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两个晚上分别看完了《赛德克·巴莱》上下集，着实被震撼到了。在知道这电影之前，我确实对“雾社事件”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用说“赛德克”这个民族了。即使之前或许浏览过相关的信息，也大抵当做历史长河中的一颗小沙子，早早遗落在角落中，如同无数个被湮没的民族一样。然而就在这4个多小时里，这个被湮没的民族从角落缓缓走出，在我面前高唱他们的骄傲，任凭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直到退场，耳边仍缭绕着悠远的歌声。其实瑰丽的画面、唯美的配乐、神秘的异族风情、华丽的动作、火爆的战争，凡是能吸引眼球的一切大片元素这里都不缺。可是能让我心怀敬意的，却不是这些。一部好的电影最打动人的部分，我想大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那种诚意吧。如果一部电影只是民族元素的堆砌，那么他大概会拍成《蒙古王》那样的“纪录片”；如果一部电影要凸显创作者的价值观，那么他大概会拍成《勇敢的心》那样的“史诗”。而如果导演想：“我要说的我不说，我只好好给你讲个故事，剩下的你自己看。”的话，那么拍成《赛德克•巴莱》就是一个好的选择。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部电影纷杂的毁誉之声，并非由于创作者价值观的混乱，而恰恰反映出观众群体在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当山地民族最原生态的一面血淋淋地呈现在银幕上时，我们对这种血腥的野蛮感觉有点无所适从。如同日本人以及更早之前的汉人对他们的称呼“生蕃”一词，这个族群天然就被排斥在文明的体系之外，他们天生不配享有现代生活，与骡马无异。而且这种排斥不会轻易因对象后天的努力而消失，因为“就不信两个蕃人能生出个日本孩子”。当征服者以高昂的姿态进入赛德克人的领地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各方面都远远被文明世界抛弃的野蛮部落，固执、顽强、不可理喻地遵照原有的方式生活。因此征服者相信有必要在“帝国边陲”建立起一套秩序，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向内地输送资源，另一方面是为了改造这里的族群，以便让他们更好地接受这套“文明的”秩序。自日本人进驻雾社后，所做的一切努力，便是在不断建设并巩固这套秩序，甚至亲身融入赛德克人的部落，目的便是熟知赛德克人的族群和文化现状，以便设计更符合现状的改造策略。这点，从先遣部队司令官手中的《台湾纪略》便可一窥日本人的苦心。
“雾社事件”是一个大转折，标志着日本先前理蕃政策的失败。本来像这样不同层级文明的不期而遇，必然会伴随着剧烈的冲突，一如100多年前欧洲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发生一切。然而日本人的野心更大，所作所为也更彻底，如果武力上征服一个民族，只是让他们在身体上屈服的话，那么通过改造原住民的语言，加强对征服者的认同感，打破禁忌以及制止祭祀行为，则是要从心理上彻底摧毁一个民族，从而永久地把对方纳入自己的文明体系中。可以预见的是，即便不曾发生如此激烈的碰撞，如果一直按照这个体系建设下去，那么20年后、或者40年后是否还有赛德克民族仍是一个疑问。莫那鲁道心中也很清楚：
“再二十年就不是赛德克！就没有猎场！孩子全都是日本人了！”
相比起直接的奴役，那种强迫对方融入自己的文明体系，永远作为体系最底层的人群遭受的这种“文明的奴役”更令人不寒而栗。被奴役者不但要遭受上层人群的剥削，更永远失去自己的精神图腾，极端例子可参照印度的“首陀罗”。由此可见赛德克的悲剧虽然直接源自那个“大出草”的决策，但却是由更复杂更深层次的多个原因共同诱发，之一可看做生存环境日益遭受另一个文明体系的压迫，失去传统的人在新的环境中无法独立生存，必须面对被奴役的生活，而另一重要原因则为文明上的冲突，在不断交融不断冲突的背景下需要通过“血祭祖灵”的仪式洗涤自己的灵魂，从而成为一个“赛德克巴莱”，获得通过彩虹桥并被祖灵接纳的资格（参考瓦歷斯‧諾幹的歷史筆記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3993559/discussion/41481189/）
这样看来这是一场无关国家（当时他们心中只有赛德克人和异族人的区别，根本没有形成国家观念），也无关自由（仅仅是出于捍卫生存空间和传统）的抗争，动机纯粹而简单，行动直接而粗暴，这大概是我所看到的山地民族眼中的世界的边界。赛德克人的英勇无畏，并非面前只有灭族的绝望，而身后亦有祖灵在召唤。即使从我们的世界看过去是一路悲歌，但是最后赛德克的勇士们仍高唱祖灵之歌走过了彩虹桥。
而全篇最悲情者，莫过于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花冈一郎与花冈二郎，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处处冲突、矛盾而复杂。既向往更高级文明的生活：期望在新的文明体系中利用规则、通过自身努力为自己和后代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与原有的文化无法割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新的文明体系中，这种根深蒂固的联系就是他们实现自身理想的最大阻碍。最终被迫选择自杀结束这种冲突的人生。
“切开吧，一刀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吧，哪也别去了，当个自在的游魂吧。”
在一郎要亲手扼杀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孩子那一刻，他已然分不清他将来要去的是神社还是祖灵之家了，那种对生命的痛惜以及对死后虚无缥缈存在的怀疑开始在他内心萌发，当他面对死亡开始犹豫的时候，赛德克人的骄傲在他的身上已渐行渐远。
莫那鲁道死后十五年，日本人携着他们“野蛮的文明”终于败退。反观这场自征服者向被征服者而下设计的文明体系，我们始终绕不过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个以强者利益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国家体系中，是否每一个群体，每一种文明，无论强弱、大小都有其存在并得到尊重的理由？即便他们并未给整个文明带来多少“贡献”，即便他们仍固执地按照传统的方式“野蛮”存在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还遵循着“强者决定弱者”的野蛮思维，一直从未步入过文明社会？
70年后，日本人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新丝绸之路》，在喀什篇中，摄像机镜头捕捉到了一个“失去灵魂的民族”，民族早已湮灭，只剩下满街悠扬的《提勒库依》在诉说民族的过往，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民族就这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我感觉但凡用灵魂唱出的歌，听起来特别触动人心弦，就像莫那在山溪前和他父亲的重唱，人虽踏虹消逝无影，歌仍缭绕清溪间，如山瀑泄下，久久不绝。
起码，台湾人用诚意拍出了这样的电影，在这以后，我有理由相信，当他们需要面对各种文化、各种群体之间的矛盾的时候，会比我们思考得更深远，亦会比我们处理得更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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