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藏有一些“文革”时期的珍贵邮票，都是从天津“知青”们的信件上集到的。
一九七六年夏天，伴随着到来的滚滚热浪，我来到了应朝铁厂，在这个冶炼生铁的工厂，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火热”，并经受住了熔炉般的锤炼，我热爱我的本职工作，在这片热土上一干就是二十年，把人生最精彩的年华奉献在了这里。
通过在粉碎工段一个时期的劳动，经过了苦累脏考验的我，被调到了厂部，成了一名文印收发员。
五年的文印收发工作结束后，我留下了两样永远也不能忘却的事情：一个是我成了近视眼，戴上了眼镜；一个是我集到了一些“文革”时期的邮票。
应该说我的集邮是从给天津“知青”们送信开始的。我当文印收发员时，尤其是文印工作是非常的忙，当时的应朝铁厂是全县最大的工业企业，上报的文字材料也多，打字工作几乎是天天都要忙到深夜。那时还不到二十岁的我，精神和体力还都比较旺盛，吃这些苦都不在话下。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厂的“知青”们与家的联系方式只有一种----信件。所以收发室每天收到的信件平均都有二十余封，多时还能达到五十多封。
每天上午的十时许，邮递员都会准时到达，这时正是我忙打字的时候。刚干上这个工作时，师傅红方片教导我，把所有的报刊和信件都放起来，啥时忙完文印再分发。
有“知青”来取信时，脸上都流露着期盼和渴望的目光，可师傅却一脸严肃：“还没有来！”此时我的内心是非常的纠结。收信人盼望的是远方家人的关怀、问候，他们所有的牵挂与温暖，都凝聚在这一小小的邮件上……
我正式独立承担起文印收发工作后，就改变了原先的做法。不论工作有多忙，邮递员一来，我就把报刊和信件立马分发好，只要有人来取件，我是不会耽搁的。有时我还会利用上厕所或是休息眼睛的工夫（因为打字我的眼很累），把信件送到“知青”们的手上。
凡送一封信，我都会得到他们最真诚的“谢谢！” 这时我便会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能不能把邮票送给我？” 我从来都没有被拒绝过，更有甚者还将多年藏下的信封拿出来，让我剪下邮票。我是用真诚的服务，赢得了与“知青”们的那份情谊，这样我集到了一些“文革”时期的邮票。
记得朋友杨引动还在我这儿配过几张“语录票”，他高兴地说：“终于配全了！”
正是这段难忘的与“知青”们的送信情缘，让我走近了天津“知青”，并成为好朋友。张力天真活泼，是宣传队出色的报幕员，为了爱情，失去了回天津的最佳时期和好工作，那年我儿子出生，她热情的给我写信，起了一大堆非常时尚的名字让我挑选。徐振刚一位美术爱好者，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画画的技艺，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年，还请他在我的办公室画了揭批“四人帮”的漫画。张晓光一位多才多艺的能人，手风琴拉的特别好，既是宣传队员，又是篮球队员，在宣传队他还教我吹长笛。肖静、雷权有着一副好歌喉，我搞团青工作时，带着他们在县城的比赛中大放光彩。张凯、刘允恬是一对恩爱夫妻，都在汽车队上班，男的是修理工兢兢业业，女的是会计兼内务勤勤恳恳，特别是刘允恬，不论工作多忙多累，总是从容笑对，总是那么勤奋乐观。韩套成，一个曾经的浪子，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在公安局是被登记有前科的人，在团青帮教转化工作中，大家为他介绍了对象，从此，他安心上班，给企业做出了贡献，那年还成了全省的劳动模范，我给他撰写了典型材料，还替他在全县的劳模大会、阳城一中、看守所去演讲。“知青”们有很多故事，都非常的精彩，这些都是从集邮开始的。
我干文印收发工作五年多，一九八一年离开了这个岗位，也就是这一年第一套生肖邮票开始发行，我的邮票都是集到的，这猴票我也是不会去买的。我的弟弟在药材公司上班，是一位集邮爱好者，给我写了一封信，贴的就是猴票。这封信刚到，就被办公室的一同事给撕去了。我与猴票失之交臂。第二年我到太原出差，在集邮公司门前见到一票贩子在卖猴票，一元一张，我嫌贵没买，又有一年去看，涨成了五元，没买，最后一次见是十元，还没买。想起这些事我都非常的后悔。
后来我喜欢上了摄影，把大量的精力和费用都投在了摄影上。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如今人们的通信方式已经改变，很少有人使用信件，在信封上集邮已无从谈起，集邮成了买邮。但我感觉，能收集到那带着邮戳的邮票，是更具乐趣和珍藏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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