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择仁
4.1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这是开篇点题。即总领全篇，又领起前七章。这一章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种是，孔子认为选择居处要以有无仁德之风为标准。居于有仁德风尚的地方,对自己进德修身很有帮助。这样理解与后面第二十五章“德不孤,必有邻”的含义就相关联起来,前后呼应，都是从邻里角度来论述,体现儒家的“亲仁”思想。
另一种认识，正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说，“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这是指仁德是人们最安稳的立身之地,自处以仁德为美好。做人处世不以仁德为根本,达不到仁民爱物的思想境界,也就达不到智慧的高度。也就是说,人的内心要安于仁,以仁为人心的居地,时刻志于仁。
《里仁篇》，前三章涉及到很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性问题。或者说该篇开头谈什么是“人”，即“仁者，人也”这样的问题。
4.2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这一章，孔子勉励进德修身。孔子认为,不具仁德的人,不可以长久地处于困顿中,也不可以长久地处于安乐中。在孔子弟子中,只有颜回是安贫乐道的典型人物。“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从孔子称赞颜回的一“忧"一“乐”中,可知不仁者与仁者之差异。不仁者处于困顿中,多有不善之行;不仁者处于安乐富贵中,又多有骄逸之态,而仁者不会如此。可见，仁是本于心、本于己的,心、己是仁之体。正如孟子所说:“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啐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孟子此意甚合于孔子。仁根于心,所以说仁者安于仁,讲的是仁的体。心向往仁德,施于四体并进而推诸外物,使己与人无不润泽于仁德,所以说智者利仁则是讲仁之用。
4.3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本章论仁者的好恶之心。仁者爱人为古之常论,然而仁者亦有所恶。《阳货篇》子贡曾问孔子:“君子亦有恶乎?”孔子答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可与此处对照理解。孔子要说的是,仁者能体人之性,所以能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本章的重点不是具体的“好人”、“恶人”,而是强调“仁者”,意思是只有具有仁德的人才能够喜欢一类人,厌恶一类人。
4.4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本章孔子同样论好恶问题。上一章言能好人、能恶人,是表明仁者性情之正,这一章言无恶是表明仁者的体物之心。孔子的本意应该是:如果一个人能真正志于仁,则在行为上就不会有恶行了。上一章所论属于意识层面,言仁者有体人之心而能好人,能恶人。这一章所论属于行为层面,言心若真正志于仁,则在行为上就不会有恶行了。
4.5 富贵章，本章，孔子从对待富贵、贫贱的态度上来论仁。富贵是人之所好，贫贱是人之所恶，然而仁者不会无原则地一味追求富贵或摆脱贫贱。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认为，仁者是不应苟于富贵的。君子之所以有不处富贵、不去贫贱的决心与气魄，是因为君子所依靠的是仁德，而不是富贵与贫贱。
4.6，未见好仁章，本章，孔子论为仁之难易。孔子论述了两种人：好仁者和恶不仁者。细品孔子本意，说“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是说为人之难；“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是说为仁之易。言为仁之难，为了使弟子敬畏之；说为仁之易，是要勉励弟子力行之。
4.7，观过知仁章，本章从人际交往角度来论仁。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过失。孔子论“仁”是有不同层次的,观过,然后才能辨别什么是根于心之仁,什么是利仁或强仁。人都会犯错误,错误不同,也反映了人属于不同的类别,而且在如何对待过错上,亦能够反映出人的不同道德风尚。这也可与《为政篇》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合并起来理解。
以上各章，从择仁、处仁等方面论述了君子修身的方向目标等，谈人生的价值，为什么要这样呢？第二个层次进行了集中回答。
二、志道
4.8，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本章说明孔子论闻道之迫切。“道”,有时指形而下的法则、原则、方法,有时指形而上的体,有时还指道义。孔子这句话,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要考察孔子“道”的实质，应当结合孔子的整体思想背景,参照孔子的相关论述,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等,来认识。
本章孔子所论之“道”可理解为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即正确的思想主张。在孔子看来,春秋时期是一个“无道”的时代,“天下无道也久矣”,而令孔子最感痛心的则是统治者不能认同并推行自己的思想主张,因而孔子终其一生,都在迫切期待有人理解他的主张,进而推行王道之治。
所以，孔子这里的“闻道”，不能仅仅理解为听到、听闻，而更应该是指明晓了道、把握了道。因为这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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