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藏区工作过三年，当水电兵，在西藏羊卓雍湖建造水电站。一座世界最高的水电站，一支挑战极限的铁军，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西藏最闻名的事情之一，吸引来无数记者，留下连篇累牍的文字和影像资料。
前些天，我偶然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一部建羊卓雍湖电站的记录片，镜头从拉萨乘车来到山南浪卡子县，登上5030米的岗巴拉山巅，逶迤的雅鲁藏布江像一条银色的飘带，沉入谷底；湛蓝的羊卓雍湖波澜壮阔，像从大海深处绝尘而来，盛着团团白云。
这些都是我熟悉又思念的地方和景色，我突然潸然泪下。时光是不会流走的，时光都留在我们心中，像我们的足印都留在大地上一样。
随着镜头的切换，我心底浮现出一抹抹生动的场景，一个个亲切的身影。其中，索拉的身影是那么之大，之明亮，那么之令我心仪又心酸。
索拉是1992年入伍的一名藏族战士，我于1993年夏天认识他。那天我陪中央电视台两位记者下部队采访，深夜方返回机关，途中，大雪骤然纷飞，一下白了黑暗的岗巴拉。
记者为夏天落雪惊喜不已，司机却苦不堪言，因为他出门时忘记带防滑链了。
炎炎夏日，谁又能想起带防滑链？可山高地滑，道路崎岖，没有防滑链，车子如履薄冰，每一个弯道、每一个陡坡都暗藏险恶，时刻准备嘲笑记者的无知无畏。
我听见了司机悸动的心跳，听见了车轮受难的呻吟。经过一次车轮打滑的警告后——右前轮离悬崖只剩一步之遥！
我又看见了记者魂飞魄散的败相，他们刚才一直在啊啊地欢声笑语，现在噤若寒蝉，在索索发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生死。战斗打响后，新兵心里总是过多地塞满生死。
日产巡洋舰本是翻山越岭的一把好手，现在被一场雪浇成落汤鸡，又扇了一巴掌，神气丧尽，只能畏畏缩缩地匍匐。做筋做骨开出数里，司机已经汗流浃背，心里长出毛。他停下车，提议我们都下车，朝轮胎撒尿——不是融雪，是祈神求助。我们照做，正好四人，一人对付一轮。
恐惧让人变得荒唐，亦鬼亦神。灵验的，顺当地拐过一个大弯，忽见山肚里含着一口亮光。如见救星，司机连忙岔道，向着亮光去。一间石砌小屋，一张惶惑的笑脸，走进被白雪衬暗的车灯里，令我们倍感亲切。
我就这样认识了索拉，他一个人掌管着山上４号变电站。这里海拔4537米，缺氧使记者的防风打火机变成一块废铁。
那天晚上，索拉为我们忙碌了近一个小时，总算给四只车轮用铁丝各穿上一只麻袋，这样便有一定的防滑性。他羞赧诚恳的笑脸和默默劳作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以后，我曾几次顺便去看过他，由于他不会说汉话，我们无法交流。但眼睛足够让我了解他，一台昼夜鼓噪不止的发电机，一部熊猫牌全波段收音机，陪伴他度过每一个白天和夜晚。
他喜欢笑，张嘴动手，脸上总是堆着满满的笑。可我老觉得他似乎并不会笑，不论为什么，干什么，总是那么一个笑容，绽着羞涩和诚恳。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经常对着收音机里的人发笑的缘故吧，面对活脱脱的人，他是不适应的。
如果说发电机是他的工作，收音机则是他工作之外的全部，是战友，是老师，是愿望，是生活。
所有藏族兵入伍后最大的愿望是学会说汉话，索拉也是，不同的是，他只能靠收音机帮他达成这一美好的愿望。最好的收音机也不能跟一个汉族战友比，但他没有战友，这里编制只有一个人。
所以，他学汉话的进程比其他藏族兵要难得艰巨又缓慢。这年冬天，我出藏休假前去见过他一次，他依然无法与我交流，依依呀呀的声音听了使我有些难受。
当时我也许是可以说服相关领导给他调个岗位的——这么孤苦的工作应该实行轮岗——这样，他的日子不会被无尽的寂寞拉长，学汉话的道路也不会如此漫长。我虽然想到，却没有去做，我的难受正是因此而生。
休假两个月，又去北京学习半年，当我再见到索拉时，已是次年秋天。最漫长的路都有尽头，这回，他嘴里发出的不再是依呀声，而是全然一新的藏族普通话，比我想象的要流畅得多。
但攀谈起来，我发现依然问题多多，他常答非所问，像是听不懂我的话，而风马牛不相及的应答像不是在对我说，而是对空旷的大山、天空，声音大得像喊叫。
后来，他指着耳朵对我说：“这个……不行了，听不见了。”说着笑笑，指着轰鸣的发电机，“这样也好，免得我每天听它吵吵，睡不着觉。”脸上毫无痛苦和怨悔的表情。
我一下非常难受。我知道，正因为发电机日夜不停的“吵吵”，才让他失去了听觉。失聪的他，听不到的不仅仅是发电机的噪音，还有收音机的声音。
失去了收音机，他生活仅有的一个伙伴又溜走了，寂寞将加倍地锁住他，而他千辛万苦学会的汉话又跟谁去说呢？即便有人又怎么跟人说？
他并不识字，这是最要命的。那天走之前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学习识字，因为现在的他只有通过书写才能与我们交流。
我想，这肯定比他当初跟收音机学说汉话更要困难。但这与他独自一人在如此高海拔地方工作生活相比，又似乎要容易得多，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的。
果然，他成功了。1997年，我转业到成都，不久便收到他来信，三百字的稿纸，写了两大页，字体工整得像是用蜡笔刻写的，内容只有两个词意：感谢和祝福，感谢我把他调下山，祝福我“扎西德勒”。
信的最后，他连着写了半页纸的“扎西德勒”，最后一个扎西德勒居然是用指血写的，让我激动得忘记了他已经失聪，给他打去电话。好在那时他身边已经有战友，关键是识了字。就这样，我们勉强通了一个电话，互相表达了真挚的问候、感谢和祝愿。
羊卓雍湖是我生命中的一笔浓彩重墨，索拉又是我这段岁月中的一个亮点，他羞怯诚恳的笑容时常浮现在我眼前、心底。
有时我想，生活对他不公平，但索拉我想他一定不会这样想的；他和我们不一样，普通到了不普通，低落到了高不可攀。他总是用一成不变的诚恳害羞的笑容和无言不弃的努力，应对生活赋予他的一切，包括不公平，包括失聪，包括高寒和缺氧，孤独和寂寞。
在他有始无终的努力下，现在的他可以读、写并理解我小说里的每一个字，所以我每出一本新书，总是第一个寄给他。我寄的是一份感动、一份敬意、一份思念和祝福。
我觉得他不但是我的读者，也是我的老师，赋予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德和智慧。十多年来，我一直和索拉保持通信，我想以这种方式保留他，也是保留我在这个喧哗年代里安静下来的一份外力。
作为一个义务兵，索拉在山上驻守三年零九个月的全部收入，不到五千元，这是他的津贴和高山补贴。
作为海拔4537米的高寒地带，氧气只有平原的三分之二，那里还能有其他什么呢？
据我所知，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丛草，没有一只飞鸟，只有白天的太阳和晚上的月亮，比北京大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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