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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志是诗歌的根本
用诗方面，社交、从政、祭祀、庆典、娱乐、宣教等，无所不至。《墨子·公孟篇》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三百”极言其多。这是说，《诗经》的诗，都是可以朗诵赋陈，弦管演奏，能供歌唱，还可表演的。在社交和外交场合即席称引《诗》句以喻志，不须也不可能用音乐，只是朗诵某诗、某章或某句。这在先秦是一种习惯。所以《论语·季氏》载孔子教导他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所诵章句当然都是有寓理（比拟、象征）意味的。
从《诗》的多种用途可见，诗歌在古代，除抒情以外，还有记事、言理等多种功能。
但诗歌的喻理记事功能，由于社会生活的日益繁杂和书写手段与经验的进步与增长，便逐渐为散文所替代。这种趋势，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很明显。所以《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的话说：“《书》以道事，《诗》以达意。”这里的“意”与“情、志”是同义的。
随着诗之“用”由多维转向单一，诗之“体”的事、理因素也向“情”渗化、融会，而生成真正心理学、美学意义上的“情”。
然而，诗本体的“情志”，并不是原生状态，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审美体验，古人称为“情兴”或“感兴”“兴会”“兴趣”“意兴”“兴寄”等。从创作论角度说，这“情志”或“情兴”等，也就是诗歌所要表现的主要对象。
注释：
情志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对于它的发生和变化及其复杂。今天我们所说的情志基本上已不是情志的原生状态，它和诗的发展几乎趋于一致。
从《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的话说：“《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来看，至少在春秋晚期《书》与《诗》就产生了分离。一个偏于理性，一个偏于“情志”。这时候的“情志”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分化的更加单一，所以这个加了双引号的“情志”是模糊的，原始的，不可再分割的；再分割下去就成了后来的情志，成了另外一个意思。
因为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们引入了许多西方的文艺理论，这里的情志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跑到了心理学、美学的范畴中去。这个新的情志变成了一种审美体验，这是要引起警觉的。因为中国文化不等同于西方文化，二者不是同一根源的，强扯上西方的观点其实对古代的诗没多大的影响，但对今天的人们却影响颇大。
因为弄出了心理学、美学和审美体验这些洋概念人们往往会受其影响将它们作为情志的标准从而创作出来另类的“诗。”
对于这种现象，本文不做任何评判，只是用下面一句诗来提领。
“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
除了这种穿着汉字衣服的“西洋诗”之外，民间还有大量的俚诗，俗诗、歪诗、拗诗等等。尽管它们也有各自特点和受众，但是若要严格区分的话它们的确不能和传统的优秀古诗相提并论，它们之间差距就是凡人之于神仙。
不过中国古代的诗素以广盛辉煌著称，这里只强调以优秀古诗为尊，少谈其他别诗。我们基本上是以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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