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个白天，没有回音。
夜里，起风了。
白色的窗帘被吹的鼓鼓的，犹如水母在墨绿色的海水里上下游浮漂荡。他的思绪随着风，也弥离不定。
叮咚声从夜空中传来。是我。
是你吗？
对，我也觉得奇异，缘分可能真的存在。她回答。
看着黑暗里发出亮光的手机屏幕。他有些愰忽。
许多年以前，电话铃声。听筒里传来“是我”。一句仿佛来自天际的女声，柔软而又温暖。
明天我会见到你。
她说昨天已经出发，现在入住于一家小旅馆。那是长途气车中途停留的小镇上唯一的一家。被子上有污垢，床单皱巴巴的。散发出劣质烟草的味道。
“太好了，明天我去县城汽车站接你”。
他工作的地方，是一所山区小卫生院。距县城大约八十里的路程。一天只有一趟班车，而且是晴通雨停。
恰巧，他的病人的丈夫是位野外油田的司机，每天清晨动身，给炼油厂运输原油，会经过县城。
他告诉他，驾驶室里早已约好一个搭顺风车的熟人，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坐在油罐顶上，旁边有扶手，挺安全的。他没有犹豫，答应了。
他见过这样的画面。风景独特。可是从没有看到过搭车者的表情有丝毫的侷促和卑微。反而是挺胸抬头，高高在上的自豪。
“看了你的微信，你是在悉尼吗？”
“是，你呢？”
“我住在荼兰，一个你可能没有听说过的地方”。
猜想她的嗓音甜甜的，似兰花芬芳馥郁，夜间迷醉。
那年的夏夜，也是这样的味道。
他焦急地徘徊在尘土飞扬的汽车站外。全神贯注地打量着每一辆停站或者不停站的长途客车。下车的旅客，有背着行囊，动作敏捷的年轻人，也有肩扛手提，满面黄尘的农夫和老者。或是兴高采烈，大声的喧哗，或是郁郁不乐，面无表情的沉默。
唯独没有她的身影。日过中午。温度高了起来。早晨走的太急，也没有吃东西。身体开始发虚疲惫。转头看到有位卖葵花籽的中年妇女，蹲在街角处，正和两个大约十几岁的男孩，为几分钱在那里争执不休。
孩子们离开后，他也走了过去。掏出五角钱。中年妇人提起挂有吊盘和称坨的小称，搓了些葵花籽，嘴里念念有词的算着，大概是乘法口诀。称杆还翘的老高，她就将葵花籽倒进了一个用旧报纸做成的袋子里，递给他。他心想这高翘的称杆，意味着多出的葵花籽绝对会超过几分钱了。
那妇人抬起头，笑容满面的问他。“你是南斯拉夫人吗？”。他也笑了，说“你听我说的陕北话，会是吗？”。
忽然间他意识到一定是他的胡须，使这个看样子从来没有出过小县城农妇的嘴里，竟然蹦出了一个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在分配的小山沟医院后，感觉到一种迷茫和无望。他留起了胡须。奇怪的是他的胡须长长以后，竟然有别于周围蓄胡的其它男性。旋转着向后上方漫延。
父亲多次委婉地劝阻说，你最好把它刮掉，你的领导会有看法。母亲则笑嘻嘻的说，像三国里的张飞。有一天才十岁的弟弟回家后委屈的说，“哥，今天爸单位的叔叔说，你长大以后和你哥一个鬼势子”。
弟弟睁着亮亮的眼睛，一脸无辜。
从少年起，就不时听到有人说他长得有点像外国人。他遗传了母亲很白的肤色，眼睛又偏向父亲的家族，比较深邃。头发有些褐黄。记的大学时，有一次在公用澡堂洗完澡后，干了头发。同室的同学笑道，你简直一个金发女郎。他当时觉得很难为情。一直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被划进一个另类的组别。
出国以后，也有不少当地人说他是混血的。或者一些地理知识比较清楚的人，说他有俄罗斯血统。刚开始他还辨解说，我是纯正的中国人。听的多了，也就不意为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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