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小时前，我的外婆永远地离我而去。
那时我还在家里做世界文学课的论述题，突然接到医院里妈妈的电话，说外婆走了。
国庆节，举国同庆的日子，我家却要在哀戚中度过。可见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奔出门去，滴滴打车半天没有一辆，刚到站台眼睁睁看着公交车开走。于是不禁悲哀地想到，我已经错过了外婆的最后一面，难道还要阻止我去见她的遗体？这个念头刚一生出，便见一辆亮着绿灯的出租车开过，随后的路上一路畅通，难以想象这是旅游旺季的杭州，几乎让我以为世界上真有神祇会屈尊倾听凡人的愿望。等我赶到病房的时候，见到的是妈妈和殡仪馆的人员，还有外婆孤零零躺在病床上的瘦小的身体，幽黑的迷雾蒙住了她的眼睛。
距离外婆第一次查出肿瘤，距今已过去八年。八年，足够我从小学到大学，也足够让原本健壮的人走完最后一段路，外婆已经与如影随形的死亡抗争了八年。我妈瞒下了去年的检查结果，那次报告宣告了外婆的失败，剩下的只是垂死挣扎。
我明白我妈只是好意，有多少人听闻自己的绝症，短短几天便死于恐惧。任何人都希望能活得久一点、再久一点，苟延残喘得活着也好，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人生的意义、活着的价值，这些都不重要，只要还活着就好。但同时，外婆又是如此迫切地想求一条生路，四处寻医问药，专家名医看了不知道多少，不计成本得买各种进口药……我们做晚辈的只是配合，老人要多少钱便给多少，谁也不忍戳穿什么。无法改变的命运，才凸显悲剧，而与命运抗争的凡人，则给悲剧抹上一层崇高的色彩，恍然间，我以为自己在观看一出古希腊悲剧，看见徒劳挣扎的俄狄浦斯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赫克托尔。但目睹亲人的努力一次次变成徒劳，最后只能吃越来越大剂量的止痛药，我蓦然又觉得这一幕透露出些许荒诞。
我站在病房里，隔窗远眺金灿灿的西湖和天边一抹极其轻柔的橘色。金秋十月，黄昏时分，杭州的西湖呈现出她最美好的一面。西湖美景，欣赏的人自然会欣赏，于我则蒙上了一层冷冰冰的灰色。这世上无论少了谁，世界都依然美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再绚烂的花朵也会被无常的天道摧折。人类贪嗔痴妄吵闹不止，世界的运行始终平稳如一，我们都是天地间一根渺小的芦苇。
妈妈看着外婆的遗体，叹息一声说：“人活着，就是一场空。”我妈对哲学一无所知，却无意中说出了属于存在主义哲学的句子，原来最深邃的思想与死亡同源。
遗体旁边，我看着外婆灰白的面色，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死亡。我们都是凡人，皆有一死。父母是一堵墙，分隔了我与死亡，我眼睁睁看着妈妈的墙倒了，心想接下来就轮到我了。
换寿衣的时候，我眼瞥见病房门口有一个女人伫立，一手扶着下巴，目光直直盯着我们。她在想什么？是联想到了自己亲人的命运，还是单纯看一种热闹？死亡是必然的，但也是稀罕的，那个女人的目光，像是在看稀罕。我猛然生出一股愤怒，不仅仅是觉得被冒犯，更是一种不被理解的悲哀。这是我外婆的命运，是我的命运，难道就不是你的命运？死亡是全人类躲不掉的宿命，你凭什么以为可以把它当作热闹观看？
中国人对死亡的避讳与他们对死亡的漫不经心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旧时代的人们会争相观看死囚行刑的场面，同时又会对自己和亲人的死亡讳莫如深。我们从不肯提起“死”这个字，因而我们从未正视过死亡，也就无法体会到其中深刻的悲剧性。
虽然西方的悲剧艺术远比东方发达，但有一样东西是东西方文明共通的：我们死后的归属在哪？无论是天堂、彼岸还是极乐世界，都指向人的美好愿望，即灵魂不灭。人死之后虽肉体枯朽，但灵魂不死，还会去一个比尘世更美好的世界。这样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惧怕死亡？“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诗经中歌唱的士兵是多么豪迈，他们没有戚然也没有悲凉，他们的勇气源于对灵魂不死的坚信，死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的生。然而进入现代，中国人普遍都是无神论者，西方人也提出了存在主义，我们都认可一点，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死亡把一切都抹去，否定了人生的意义，什么都没给我们剩下。
我们该如何生，如何死？我们该如何面对人类永恒的宿命？今年还不到二十岁的我说这些未免可笑，因为我的心里也是茫然一片，更何况以我的年纪，谈死亡总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我离死亡太远，尚可保持理性，倘若将来我真正面对它，谁知道会是怎样的慌不择路。
有人死去，就有人新生，人类就是这样世世代代生生不息、轮回不止。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荷尔德林说：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死亡是人类永恒的母题，而人类给出的回答出奇得一致：人要在还活着的时候活出意义。
这是东方的圣人和西方的诗人的回答，不是我的。而我的答案，还将继续思索、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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