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北方的春天来得晚，九九都过了燕子还没有飞来。 感觉到春天真的来了，村东面的小溪的水面上还有一层薄江的冰,冰面上的苇叶被风吹着迅速地跑,南侧钻出土层嫩嫩的芦苇芽尖，春风吹过夹带着扑鼻的清香.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开春，这不，一大早，母亲就看到我们第六生产队队长张如新和副队长张士范就急急煞煞地往队屋里赶。
母亲看那队长三十多岁，国字脸，剑眉，鼻梁挺直，眼睛黑亮，目光犀利，满头乌发，腰板溜直，声若洪钟，大踏步走路，一派硬朗之气。副队长张士范二十七八岁，圆头圆脑，整日舞枪弄棒，打遍邻里。副队长衣着洁净，爱吐痰和皱眉，好像总是气不顺。母亲从他们身边走过，听到队长急急地大声对副队长说：“我们生产队一开春就要开始一年的筹划哩，一年之计在于春嘛。上级要求今年最重要的是农业学大寨，要抢先把生产队里大活安排做好。“母亲愁愁眉苦脸地回家，对父亲说：”又要搞大活动了。哎，自带干粮自出工，搞来搞去生产队里没有好收成，社员会饿肚子哩。怎么办呢？“愁煎得不行，也想不出个好办法，到晚上，母亲还得带着几岁的我去队部开社员会。
六生产队的场屋离我家很近，母亲走过我家东边是个四亩左右的大池塘，池塘东边过路就是六队的场院，场院比学校的操场都大四五亩，有很多人。母亲看去，生产队有一溜十几间长的板夹泥土堂屋，社员们叫它“队屋”。队屋的东头是制粉条的加工作坊，中间三间是生产队队部，西头是队里的仓库，还有一溜十几间的土屋西厢房。队屋南面，还有一个六七米宽深的积肥池紧挨着的是在生产队前面的草房，草房前有着有几十亩大生产队的菜园。靠北面三间是放生产工具的，南边七八间是牲口棚，有十头老黄牛四匹马还有三头驴，饲养员老张头是个很和善的老光棍，正笑嘻嘻看着大姑娘小媳妇，母亲打趣他：”还看，看到眼里挖不出来了。“其余人都笑。
母亲絮絮地给我说坐在队屋里就着灯光纳鞋底，絮絮地给我也给别人唠叨：“生产队说白了，就是咱社员的家。公社有三十多个生产大队，我们村 是一个大队，大队长是张继绅，革委会主任是张继宽，会计是张洪财，我伯父是治保主任。大的生产队拥有三四千多亩地，全村有一千五百多人哩地，一个社员大约两亩多地。大队又分成了八个生产队。生产队队下面又分了组。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员和记工员。男劳力每天挣十个工分吧，女的也就七八个工分。你父亲在工厂里上班，一月不到三十元工资，还得买工分，要不生产队里不分给你父亲粮食，全家就不够吃的。”
母亲正说得热闹，队长咳嗽一声，在鞋底磕掉旱烟袋里的烟灰大声地说：“静静了，开会了，开会了。”
现在社员们吃饱了喝足了，舒舒服服坐在热炕上，打着饱嗝放着响屁听队长讲话。队长分派活儿时，大家是肃静的，一旦要念报纸学习，屋子就闹哄起来了。队长聪明，他念上几段，就说遇到生字了，把报纸撇给副队长，副队长心领神会，跳着段落念，一篇社论被他拆得七零八落，很快就读完了。学习完社论，才开始了正题。
我眼滴溜溜地转，看开会的队屋是最大的那间，在房子的当中，是队里干部的地方，周围光是一铺大炕就有二十多米长。队长领着社员学习，分派活，在炕上进行看。队长盘腿坐中央，社员们蜷腿坐四围。队长抽烟，社员也抽。队屋一开会，一屋的烟气，母亲与我不时地拿手往旁边扇烟。
队长把没有吸完的旱烟往鞋底上一摁，把半截烟夹在耳朵旁，充满激情的开始了他的农业学大寨长篇大动员：“注意了，下边布置今年最重大 的活。那就是农业学大寨。多打粮食，吃饱饭。”
说完，他大口吸了一口烟，对社员们说：”大家有什么想法说说。“社员听说农业学大寨能多打粮食，不由地高兴嚷嚷起来，憧憬着有几顿饱饭吃。倒没 有什么意见，生产队便把目光投向下放的县委书记王开明，笑着亲切地说：”老王，你说说，没事。说说心里话。“
母亲看着身边的老王头发有点花白，是因运动不力被下放的，他高大挺拔的身体有一米八，说话耿直有正义，不会玩弯弯绕，很对母亲的脾性，便很同情他。他把旱烟袋放在嘴边嘴里，叭了几口以后，发觉还没有点火，这才遍身搜起火柴来。母亲便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火柴，让我给他把烟点着以后，笑笑对老王说：”您见多识广，说说看，我们关起门来拉呱，没外人哩。都是自己人，不见外哩。“
老王沉默了一会缓缓地说：“哎，咱村的人粮食还不够吃哩，春荒不靠野菜还要饿饭呢！你猜，怎么规划的？搞泥巴搬家，‘人造平原’。我们的地本来就是一望平川。好像我们的平原土地还不够平，要弄得一展平。我的天，这一春一夏的劳动力全得陷进去……”
饲养员老王轻轻地拿过老王的旱烟袋，在自己折烟包里给老王在烟袋锅里装满烟，递给老王。母亲善良地问老王：“那你不挨批，没有写检查吗？“老王一笑说：”我提了，这不给下放到这里了嘛。至于检查嘛……”母亲宽厚地笑着说“你做得对，社员知道哩。”老王背过向，说眼里进了灰。
会议开到鸡打头鸣，我躺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母亲也觉得有些疲累，是呀，在队里干了一天的农活，再熬夜。母亲这时听到有些人打起了呼噜。队长一看，赶紧宣布散会，大家一哄而散，站起身，打着哈欠回家休息不提。
我迷迷糊糊地被母亲湿热的手领着回家，到外边，月光清冷，只听得一两次鸡啼。到家时，我却精神了，睡在东屋，却怎么也睡不着。东屋有一铺大炕，刷着蓝油漆，光溜溜的。光溜到什么程度呢?不仅能照人，猫在上面走，往往爪下打滑，侧歪了身子。被褥整齐地摞在炕梢，用蓝方格布苫着。为什么不能放炕头呢?因为如果在冬天的话，炕头挨着火墙和灶坑，它们烧得太热的时候，被褥就成了烧饼，会被烤成焦黄色。那时候的布匹和棉花凭票供应，伤了被褥的脸皮，损失可就大了。
我躺在炕上，却缠着母亲讲鬼神故事，我钻进被窝，灯油金贵，母亲躺下睡好，吹熄了煤油灯。我就听母亲嘴里就会蹦出妖魔鬼怪，我听了害怕，一怕就想撒尿，可尿罐搁在门口，屋子黑漆漆的，我不敢下地。母亲只好翻身摸出手电筒，射一束光为我壮胆。往往我撒尿后哆哆嗦嗦回到炕上，她就不说故事了，大约觉得我听怕了再去撒尿，浪费手电筒的亮儿，不划算。
母亲睡了，我却睡不着，想知道那些故事的结局，于是就用“痒痒挠”把她挠醒。母亲的枕头下除了放着手电筒，还有一个用晒干的玉米棒子做成的痒痒挠。我挠醒她，问：“娘，后来怎么样了?”母亲迷迷糊糊中嘟囔着：“怎么样了——”然后叹口气，说：“这么样了——”随便讲几句，给鬼神一个去处，把我打发了，复又睡去。她也不能不睡，不仅一家人的早饭等着她做，一个院子的牲畜和家禽，也会在醒来后，张着嘴朝她乞食。还要参加第二天的生产队出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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