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衡先生
马衡，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也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同时还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01
发奋读书走新路
清光绪七年五月廿四（1881年6月20日），马衡出生于江苏吴县的县衙内宅。
马衡的父亲马海曙曾长期在江苏南部为官，历任丹徒、元和、长洲、吴县、金坛、宝山等县的知县。
他历经战乱，目睹江南膏腴之地不断荒芜，民众流离失所，深知休养生息之重要，所以他特别重视地方水利的修建。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为政不事威严，视民如子，而尤孜孜于地方水利”。
所以马海曙当官时政绩卓著，为人们所赞扬。
马衡6岁时，海曙公专门请来杭县一位名叫叶瀚的先生到家中设馆，教授国文。这位叶先生精通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又留学日本，倾心维新。这不仅为马氏兄弟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也把他们带进了新思想的殿堂。
叶瀚在教学中发现马衡对古文字很有兴趣，于是指导马衡有意识地收集历代碑帖及一切含有古文字物品之拓片和金石书籍。
7岁那年，马衡就将收集的十二枚“骨筹刻辞”拓片装裱成册收藏。
不久后马衡随父亲调署吴县生活，10岁的他开始广集碑帖墨本。据档案记载，当时，马衡父亲的朋友到家中做客，见马衡伏案临摹《吴九真太守谷朗碑》，便将自家收藏之整幅装清拓《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原石的拓本拿来赠给他，以资鼓励，“马衡喜而宝藏之”。
自明清以来，苏州书业繁荣，吴县更是书肆（书店）良多。马衡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从小就爱读书、爱逛书肆。
马衡13岁时，老师叶瀚辞馆。那一年,马衡被上海滩大资本家、商界巨擎、“五金大王”叶澄衷亲自选定，与其四女儿叶薇卿订婚。
不幸的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马海曙病逝于宝山县知县任上。按当时规矩，全家迁出县衙官邸，扶灵回到故乡宁波。那年，马衡14岁。
回到宁波后，马家在城西月湖畔马衙街购置宅第。该街东起偃月街、傍风景如画的月溯，西至长春路，北靠举世闻名的天一阁，街侧多有居民住宅。
这一带，历来是人文荟萃的读书宝地。马衡兄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奋读书，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和诗文教育。
但马家毕竟是孤儿寡母，生计顿显困绌，“五个男孩最大的也不过十八岁，得叶澄衷资助多年”。
一晃四年过去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马衡与五弟马鉴一起，经县试、府试、院试，双双考取了秀才，但他们无意在科举之路上走下去。
因为他们有个很厉害的二哥马裕藻，当时马裕藻在上海参加了蔡元培与张元济创办的鼓吹改良维新的《外交报》的编辑工作，他介绍自己的弟弟们走一条新路，报考新式学堂——上海的南洋公学。
二哥马裕藻
经过激烈竞争，马衡和马鉴一起考入了南洋公学的中院，开始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人生之旅。
02
退学娶妻自修成全才
上海南洋公学就是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在这所融合了新旧知识的学堂里，马衡不仅学习了传统的学问，还接触了新式的思想。然而，就在他读了三个学期后，马衡于1901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退学。
而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他要娶妻成亲。因为“其未来岳父叶澄衷去世，叶家要他尽快完婚”。
1902年，马衡和叶薇卿的婚典在宁波马衙街48号马宅举行，“叶家亲友陪嫁箱件排满马衙街”。
婚后不久马衡便入住上海南京路叶家，开始了他在叶家十五年的“寓公”生涯。
这段跨越阶级的联姻，让马衡选择了离开学校，开始他的人生新篇章。
婚后，马衡在上海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他在叶氏的企业中当一个董事，每年薪俸有 6000银元。外加分红，收入颇丰。
在叶家，马衡与四内兄叶贻铨最要好，二人同岁，脾气相投。叶贻铨喜文学，善骑术。他见马衡一心专注金石学而身体瘦弱单薄，便带他一起去上海跑马总会观看跑马赛及马术表演。
在叶贻铨的带动下，马衡也脱下长袍布鞋而西装革履，并练就了过硬的身体素质和骑术。
难得的是马衡书生本色不变，无意于商海沉浮，更不溺于酒色。平常闲来无事，他只对叶家收藏的铜器古玩产生浓厚兴趣。
在叶家的财力支持下，马衡得以埋头阅览收集凡有文字之甲骨、金石、竹木、砖瓦等实物及历代石刻拓本、古籍，从此踏上金石考证和研究之旅。
在上海，马衡被章太炎、吴稚晖等人推许为“金石大家”。
马衡还多才多艺，书法、治印颇负盛名，还能作诗善曲，可谓是不可多得的全才。
那时的中国，经历了清末庚子之变、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等一系列大的政治事件，群龙无首，一片混乱。
而上海离政治相对远些，这里租界中立、洋商云集，经济上反而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十里洋场灯红酒绿，颇有“世外桃源”的景致。
而马衡的妻子自幼娇生惯养，脾气暴躁任性，十几岁就开始与大烟、麻将结缘，这些习惯几乎伴随了她的一生。
虽然马衡因为“娃娃亲”不得不放弃了学业，但在高端的安稳生活的背后，他还是渴望能有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
03
离沪北上进北大任职
思考再三，马衡下定决心弃商从文，离沪赴京，毅然北上与二哥马裕藻、五弟马鉴相会，从事他所喜爱的金石学研究。
1917年8月，马衡只身来到北京。
他的二哥马裕藻（近代文化名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1914年便进了北大，比蔡元培还早了三年，所以资格较老，当时已任北大国文系主任，经他推荐，马衡受聘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征集员。
（不得不提，马家在北大百年校史“一门五马”和“四代一校”的佳话。马衡兄弟九个，有五个都在北大当教授，即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一门五马”一时传为佳话。其中关键便是二哥马裕藻。
而马裕藻家更是出现了“四代一校”的佳话：马裕藻/女儿马钰/外孙女杨康善、外孙女婿孔远志/曾外孙女孔涛。）
一门五马
1920年，北京大学新设金石学课程，聘马衡为史学讲师，专授此课，从此，他的金石学知识便有了用武之地，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1922年2月，北大正式设立考古学研究室，聘马衡为主任，后升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
据说马太太始终瞧不上丈夫的“教授”工作。她揶揄他北大教授月薪一百二十银洋少得可笑（叶家每年给他们分红6000银洋），“又不是什么银行行长，你这破教授有什么可当的?”
但是这笔在妻子看来不起眼的钱却是马衡靠自己挣来的。
1922年在北京小雅宝胡同四十八号购置家业后，马衡在大门上高悬“鄞县马”三字牌，应是意示此为马宅，自己不再是“沪上寓公”了。这算是一种“独立宣言”吧。
但马衡在北京家中仍悬挂着上海江湾跑马厅和夫人叶薇卿的照片，或许也表明他内心深处对叶家的厚恩永念不忘。
叶薇卿出生富豪之家，又是最受宠的小女儿，因此脾气是有名的差，除了二哥马裕藻，她对马家其他兄弟都是动辄大发雷霆，谁要是得罪了她，能一口气骂上三四个小时。
就是这么一个暴脾气的媳妇，马衡却能将夫妻关系处理得很好。
为了做到既陪伴夫人，又不落下学问，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陪同叶薇卿打麻将。在噼里啪啦洗麻将牌和家长里短的聊天声中，马衡搬把凳子坐在妻子的后面，捧着一本金石书籍慢慢地读。
读累了，就站到叶薇卿身后，看她打麻将，顺带和其他麻将搭子聊聊天。
马衡很聪明，他给了妻子充分的安全感，而且脾气温厚，性格迁就，所以夫妻两人的感情一直都很好，恩爱一生,一共生育有10个子女，戏剧大家马彦祥就是他的儿子。
04
被誉为“现代金石学”奠基人
马衡在北大任教时对文物保护极为重视，视为正职。
1923年至1929年，马衡兼任北大图书馆古物美术部主任，其间还受聘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一年多。
在当时，我国的考古学刚刚兴起，北大为国内高校开先河者，马衡则是最早投身其中，作为北大考古学会主席，为开创北大考古学科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专门讲授金石学课程，还编印了《中国金石学》一书，对传统金石学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此书成为了近代研究金石、古器物和考古学的基本读物，后由马衡亲自校订稿为《中国金石学概要》。
所以，马衡被誉为“现代金石学”的奠基人。
辛亥革命后，在国内风云剧变之中，明、清两代的皇宫成为故宫，昔日的紫禁城成为故宫博物院。
马衡最早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参加了点查清宫物品工作，从此与故宫结下不解之缘。
1925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后，马衡积极参与故宫博物院的初创与建设工作，并应聘担任故宫古物馆的副馆长，长期主持古物馆的日常工作。
从北大任教，到参与清宫物品点查工作，再到担任故宫古物馆副馆长，这十多年，是马衡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他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05
马衡成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马衡在进行考古学、考古研究的同时，还十分重视考古发掘工作。
1928年，马衡致函蔡元培先生，提议组织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并推荐自己的学生、时任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事务员董作宾参与。
他的建议得到了蔡元培、傅斯年的赞同，于1928年8月派董作宾到实地考察，随后即开始了对殷墟的第一次试掘，揭开了殷墟科学系统发掘的序幕。
之后，董作宾、李济（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等人先后主持了15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殷代青铜器和甲骨卜辞，使中国古代史向前推进上千年。这一中国和世界考古发掘史的奇迹，马衡有首倡之功。
后来，马衡又亲自主持了燕下都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是用现代考古学方法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又一次成功尝试，不仅开辟了中国人自己的田野考古工作，培养了一批中国学者，更从实践上确立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些近代科学考古的基础原则，向世人展示了考古学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
06
积极协助做好故宫文物的南迁工作
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这山河变色、国难当头之际，故宫博物院鉴于时局不断恶化、国宝将有蒙难之虞，决定将故宫文物分批南迁。
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是易培基先生，马衡积极协助院长做好南迁的各项准备工作。
从1933年2月6日至5月23日，历时近四个月时间，他们分五批将13491箱故宫文物实施南迁，先后运抵上海，存放在法租界和英租界。
1933年7月，易培基院长因遭诬陷而被迫辞职，马衡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后转任院长。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时局十分险恶，国宝再遇危机，马衡当机立断，及时实施文物西迁，将故宫国宝分三线沿水陆两路向大后方转移。
这一万多箱故宫文物在炮火中辗转二万里、历时近十年，最终得以安全渡过劫难，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文物迁徙的奇迹与典范。
马衡与故宫人历尽干辛万苦，为保护故宫文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战争尾声时，国民党下令将故宫文物迁往台湾，马衡服从于祖国利益和人民意愿，采取各种办法延滞和抵制故宫文物迁台，并托病婉拒赴台之命。
全国解放后，马衡继续留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07
在“三反”运动中病倒
在1951年12月1日和8日，党中央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
“三反”运动便在各地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
1952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文化部文物管理局随即在所属的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和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开展“三反”运动。
马衡受到了隔离审查，还被安排每天到故宫后门和人力车夫一起劳动、学习。
后来文化部又突然把马衡调离故宫博物院，专任了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这一个没有实权实事的虚职——自从被免职，家里就门庭冷落车马稀，所以马衡的情绪常处低落状态。
情志抑郁的马衡很快被查出了食道癌，而且扩散很快。马衡自知时日不多，反倒坦然了。
08
“家里的文物全部捐赠给国家，存放到故宫博物院去”
一天，马衡把所有子女都叫到床前，立下口头遗言，他说：“我一生别无他求，一心想把故宫文物保护好，利用好，除此以外，就是我所从事的考古。为了考古，我不惜代价收藏各类文物和书籍，这些都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家里的那些文物，包括我研究所用的古籍，我是绝不舍得变卖的，也不准备留给你们，对你们没有用处，发挥不了它的作用。这是国家的文化遗产，应当归于国家保在，才能起到最大效用，所以我死后，全部捐赠给国家，存放到故宫博物院去。”
1955年3月26日，马衡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马衡去世后，子女遵其遗嘱，将父亲历年所藏古董文物、古籍图书以及所遗文稿悉数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子女们为了表明父亲生前的清白，也为表明他们对父亲遗嘱的尊重，将父亲生前所用物品和所收藏的文物全部封存起来，请文化部派人查收。
文化部极为重视，会同故宫博物院造册点收，用了两周时间才验收完毕，总计19638件，其中18000件拨交故宫博物院，其余部分留文化部文物局作参考之用。
这些捐赠文物中有清代与民国年间出土和访得的青铜器、印章、甲骨、碑帖、书籍以及书法、绘画、陶瓷、牙骨器等，种类众多，数量惊人，不乏精品，有着巨大的文物、文化价值。
09
后记
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之首，公认的全球最顶级文化艺术殿堂，里面收藏了多达180余万件(套)藏品，其中一级藏品8000余件(套)。丰富的文物藏品让它充满了历史的底蕴，也焕发着勃勃生机。
而这一切都少不了一个人的努力，一群人的努力，一个民族的努力。
传承、创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人生在世，求其一实属不易，而马衡虽历经坎坷，备受艰辛，但意志坚定，于学术持之以恒，于文物久久为功，在立德、立功、立言上皆有所“立”。
正如郭沫若先生对马衡的评价那样：“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谨严。学如其人，人如其名，真可谓已应于不朽。”
既衡且平了。凡德业是以益人者，人不能忘之。马先生虽颇自谦，然其成就，马衡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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