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历年，洋人惯例没有特别的仪式。虽有“入乡随俗”一说，公共租界里也少不了张灯结彩，出门与华界应酬也有人换上长袍马褂乃至旗袍应景，但并无什么年俗，也不会有守岁或者年夜饭。
严以诺回来了两日，将这次去沙市、汉口、重庆的事收了尾，人也总算闲下来。他去自己长大的育婴堂转了转，看神父笑呵呵地给孩子们发糖果，他也挑了几个孩子抱了抱，塞手心里一块钱。他挑的偏是眉眼不驯的那种，仿佛看见了从前的自己。但从前保罗神父哪有如今这般慈祥。
也没有太多话。神父常念叨的不过两件事：人过四十，总不能一直飘泊不定，便劝他去汇丰银行做事，不至于各地奔波；二来仍是成家，日本人不行，华界好人家女儿也不是不可，大抵常去教堂的人家，不是医生、教授，就是家底殷实的商贾。严以诺有时亦觉荒谬，儿时神父甚为严厉苛刻，不知从几何起，竟也处出了些感情，乃至后来便有了这种如父如子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真的很难用逻辑去推敲琢磨。
如此被念了几日，他又开始不耐，收拾东西去了扬州。
厂里放假到十五，他也无事，便登了陈府的门。
毓如已出了孝，又是年下，日常衣裳自是添了颜色。头一日刚送两个孩子回上海，正打算歇上两天，门外头传话进来，严先生拜年来了。
厂里放假到十五，也不知他来做什么。毓如一边想着一边迎出门去，抬眼一看，他居然换了身长衫，不晓得他底细的人说不准还会当他是哪间学校教书的先生，端的是好皮相。这念头一浮上来，她就忍不住嘴角的一抹笑意。
快到中午，她一身滚了银红边的裙袄，发间只绾了支银簪子，在日头底下明晃晃的闪着人眼。“严先生过年好。怎么这就回来了？家里人都好？”她一厢把人往屋里请，一厢命下人沏茶。
严以诺也不答话，只让小周把拎着的东西送上来。却也只是异乡土产——那里人说，严先生带回去送家里人最好了。
“严先生太客气了。”她让燕儿收下，燕儿接过来一看，噗嗤笑出声来。
“我们太湖也有莲子、藕粉的，还有这个什么桃片，扬州点心花样还不够多不成？倒是难为严先生大老远带回来了。”
他这样的人，居然也窘了一霎，然后便说：“总不好空手回来吧。”
究竟真巧假巧，一个个都在说“回来”。
既到了这个点，毓如要拿出主人家姿态，只有留他吃饭。他似乎有些意外，很快又恢复了平素那种不把这些当回事的架势，说些场面话，做些场面事——陈家老太太在席上，竟很受用他这一套，又说飞浦若能有严先生的本事，就不至于让他母亲这般抛头露面操劳。
对尴尬人说尴尬话，也算这位老太太的能耐。毓如多少年早就习以为常，倒是不经意瞥见他投来安慰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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