，这就不是模子问题，不可能三副模子的问题都出在这一角。方工抚摸着那光滑的搭柱，又拍了下问：“这会有什么问题，好像不可能，梁工问：”你怀疑搭柱有什么问题？”会不会那个搭块断裂了？”梁、厚看着那外表光滑的柱子对我的怀疑而怀疑。方工直白地说：“不可能，有断裂外表会有裂缝出现。现在如新般的，不可能断的。梁工从镜片后闪动着眼光，缓缓地说：“这样，阿拉技术一科新来一位学金相学的女工程师姓顾，我去把她请来，共同研究一下”。其时，厉金如站在一边看着听着，因为羊滑经得知这台车的唱片又有轻重后就去把他叫来。我看了下厉金如，他对我的怀疑也似不信，但由此可以不换模子，待后续处理倒有些心安理得了。当细眼圆脸的顾工来了后，听我的说明笑笑：“这个便当的，我去交大与我老师联系一下，将它车去进行检测就可知道是否有裂缝了”。方工和厉金如都说：“只要将上半截去检验就可以了。”于是顾工就说：“那这里有电话吗？”大家告诉她，在配版间里有。梁、厚陪她去打电话。一会三人回过来说：顾工的老师同意帮助检测。我问：“要费用吗？”四位工程异口同声说：“那当然要。”梁工说：“可能费用还不小呢？”顾工点了头。方工就说：“这问题不大，这批制片机用了不到一年，真的断裂了，可让制造厂家出的。当然，没有断裂的话，这费用就得由”他没说下去。厚工担心地说：“是要阿拉厂出了是吧。这时突然响起了羊滑经的声音：“那应该由己已巳出。”
其实，羊滑经来到，我是注意到的。他是从东面铜匠间（即电梯井南面的那间房。不过它东面没有再隔出一小间而成了进出的通道）里走进车间来的，先走到站在我身后的厉金如身旁，问：“怎么不换模子？”厉悄声告诉他：“己已巳讲，问题不在模子。”几位工程师都对手拿派工单的羊滑经笑着说：“这不会的。”方工又说：“工作上探讨研究不会让个人出经费。要不，谁还敢研究问题了。”羊滑经笑着说：“要不是断裂。己已巳不是瞎讲乱说了吗？”我接口：“我与羊头是冤家对头，他是恨不得将我再次打倒在地，踏上一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了。”因我是笑着说的，方、梁、厚又不知历史背景，所以大家都笑了。一周后，交大检测报告来了：断裂。方工持单与梁工一起去了原制造厂，原制造厂派人到交大看了检测照片图案，答应再翻造一个机身，一切费用由他们承担。这事以后，厉金如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但也没有十分融洽，直到九四年我调到人（事）保（卫）科任厂总值班班长，厂里组织一班人为总值班，厂里中层干部不再轮流总值班了，而他也已人到中年，工作调到辅助车间，有次我在值班巡视厂区时，他碰到我，对我说了句：“己已巳，现在像侬这样认真工作的人没有了。侬始终是真心实意地认真工作，不容易。”他这样地说，说明他理解了我。但那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对比与对照，那时的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许多事儿（后面会讲到）使人们包括我在内都产生了“杞人忧天”情结。
八一年初夏时节，我上早班，收到白茆岭劳改农场的电报，说我父亲去世，请来处理后事。我拿了电报找到皇大忠。皇大忠说：“你有三天丧假，可去处理。我通过电话得知，上海至合肥只有夜车，十二小时后到合肥。于是下了班，回家告知阿芳，拿了钱准备当晚就去。徐师傅和阿芳下班回来都对我说：“你要带两条香烟去，这样事好办得多。”于是我又去买了两条光荣牌香烟放在书包里。
上海至合肥是直达快车，第二天上午到，在车站吃了中饭又乘长途汽车去白茆岭。那是一路走在丘陵地带，起起伏伏的公路，到傍晚到白茆岭劳改农场总部，接待人员告知今天已没有我要去的八大队的车了，让在招待所住一夜，我问路远不，回答是：汽车要走三刻钟，天夜了，你又不认路，明天去吧。我想人家说的合情合理，于是住下，住一晚只要一元伍角，房里有二张铺，因再没客人也就我一人住了。第二天一早，在镇上吃了早饭，问了去八大队的车在哪乘，老乡们很热情，告知：八大队是留场人员，并详细告知在哪乘车等，这使我想起前几年逢年过节前去浙江估镇等地买菜，碰到那里的农民也是这样纯朴淳厚。
到了八大队的地方，一位干警一本正经地查看了我的工作证（当时还没有身份证）。我看旁边无人，就拿出两条香烟给了他。他立即转成了笑脸，告诉我：你父亲年老体弱，长年哮喘的，这次没能熬过去，虽经抢救，但还是走了，你要节哀。然后问，骨灰如何处著。我想：人已烧了，又见不上一面。骨灰带回去，再找公墓，就要放在家里，不要吓了孩子们。我岳父的骨灰是留在自己家里楼梯下，没人注意的，那就没关系了。所以我说：“你们这里有落葬的地方的话就落葬在这里。”他说可以，你要参加仪式吧。我怕耽搁时间，就说不了，你们全权处理吧。于是办了一系列手续，他招待我在食堂吃了中饭，下午我赶回到总部，又没了去合肥的车，只得再在昨天过夜的那房里过了一夜。在丧假第二天上午回到合肥，合肥到上海只有早上的一班车。于是在火车站附近找了间小旅馆住下。出市区去看了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因为我想到棘儿和喆儿今年一个要考高中，一个要考初中。再过三年，棘儿就将考大学了，中科大在国内也算是有名的，看了中科大后去了包公祠，可惜不开门，于是去了不远处的逍遥津公园。
第三天晚上回上海，回到上海就先去姐家告知，遭姐姐一顿臭骂，责怪我为什么不将父亲的骨灰带回来。我不服气，就说，他们并没有等我到了，让见上一面再行火葬。现在这样，能保证拿到的骨灰是父亲的吗？再说，拿回来后再找公墓，我将骨灰放在何处？家里吗？孩子不要吓煞的。姐说：“我不管，侬去搭我将爹爹的骨灰拿回来。”姐夫倒劝姐姐：“阿弟说的都是实情。是有道理的。”姐姐就是不罢休，我堵气回家了。后来，姐与阿叔二人去白茆岭拿回骨灰，直接到宁波，在小舅舅帮助下埋葬在一山上外公外婆的坟旁，后来二十一世纪来临那山要开发了，又一起迁到一公墓，于03年我和姐一起去宁波扫过一次墓。
八一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是中班，皇大忠、敢朝留来找我，让我跟随去离厂不远的在大木桥路上的上海市激光研究所去看光盘。我们车间一起去的还有同时进厂的梁、厚等四位工程师，播控车间的李佈光和二位工程师，辅助车间方工也去了。我是第一次听得像唱片一样的叫光盘的东西。一到那里，激光所的人很热情，拿出光盘给我们看，那光盘逞亮如镜与我们十二吋唱片一样大。他们给介绍了世界上光盘的发展情况，他们也希望与我们厂合作研制中国的光盘生产。而后给我们放看了一张光盘，内容是美国电影大白鲨。二个多小时的一部电影全录在上面了。我看后有点激动，这显然是唱片事业的新里程了，在回厂路上我就问：“我们厂里什么时候开始着手搞呀？我希望参加。”敢朝留就说：“车间里工人中就叫你跟来。”皇大忠则沉稳地说：“这要很大投资，引进许多设备，若要发展，还得研发播放的设备。”敢朝留又说了句：“假如要发展，在造的九层楼就好派用场了。”皇大忠只是笑笑。后来，时任厂长的老许不愿搞这个工程，就给否定了。时代在发展，九十年代后，世界上光盘发展迅速，逐步替代了唱片，因为光盘不再是大的，小到能放在上装的下口袋里，而内容比一张十二吋的唱片还要多，而且它的压制只要二、三秒钟一张，用料又省。九十年代，八一一厂与外商合作开了光盘公司，我问过，一张光盘成本只要七分钱，而可卖到十五元，我想当年的那位许厂长，实在目光短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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