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要刻船山遗书之七【540】2023-11-24（2）

曾国藩为什么要刻船山遗书之七【540】2023-11-24（2）

章太炎先生分析曾氏靠刻印船山遗书来“悔过”的说法虽过牵强附会，但是从当时时局来看，反清思想越燃越盛，爱新觉罗氏满清的无能和堕落思想，激起一大批兴汉灭清的湖湘士子，他们从王船山遗书里寻找到民族大义的思想和精神，大量汲取反清排满的营养。辛亥志士杨毓麟、陈天华、禹之谟等人，都是“生平喜读先儒王船山遗著”的一批人，王船山的民族思想无疑照亮他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之路。

王船山的思想还深刻地影响着近代湖湘士人群体中一位重要人物，此人即有“海内名儒”之称的杨昌济。杨昌济毓湖湘先贤最崇拜的人有两个，一个是王船山，一个是曾国藩。从杨昌济传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王、曾两人的书，杨昌济读得最多最精，且终生相伴。他对王船山的评价是：“王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深受王船山影响的杨昌济，又使自己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得意弟子毛蔡张（昆弟）等人。他们经常到船山学社，听著名船山学专家刘人熙讲述王船山的学说。青年毛同学更是特别喜欢读王船山的书。在他当年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有记载王船山的一句话：“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即使后来成了革命领袖，在战争和建设的繁忙年月里，王船山的书也常常伴随着他。

通过以上简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王船山对湖湘文化，尤其是对湖湘士人的人格和学风之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儿深远。

近代湖南以陶澍为代表的经世派，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经世派转化来的早期洋务派，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以毛蔡为代表的新民学会命革派，无一不受船山思想的影响。船山为什么会对近代湖南有这样大的影响呢？

近代中国，可以这样简洁地予以概况。其时代背景是四个字--内忧外患，其时代主题也是四个字--寻找出路。近代湖南自然不例外。湖南地处南北干道，虽穷困但不偏僻，尤其自湘军运动之后，湘人皆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为己任，忧时伤世之心更为强烈。忧患岁月需要强大的人格，船山对信仰坚贞不移，对事业执着不舍，艰苦卓绝，矢志不渝，其人格之强大非寻常人可比。寻求年代需要借助闪光的思想。船山立在深厚的学问之上，对前代的人与事或褒或贬，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对人类社会的整治，伦常秩序的构建，都有自己的设想与谋划。他的思想理论中常有智慧之光在闪烁，其启发性与借鉴性也非通常著述可比。这就是船山在近代湖南之所以有巨大影响的原因所在。

今天的时代虽与过去大不相同，但前进与探索的人类社会本质并没有改变，船山依旧是我们的先哲，尤其对我们衡阳人来说更是如此。即便是举世都不谈船山了，我们衡阳也不能忘记船山。即便是国人都沉溺于财富和娱乐之中，回雁孤峰一座，也要日夜呼唤这个四百零四年前诞生在它山脚下的伟大儿子。我们要让船山之魂长伴雁城，长驻人心，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