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路（2）

这一路（2）

1974年11月初，是我们入学的日子，初冬的季节寒气袭人、冷风凛冽，但是我心中却像人间四月天充满了和暖的阳光的明媚的春色，当时，太原师范学校的新校区尚未竣工，我们暂时迁居在太原市晋源区的一所中学里，那是一个布局非常特殊的校园：有数不清的瓦房、有一个接一个的小院子。校园平坦而宽阔，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操场，还有一个有着硕大舞台的大礼堂，前院是高中生的教室，后院便是我们师范生的课堂，只要学校有重大的文体活动，高中生和师范生便会通力合作、合二为一。

当我拿着录取通知书，来到教导处时，竟遇到了一道选择题，因为我们这一届一共有六个侧重班，是专门为中学培养教师队伍而设立的。其中，有两个数学班、两个中文班、一个英文班还是一个体育班。老师递给我一张表格，要我写下选择的学科，我迅速的转动了一下大脑，数学班和体育班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中文班又有点浪费资源了，我自信中文我还是可以自学的，既然要上学，那就上点高难度的吧，也不负艰难的求学之路，于是，我果断地在表格上填上了英语班，从此一个未来的英语教师的种子就算种下了。我们班一共有52名学生，有两大特点：第一、女生多男生少，全班只有12名男生，前不久参加同学儿子婚礼的时候，同学们还玩笑着说，咱们班这么多的女生，你们却一个也没有追上，真笨。第二、同学们的来源地比较复杂，不能说是五湖四海，但也称得上是四面八方了，有南郊区、北郊区、小店区、清徐县和娄烦县，涵盖了太原市市郊的各个区域。剩下的便是我们十来个知青。

我们初学英语时，发音就成了最大的难题，因为个人操着各家的乡音，真的是一人一个调，我们知青虽然说的是普通话，但中学学的外语是俄语，对于英语也只能是从字母ABC开始，简单的单词和音标也没一个统一的发音标准，当时是没有电化教学的，估计那南腔北调的英语，把我们的专业老师也气得哭笑不得了。虽然起步艰难，但是大家都非常的珍惜这一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所有的同学们都是即认真又用功，早自习的早读，大家也是抓紧时间记单词、背课文，书声朗朗；晚自习做各科的作业，大家又自觉、又安静。渐渐的我们开始对英语入门，见面也可以用简单的英语打招呼了，这一点很令外班的同学们羡慕。其实，那时候文化课并不是学生们的重中之重的事情，毕竟这个阶段是文革后期，像“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运动也时而有之，但学校却从没有停过课，所有的老师都是用严谨的态度教书，学生们也是按部就班地学习，没有被政治风波左右。

我们的英语老师是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人长得漂亮，衣服也给人以华丽的印象，教书的声音清脆响亮，每每一进教室，就会使我们眼前一亮，同学们上她的课总是精神集中、精力充沛的。她的教学风格对我一生都有着影响：我认为教师必须要有自我修养，举止要文雅大方，衣着要艳丽得体，声音一定要悦耳响亮，这样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多年来我就是这样做的，受到了领导、家长和学生的喜爱和认可。

另有一位老师，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语文老师，当时的他已经不算年轻，但却非常儒雅，即有风度，也有深度，经常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夹着教案和书本，步履稳重的走进课堂，他不苟言笑，却能把课讲的生动深刻，使人耳目一新，久久难忘。记得当时有一篇课文《触龙说赵太后》：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这篇古文学完之后，教室的黑板上也常常出现同学们的留言：上自习说话者，老妇必唾其面、乱扔废纸者，老妇必唾其面... 一时间堪比当今的网络流行语，着实让我们好笑了一阵。他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我常以他的教学模式为范本，多年来也养成了在课堂上不苟言笑的习惯，给人高冷之感。

由于学习成绩的优秀，我被选入了班级的通讯小组，从此，各种稿件和各类活动的文案，均是由我来执笔，班主任老师来审核，我当时写得很多、也很快，但是字迹潦草，我想老师也未必能辨认清楚，或许审核也只是一个形式罢了。一天晚自习，高中部的两个音乐老师找到我，说他们高中要举行一场文艺汇演，需要我为他们撰写朗诵串词，他们居然会想到我？令人费解之余不免有稍许得意，从此“化学脑筋”的雅号便伴随我整个校园生活。其实我连数学细胞都没有，怎么会有“化学脑筋”呢，可就为这个虚名，也让我虚惊一场。

我们学生的宿舍被安排在一个个小小的院子里，一个班一个小院儿，几间瓦房门对门的开着，过道及其狭窄。班里把我们女生分为5个小组，8个人共用一间宿舍，另把12个男生分别分配到我们5个小组里。除了睡觉，吃饭、活动均以小组为单位，当时每个组都有一个大的搪瓷盆来打饭，一支铁皮桶来打菜，值日生轮流掌勺为我们盛饭，就在宿舍前那狭窄的过道里吃饭，一个组蹲在地上围成一圈，边吃边说边笑，其乐融融的。一次，突然别组的一个女生说：你们要是猜不出来，就问问“化学脑筋”吧，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成为了焦点，大家都停下碗筷看着我，那个女生手里端着碗走到我面前说：“有一个字谜你要是猜出来，我们就服你。”我心中虽有紧张，但也像是没有退路，众目睽睽之下只好说：“说吧。”“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横一竖...”没等到她说完，我便脱口而出：“樊梨花的樊。”那同学说：“果然是化学脑筋”。大家一起鼓起掌来，至今我也不明白是怎么猜出来的，否则会不会颜面扫地呢？

第一学年的时光很快过去了，我们接到了通知，下个学年我们将要去新校舍了，新校区在太原市南郊区老军营的对面，多年后的今天，那里已是高楼林立、街市繁华，人来车往、道路宽阔，可当年，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庄稼地，孤零零的两座楼房遥遥相对，一座是我们学校的教学楼，一座便是市委党校的办公楼，早晨出早操的时候，沿着庄稼地跑到财经学院的门口，再返回来，一路上一个人影也见不着。学校旁的汾河上没有桥，只有一条地下的防空通道。上面是高高的坝堰。中午时分，我们也时常坐上坝堰，去听汾河的流水声，看着风吹高粱地，一片诗情画意。

新的校园在当时非常的气派，崭新的教学楼高大而宽敞，教室里也是窗明几净，每个教室里都放着一架风琴，下课后，谁都可以去弹弹，可惜我是不识谱的，弹出来的声是歌不成歌、调不成调的，有一个女同学弹的很好，我羡慕的问她是怎么学的，她说：“你知道我下了怎么样的功夫么？上自习的时候，我都在桌子上练习指法。”原来如此，我甘拜下风。后来，她也成为了我们英语班里唯一走出来的音乐教师。

教学楼对面有三栋两层的学生宿舍楼，还有一个大大的礼堂，礼堂里是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的，一片空空如也。那就是我们吃饭和开会的地方。吃饭的时候，各个班级仍然是蹲在地上围成一个圈，每周开会的时候我们则是排队站在礼堂里，听着校领导和教导处的老师们的讲话，只有在文艺演出的时候，我们才会从教室里搬出自己的课凳坐下来观看。这样一所新的学校里，却有一个破烂不堪的操场，那是一片废墟，杂草丛生、垃圾如山、破砖烂瓦、高低不平，学校通知我们各个年级的同学们，暑假一律不可以回家，参加平整校园的劳动。我们班的同学都是从农村来的，曾经也算是战斗在农业第一线的，有着丰富的劳动经验，大家拉平车、倒脏土、捡砖头，你追我赶，每天一脸灰、一身土，也是毫无怨言、乐在其中。关键是这一次的劳动并没有老师管我们，在当时叫做“学生自己管理自己”。那种劳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在我今后几十年的教学中，也再没有出现过。

在校期间，学校也曾多次组织学生在厕所掏大粪，这个活儿是又脏又累的，大家却踊跃报名，班干部把同学们分成几个组，分别负责几个男女厕所，记得当时把我分到了一个组后，那个曾经当过农村妇女队长的组长坚决的说：“我们组不要志华，她可干不了这活，你看她做操都和跳舞一样，哪能干得了这个活。”我说：“试试吧。”结果那次干完活后，她对我是刮目相看，我们也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殊不知，我在农村期间也是干过不少脏活累活，也是被乡亲们认可的。

最后一年的学习，没有太多的印象了，老师每天都在赶课程、赶进度，一位专门教语法的老师一下子在黑板上写出了16种时态，让我们目瞪口呆。记忆中，一个时态也没有学过的样子，翻开课本，我们学的是山西省的初中课本，大概也不过相当于今天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后来教书后才知道，那16种时态是高中二年级的知识。老师在着急的赶进度的同时，各种活动还是接踵而来的，在短短的一学年中，我们在伍家寨的农村学过农，在车间林立、烟囱高耸的工厂里学过工，也在郊区的学校里实习过两个月。在最后一个学期，我们还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三大事件：周总理、朱老总和毛主席相继与世长辞，震惊了整个世界。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校园里、楼道里到处都贴着老师同学们悼念领袖们的文章和诗词，那时，我也写了好几页的悼念词，让我们班另一个擅长书法的同学，抄下来贴在楼道，每天都有许多的老师和同学拿着笔记本，把自己觉得不错的文章和诗词抄录下来，以示怀念。学校里以班级为单位，买来了白纸，扎花圈、写挽联，追悼会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开。今天翻开我们的毕业照，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左臂上赫然带着一块黑纱。就在这紧张、悲痛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毕业季。

毕业前夕，学校的各种大型活动也基本结束，我们只需要准备一场盛大的文艺演出，庆祝我们这一届学生的毕业。我们英语班的女生准备了许多的英语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红太阳照边疆》等等，演出非常的成功，把我们的英语功底也表现的淋漓尽致。之后的英语歌曲也成了我的最爱，在刚刚分配到学校教书的时候，我还教了我的学生们，学生们不但非常喜欢，而且还对我非常崇拜。

等待分配前的日子，是我们最轻松的，每天同学们在宿舍里联络感情，男同学也趁机走进了女生的宿舍楼，大家互留通讯地址，在笔记本上留下毕业留言，记得一次，一个女同学拿个笔记本来找我，说某同学自己不敢来，希望我能给他留言，并且强调，如果我不高兴，那就算了。她调侃的对我说：“你看你把别人吓成什么样子了？”这时我才反省，自己在两年的学习时间里，过于孤傲，“拒人以千里之外”已成为我的代名词。

毕业分配终于开始了，我们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留城指标，其余的同学都必须回到原籍。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我推着自行车刚进校园，一辆装满学生的大轿子车停在操场上，随着一声哭叫声“大姐”，飞奔着向我跑来一个女生，一下子抱着我痛哭流涕，原来她就是我同窗共读、同宿舍的舍友，他们是要回北郊区的...那一幕幕分别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我们每天都在流着泪送别朋友，这样的同学情谊，我至今难忘。

当班主任通知我到办公室去拿我的派遣单时，我的心情是非常忐忑的，接过派遣单一看，我大失所望，我居然被派到的单位叫做“第三劳改支队”。难道是要我去教劳改犯么？我拿着派遣单去找学校的书记，他是分管分配工作的，我说：“为什么把我分到那里，那里全是坏人啊？”只见书记不慌不忙地扶了扶他的高度眼镜说：“这就是我分配的，这个单位不仅有坏人，还有许多的好人，我本人就是劳改局调来的，你要去的地方和我之前的单位属于一个系统，我知道他们那里的情况，他们的子弟学校需要一名高素质的英语老师，另外，和你一起分配过去的还有一位中文班和一位数学班的学生。”从那之后，我们三个人便一起在那所子弟中学度过了数十年。

第二天的早上，一辆气派的大轿子车停在了校园里，就是那个劳改支队派来接我们去学校报到的车，一位干部科的干事，带着我们三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上了车，随着车缓缓地驶出校园，我也告别了我的校园生活。（未完继续）

这一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