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为父报仇 为啥判决不同

东汉末年，甘肃酒泉发生了一起著名谋杀案，可奇怪的是，凶手不但没被处死，反而还“刊石立碑，显其门闾”，被树为活典型，成了大家学习的好榜样。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地有个叫李寿的人，杀死了同县的赵君安。可不知道什么原因，李寿没有被惩罚。那赵家的人就不干了，赵君安三个儿子放出话来要报仇。李寿挺害怕，躲在家里不敢出来。

可偏巧不巧，这时酒泉闹了一场瘟疫，赵家的三个儿子都在瘟疫中死掉了，绝户了，赵君安只剩下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叫赵娥。不过按照当时的观念，赵娥已经是外姓人了。

这下李寿终于放心了，大摆酒席宴请亲族。席间，李寿得意洋洋地对大家说：“现在没什么可怕的了，赵家没男丁了。”

这话传到赵娥的耳朵里，她立即到街上买了把刀，没事儿就在家里磨刀，并恨恨地说：“难道我就不是赵家的后人吗？李寿你等着，我非杀 了你不可。”李寿知道这件事后也不敢大意，以后每次出行都骑马配刀，防着赵娥。

赵娥像

赵娥磨刀，李寿骑马，时间一晃过了几年。就在大家觉得事情已经过去时，突然有一天晚上，赵娥把李寿给杀了。《列女传》记载，光和二年二月，赵娥杀李寿于路上。过程还挺波折，搏斗中，赵娥的刀断了，是用手把李寿脖子给拧断的。

赵娥复仇后，提着李寿的人头到衙门自首。这事儿一传出来，当地就轰动了，“乡人闻之，倾城奔往，观者如堵焉”，都是既敬佩又感动。当地高级官员也附和民意，向中央请愿，联名要求表彰。最后，就发生了我们开头说的那一幕，官府立碑表扬赵娥。

记载赵娥事迹的《列女传》

同样为父报仇，唐朝的徐元庆就没这么幸运了，他杀死了仇人赵师韫后被处死了。

徐元庆案是中国历史上的名案，经过大概是这样的：赵师韫早年做县尉时，在任上杀死了一个叫徐爽的人。徐爽有个儿子叫徐元庆，处心积虑要为父亲报仇。

后来，赵师韫升官当了御史，成了中央大员，徐元庆想杀他已经不那么容易了。但徐元庆想了个办法，他改了个姓名，去一个驿站做了工作人员。驿站是各级官员出差歇脚的地方，所以只要有耐心，徐元庆总有一天能见到赵师韫。果然，他等到了赵师韫，手刃仇人。杀死了赵师韫后，徐元庆并没有逃走，而从容就缚，等待审判。

最终，徐元庆也获得了表彰，名扬史册。不过，他是先被处死，后被表彰。

那问题就来了：同样是为父报仇，为何赵娥生而徐元庆死呢？既然处死了徐元庆，为何又要表彰他呢？

徐元庆死于“礼法之争”

这就牵涉到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命题：礼法之争。

我们先来赵娥为何不但无罪，而且还受到了表彰。赵娥受到表彰，是因为血亲复仇是儒家经典明文支持的，换句话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意识形态支持的。

比如，儒家五经之一的《礼记》就说：“父之雠，不共戴天。”

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子夏问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回答说：“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翻译过来就是：睡在草垫子上，拿盾牌当枕头，不去做官，不和仇人生活在一片蓝天下；只要遇到仇人，不管是在集市上还是在朝堂上，不管手里有没有兵刃，都应该上去杀他。（在朝堂上寻仇，历史上真发生过。宋太祖时，龚颖在皇帝面前用笏板攻击仇人卢绛，这个例子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所以，“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是儒家对于复仇问题的明确立场。汉武帝以后的西汉，包括后来的东汉，成文法并不完善，儒家经典本身就是断案依据（比如著名的“春秋决狱”），所以，赵娥不但无罪，而且还受到表彰，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对成熟的成文法《唐律疏议》

但到了徐元庆报仇时，事情已经有了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唐朝是一个法律制度比较健全的时代，成文法已经成熟。

徐元庆案发时武则天时期，当时的主要成文法《唐律疏议》被称为中国封建时代法律文本的典范。《 唐律疏议》共30卷，内容分为《名例》《卫禁》《盗贼》《斗讼》》《捕亡》等，涉及范围很广泛，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典。

按照《唐律疏议》，血亲复仇属于刑事犯罪，单纯的杀人当属《斗讼律》的处理范围，而徐元庆杀死的国家官吏，也可以使用《盗贼律》来处理，总之结果是一个字：死。

但别忘了，儒家伦理主导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千余年，“君臣父子”所构成的伦常关系是人们行为的价值准则。所以这个案子到了武则天手里，就成了烫手的山芋，两难。杀了徐元庆，违反儒家基本价值准则，伤孝子命，让天下读书人寒心；不杀徐元庆，就意味着允许个人暴力复仇，这是对国家律法的破坏，是对君主权威的挑战。

所以，这时的徐元庆案，看起来是儒家支持的复仇伦理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冲 突，武则天必须寻求礼与法的平衡，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这时，作为武则天最欣赏的文人之一，鸡贼的陈子昂战了出来（陈子昂其人，溜须拍马的功夫不亚于其写诗的功夫），写出了名篇《复仇议》。

陈子昂在徐元庆一案中，表现得非常鸡贼

陈子昂的核心观点是：礼是为了教育百姓的，徐元庆孝子复仇，符合儒家伦理，应该予以表彰；法是为了治理国家的，徐元庆杀人，违反了国家法律，应该处死。那如何兼顾礼、法平衡呢？处死徐元庆，同时在家乡和墓地再表彰徐元庆。

陈子昂还说：“今若释元庆之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以亏其义”，意思是徐元庆就是为了杀生取义的，今天放了人家，不是玷污了人家的节操么？

武则天觉得有理，采纳了陈子昂的意见，徐元庆就被处死了。

从陈子昂的文章来看，好像有理有据，徐元庆生得伟大，死得明白。所以，陈子昂在文章最后加了一句：“编之于令，永为国典。”意思是，我这方法太妙了，应该加在法典里，以后遇到同类案件就这么办。

看起来，“礼法之争”妥善解决了！

可刚过了一百年，柳宗元就把陈子昂驳了个体无完肤，他的文章就叫《驳<复仇议>》，超级名篇，被收入了《古文观止》。

柳宗元的《驳<复仇议>》逻辑严密

陈子昂的理论有个大前提：一、杀人偿命，法律支持；二、孝子必须得报杀父之仇，儒家伦理支持。法、礼两者冲突，这是陈子昂的立论根据。而柳宗元的文章，首先就推翻了陈子昂的大前提。

柳宗元说，徐元庆案的关键是深挖徐元庆杀人原因，如果赵师为是秉公执法，徐父是因犯法被杀，那徐元庆报仇是“仇天子法”，应当严惩；反之，如果是赵师韫为私利杀徐父，则徐元庆的行为符合儒家复仇之义，不仅不该受罚，反而应该得到旌表。

柳宗元的意思是，真相只有一个，徐元庆案应该找出真相，该杀杀，该表彰表彰，不应当和稀泥，让人死得稀里糊涂。

中国历史上处理“为父报仇案”的基本原则

柳宗元虽然在个案上驳到了陈子昂，并让陈子昂的“编之于令，永为国典”八字成为笑谈，但本质上，他却回避了“礼法之争”这个大问题。而这个大问题，在一个“非法治时代”，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

所以，唐朝以后，虽然历朝历代都有成文法，但对血亲复仇的问题，基本上都采取了“特殊问题特殊对待”的方式。

主要原则有三个：

第一个原则，明文规定的减轻处罚。

比如《明律》，明文规定子孙复仇不处死，而是减轻处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

《大清律例》严格规定了国法与复仇之间的关系：“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凶犯当时脱逃，未经到官，后被死者子孙撞遇杀死者， 照擅杀应死罪人律，杖一百。”意思是，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国家公权力没处罚的凶手，子孙复仇，打一百下屁股。

第二个原则，遇到复仇案件，基层司法官员应该“上请”，把案件提交，由皇帝处理。也就是说，即使法律有明文规定血亲复仇该如何处理，官员也要上请，交给皇帝，由皇帝裁决。

韩愈在“礼法之争”中，提出了上请的原则

这个原则是由唐朝确立下来的。当时发生了一个“梁悦”案，韩愈在梁悦复仇案中提出了复仇案件一律上奏，最终天子圣裁的原则，并流传了下来。《宋刑统》中更是通过“臣等参详”条文明确了复仇案件的上请原则。

一般来说，虽然法律已经对于复仇有宽容的惩戒措施，但上请之后，复仇杀人者往往被赦免无罪或改判更轻的罪刑。

这个原则同时兼顾了礼法。首先，地方官员应该依法办事，而且必须依法办事；其次，上请后，皇帝可以通过赦免的权力，表现出国家对儒家血亲复仇的伦理原则的尊重，所以，这是一个“情法兼备”的原则。

第三个原则，礼法背后的隐秘政治因素也会发挥作用。

唐朝时期，有文献记载的复仇案一共有8起，其中2起的被杀者是朝廷官员，复仇者都被处以死刑，其它6起复仇者都被轻判。这个原因很容易想到，毕竟官员行使职权是代表着政府（当然背后也存在因私杀人的可能），如果纵容或者表彰杀害朝廷官员的复仇者，那政权的稳定性可能会因此受到冲击。

再比如宋太祖时发生的两起案件。

宋太祖赵匡胤对复仇案的裁决，多是政治考量

第一起，是宋太祖侍卫李璘手刃仇人陈友。这个仇结在宋朝以前，当时天下大乱，陈友杀李璘父亲和家属三人。后来，两人都归附了宋朝，所以才发生李璘杀陈友的案子。因为李璘是宋太祖侍卫，宋朝又强调以孝立国，所以宋太祖赦李璘无罪。

第二起，就是上面我们提到过的，龚颖在朝堂上向卢绛寻仇。龚颖和卢绛原来都是南唐的臣子，后来卢绛归降宋朝，并在攻灭南唐时发挥了作用。也就是在灭南唐的过程中，卢绛杀了龚颖的叔叔，让龚颖家破人亡。后来龚颖也归降了宋朝，与卢绛同朝为臣，所以才发生了在金殿向卢绛寻仇的事。

这个按理说，卢绛为宋灭唐，杀了龚颖的叔叔，似乎并无大错。可结果呢，宋太祖下令立即诛杀卢绛，表彰龚颖。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结合宋初背景一分析，我们就理解了：卢绛虽然归降宋朝，但他骁勇善战，是宋太祖的心腹大患，宋太祖正找不到理由收拾他，龚颖的复仇和控诉，正好给了宋太祖一个借口。

所以，有的血亲复仇的案子，要深入到礼、法之后的政治因素中予以考量。

总结一下，因为伦理和法律的冲突，为父报仇的案件始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为此，国家不得不用“减轻处罚”和“上请”这两条原则，尽量减轻这种案件引发的“礼、法冲突”的影响。当然，政治因素在其中，也时不时会发挥一下自己的作用。

参考资料：

杨一凡、徐立志主编:《历代判例判牍》

《 旧唐书 · 孝友传 》

窦仪等撰:《宋刑统》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

苏力：《法律与文学》

熊逸：《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

瞿同祖：《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