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乾县发掘了唐章怀太子墓，出土50多组壁画，其中一幅《马球图》，是目前发现有关马球运动最早的形象资料。此图绘于墓道西壁，有20余骑马人物，均着深浅两色窄袖长袍，戴幞头，穿黑靴。壁画突出五个持偃月球杖的骑者驱马抢球。前一骑作反身击球状，其余纵马迎击。后10余骑人马，行者骑枣红马，或山间奔行，或驰骋腾空。止者着绿色长袍，红翻领，伫目凝神，无球杖。背景衬起伏山峦，五颗孤零零的古树点缀在空旷的画面上，与墓道东壁的《出行图》中的古树遥相对应。

这幅现珍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马球图》让现代人能够直观地欣赏那个流行与大唐的运动。马球是唐朝的标志性运动，是现在拍摄唐朝影视剧必不可少的镜头。这项跃马扬杆、奋勇拼搏、激情无限的运动也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马球的起源

马球运动的起源大概有三种，分别为：中原说、吐蕃说、外来说。

1、中原说

在中国古文献中，“击鞠”一词最早见于曹植所著《名都赋》中，其文曰：“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这是中国发现的在最早出现的“击鞠”一词，曹植生活在东汉末年，由此可以推断在东汉已经出现马球运动。唐豪先生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我国的马球运动可能是由古代的蹴鞠运动发展而来的，大概是在汉魏时期，形成了击鞠竞赛，而曹植说的“击鞠”也是“蹴鞠”的演变。“蹴鞠”本是一种民间游戏，到了汉代中后期，为抵御外敌骑兵入侵，广泛的在军队中开展马术训练，而汉代的蹴鞠也被边关将士用于训练和娱乐，在蹴鞠比赛结束之后，有些士兵骑在马上用兵器随意拨弄鞠，久而久之两者被将士们结合为一种，演变成为马球运动，是一种军队训练活动。当时的马球运动对场地、场上人数、玩法等等，都有一定规则，所谓“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李尤《鞠室铭》)。

古人在论述马球运动的起源时，大多追溯于蹴鞠。例如:隋朝的杜公赡在为《荆楚岁时记》中“打球”之戏做注释时这样写道:“刘向《别录》曰:‘蹴鞠，黄帝所造，本兵势也。’或曰起于战国。按:鞠与球同。古人蹋蹴以为戏也。”而蔡孚在《打毬篇》的序中也说:“臣谨按打毬者，往之蹴鞠古戏也。黄帝所作兵势，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窃美其事，谨奏《打毬篇》一章。”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卷六《打毬》中也说:“打毬，古之蹴鞠也。”

蔡孚在《打毬篇》诗中这样描写:“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楸。红鬣锦鬃风騄骥，黄络青丝电紫骝。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足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全唐诗》·卷七十五)。这首诗里面所提到的“德阳宫”是指在汉末被董卓所烧毁的东汉洛阳的宫殿;“俱能走马入长楸”这句诗借用的是曹植《名都篇》中的“斗鸡长安道，走马长楸间”。“德阳宫北苑东头”表明当时宫中修建了专门的马球场，而“奔星乱下”、“飞来画杖”描写的是马球运动的比赛场景。如果蔡孚所言非虚的话，那就可以说明我国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马球运动。

    2、吐蕃说

在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一打毬》中一记载:唐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联闻西蕃人好打毬，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毬，欲令联见;此胡疑联爱此，骋为之。”这里的“西蕃人”可能是指吐蕃人即现在的藏族人，西域的民族和吐蕃人大多都是游牧民族，他们喂养的马匹相对优良，而且他们的族人骑射技艺高超，因此他们大都精通马球运动。随着唐朝初期统治者对西域的经营，使得丝绸之路重新建立，各民族之间的交流随之增多，同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据史料记载，在唐代，西域各国曾通过丝绸之路不断地向唐朝进献马球运动所需的专用名马。“西蕃人好打毬”，可能是由于地域特征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风气，没有史料进一步证明马球运动起源于吐蕃。

虽无别的史料证明马球运动起源于吐蕃，但是有人却从语言学中找出了些许证据。马球运动在国际上被称之为“polo"，许多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探究其语源，基本可以确定“polo”这个词是来源于藏语，因而便提出马球运动起源于西藏的观点。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美籍的德人劳佛尔，他通过对藏语的研究发现了藏语中的“polo”即指马球运动。之后，不少学者指出英语中的“polo”是一个外来词，是从藏语的一支方言中借入英语的。

我国的阴法鲁先生也是这一说法的代表人之一，他认为“波罗”这个词是从藏语的线球“波郎”（Polon)演变而来的，而欧洲各种语言中的马球运动，基本上都是借用“波罗”这个词。如在俄语中有外来语“波罗球”，借用的是英语中的“polo"，但却认为这个词是起源于藏语。仅从词语的角度要证明马球运动其渊源吐蕃，有些牵强，若没有更有利的史料为据，很难确定马球运动起源于吐蕃。

3、外来说

还有不少学者认为马球运动是发源于波斯，原名为波罗毬。向达、罗香林先生都认为唐朝的“毬”字是音译自波斯的“Guy "。向达先生曾说:“波罗毬(polo)是一种马上打毬之戏。发源于波斯，之后西行传到君士坦丁堡，向东传至土耳其斯坦。再由土耳其斯坦传入到中国西藏、印度等地。日本、高丽亦有此戏，则又得源于中国也。”但是，马球运动在波斯并不称为“Polo"，而称之为“Chawgan";竞赛用的球，则称为“Guy"。具体是唐朝的“毽”字音译自波斯的“Guy"，还是波斯的“Guy”译自唐朝的“毽”，我们无从得知。

盛唐与马球

马球在唐代最早盛行于军队，原因在于马球运动可以很好地训练骑兵的骑术。唐代固然长期统一安定，但战争也难免时有发生，因此统治者对军队武艺倍加重视。受突厥骑兵的影响，为保家卫国，加强军队的作战能力，唐代实行轻装式骑兵，军队中十分重视士兵个人骑术的训练。骑兵在唐代达到极盛，马球运动是一项高超的骑马术与灵活的击球术相结合的运动，是训练士兵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最好的方法，因此“本为军中之戏”。唐玄宗在公元747年发布诏书，明文将马球运动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推广到军中，这不仅能提高将士的身体素质、培养其灵敏的反应能力，又能提高骑马作战和使用武器的能力，有利于整体作战水平的发挥。在《新唐书·兵志》中记载:“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增至七十万六千”说明马匹增长速度之快，而且在军队中有很多地方修筑有马球场地。唐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马球运动所特有的军事训练的意义和作用。因此，唐代军队非常注重运用马球运动培养军事人才，在禁卫军和神策军以及各地驻军中，都经常开展马球比赛。

唐代经济的繁荣发达，是马球运动开展和兴盛的基础。唐朝初年，社会经济衰敝凋残，为了恢复经济，唐太宗实行休生养息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使得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地发展，经济得到恢复，这就使更多的人从终日谋生的劳动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脱，从而可以进行自己喜爱的一些休闲活动。农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唐代各行业的发展，这其中包括手工业、商业、畜牧业等都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商品经济空前发达。唐代手工业门类多，分布广，而且手工产品的种类、数量及工艺质量，都达到了当时世界相当高的水平。唐代的养马业异常发达，当然这首先是为了满足军事战争的需要，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马球、骑射、田猎等体育项目的发展。唐朝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得国库充盈，人民安居乐业，唐朝的物质文明达到了当时世界同时的最高水平，这使得马球运动在唐代达到了极盛。

《便桥会盟图》

唐代马球运动盛行了几百年，在唐代21个皇帝中热衷马球运动的占多数。现在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辽代画家陈及之绘制的《便桥会盟图》，就是以唐太宗和突厥颉利可汗在公元626年以当时长安渭水便桥会盟为背景，这幅画中有一部分是唐朝和突厥进行马球比赛的场面，画面所画情景甚为壮观。唐代的画家闰立本的《唐明皇夜打马球图》描绘的是中宗时李隆基与吐蕃的比赛情景，李隆基一直到晚年球技雄风犹在，“地祇卫跸，山灵捧靶”，射门之准，就像神灵护着一样。

唐宣宗的球技也是绝妙无比，据《唐语林》卷七一记载唐宣宗“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连击数百，马驰不止，迅若雷电。”对唐宣宗的球技就连两军中打马球的老手，也是咸服其能。唐僖宗曾经对犹人自豪地说:“联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其豪语之下，球技昭然。在皇帝以及皇室的倡导下，唐代的马球运动很快飞出了宫廷，流传到贵族之中。据《两京城坊考》一记载，在当时长安的靖恭坊和永崇坊皆建有球场，附马杨慎交、太尉李晨、大臣姜皎等都建有私人球场。

马球在唐朝还是一项外交运动。唐朝初期是经过战争平定四方的，唐太宗李世民深知只有与外族修好才能使得国家政治稳定和促进经济繁荣。因此唐王朝为了巩固政权，建立了地方少数民族政权，让其实行自治，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政策，以改善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了各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以开放兼容的姿态吸引和吸收少数民族文化，促进汉人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由于唐朝民族和谐、政治稳定，其高度发达的物质和的丰厚的文化基础增强了周边少数民族的向心力，使唐朝与各族之间的文化和经济往来逐渐频繁，唐都长安成了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唐代文明的昌盛是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唐代体育的繁荣亦是如此。

据《封氏闻见记》记载，一次唐中宗邀来吐蕃和亲使臣观看马球赛。吐蕃使臣向中宗要求与汉人一比马球水平高低，中宗就选命宫中几名马球选手应赛，没想到前面打了几场都输了。中宗觉得有失颜面，就命他的侄子临淄王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与嗣虢王李邕，以及驸马杨慎交、武延秀4人披挂上阵，与吐蕃一决高下。临淄王骑上马后，“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队的打马球选手望尘莫及，只得认输告败。中宗见状大悦，赐绢数百缎。

马球运动的规则

马球运动是一项拥有较为固定的场地运动，要求有一定质量和面积的场地，唐代马球的比赛方法是:参加马球比赛的人分为两队进行比赛，上场人数根据参加人数而定，球场上设有球门，出场者一人骑一马，手持一球杖，以球入球门为得筹，比赛时，把球放在场地的中间，驾驭马用球杖击球，共争一球，以进球门为得分。得分称“得筹”，胜者增红旗一面，负者罚减红旗一面，以得多少筹定赢输。其比赛分单球门和双球门，单球门一般是在场地中间一个木板墙下部开一个洞，洞的后面镶有网囊，双方以击球入网囊的个数多少决定胜负;双球门的规则与现代马球类似，以击进对方的球门为胜。

从上面的描述看，当时已经出现了类似于现代的记分制的评判标准，但从具体的操作上来看，方式还是有所不同的。在王建的《朝天子词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一诗中有这样一句:“无人敢夺在先筹，天子门边送与球”说的是与皇帝一起打球的时候，即使己经将球打到了皇帝一方的球门边，做臣子的也不敢轻易将球打进球门以夺取“先筹”。为什么没有人敢在天子之前打进第一球，是因为忌惮天子的威严还是说“先筹”是判断比赛胜负的重要依据?再看王建的这首诗，其中还有一句“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这同样说明了不能在与皇帝一起打球时先得第一筹。而在花蕊夫人的宫词中，亦有两句诗:“供奉头筹不敢争，上棚等唤近臣名”，“上棚知是官家人，遍遍长赢第一筹”。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拿到“第一筹”对赢得比赛的重要性。在《资治通鉴》中提到“上令四人击球赌三川，敬煊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代安潜。”所以，我们推断唐代在马球运动中获得第一筹者是判断比赛输赢的重要参考。在《杖前飞·马球》中有这样两句“前回断当不赢输，此度若输后须赛”“或为马乏人力尽，还须连夜结残筹”，这两句诗形象的描写了和表达了那种对马球运动的热情和不赢比赛誓不罢休的雄心壮志，就算是马乏人困，也要连夜把比赛打完。“连夜”则说明比赛没有时间限制，“结残筹”说明比赛时设定了进球总数，两队进球数先达到总数者为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