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意味着临事敢言，这看起来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是古代真学者、真文人思想品格的一种回归，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做到了，我们不妨从历史的长河中来寻找答案吧。
在中国魏晋以前，学者文人们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一般不是冷漠，不是消极，而是热情，而且可以说是激烈。
先秦诸子虽然政治上各有其主见，各有其追求，并且成功与失败往往殊途，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紧紧地贴着人生，贴着现实，一般也都有强烈的入世之心。孔子始则从政，继则周游，终则设教著述，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始终关乎社会关乎现实；；庄子的情况似乎比较特殊，他否定功名利禄，显得有点消极，但他的不合作精神，为文的气势与色彩，令人心向往之。认真说来，他也是在现实之中的，不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总体来说，他们不尚空谈，不辞劳苦，在当时社会影响巨大，这也是学术上“百家争鸣”的由来。
后来虽经秦皇焚书坑儒，然而秦王朝二世而亡，所以，文人们的这种临事敢言，关心时事的传统并未完全被斩断。延至后汉，当时有诸多的学子和儒生一起，三千人指摘时弊，攻击朝政，矛头直指皇族权贵，甚至皇帝本身。结果发生了著名的党锢之祸，这场党锢之祸为害异常惨烈，不仅当事人被关的关，杀的杀，殆无幸免，而且株连罗织，惨目惊心。
党锢祸后，社会上渐起一种风气：追求冷淡清静。于是纵酒佯狂者有之，发言玄虚者有之，抱膝清谈者有之，归于佛老者有之，遁迹山林者有之，连陶渊明的不同流合污，也都透着一种消极。总之这时候和以后的学人们渐渐变得圆熟了，变得有点无可无不可了，变得平和冲淡了。这种风气，弥漫了几个朝代，影响了好多年。当然这是就大要言之，不排除有例外。
直到唐朝初期，太宗、高宗时还比较开放，像魏征等名臣也还能仗义直言到。而至中唐从武朝则天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一大批酷吏掌管制狱始，文人就惶惶不可终日，因言获罪的太多，大家开始闭口不谈现实。到韩愈谏佛骨被贬到潮州，白居易上书要求抓刺客被贬九江，中国最后一个敢于直言的朝代就这样结束了。
到宋朝时，理学开始成为中国思想的主导，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权力越大的人说话就越有道理，于是个人自由主义渐渐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但宋朝还是有一个敢说真话的人，那就是苏东坡，当然他的人生之路也走的太过坎坷，新旧两党都不喜欢他。由于喜欢提意见，乌台诗案险些丢了性命，事定后被贬到黄州，好多人知其祸从口出，劝他不要再写诗，不要再发议论，他虽然唯唯听之，却终是不改，最后甚至被贬到海南，他也是中国公认的最后一个“文豪”。
明朝整体而言对文人都很刻薄，刘伯温这样的贤臣也不得好死，高启被处以腰斩，解缙被灌醉，而后拖到积雪中埋起来。清朝则大兴“文字狱”，连“千钧一发”这个词语都不能提，因为用这个词的是对剃头令的反对和污蔑，说话都很困难，就不要谈说真话了。被誉为清朝比较开明的皇帝乾隆帝，兴起文字狱130多次，涉及文字狱的人员基本都是夷九族，诛千人。
所以我们这样可以看出，中国文人敢说真话这个事情，兴于春秋战国，隐于汉晋，唐宋略有所雄起，但最后还是终于明清。近代如果说也有一个人的话，那就是鲁迅，但他的文章现在也很难看到了。但从历史上来看，不能说真话，固然对社会稳定有一定作用，但是却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最终还是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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