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故事》2

这是一个新加坡电影，讲述了一个村里大家庭的故事，是70～80年代的新加坡时代变迁的缩影。

故事以“我”的口吻讲述，“我”父亲在《我们的故事》1中已经离世，十三四岁的年纪，是家里的大姐。

70年代的新加坡，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寄宿在村子里的舅舅家。在外公外婆家，有阿公，阿婆，妈妈也是大姐，舅舅老二，下面还有个小舅。

阿公重男轻女，因为第一个生的女儿，因为算命的说这个女儿会妨他，破解的方法是让女儿叫他四叔，因此妈妈一直只能喊自己的父亲为四叔，喊母亲为四婶。

舅舅是阿公的第一个男丁，因此被宠坏了，什么好的都尽着他，因此养成了跋扈的性格，脾气很不好，经常挤兑妈妈，占着家族里最好的资源，把妈妈当下人使唤。

妈妈贤惠、能干、能忍耐，为了养活孩子们，面对二舅对她百般刁难和侮辱，她都忍下了。

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开垦田地，种菜种树，养猪养鸡，还去当地的炭厂去帮工。在妈妈的勤劳操持下，总算是熬下来了，日子一天天过去。

除夕夜，“我”的弟弟被二舅的孩子们撺掇着玩飞炮，不小心点着了二舅的盆栽。二舅二话不说，上来就给了弟弟一个耳刮子，我上去给弟弟说理，二舅对着我又是一个耳刮子。妈妈上来给二舅说理，二舅怒斥妈妈管教不严，威胁说如果不服就搬走。

母亲只好忍了下来。

又是一年除夕。二舅听人说妈妈所在的炭厂年终分红很可观，又来敲妈妈的竹杠，逼着妈妈给家里买一台电视机，不然就赶我们走。

妈妈无奈，只好买了一台电视机，一家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倒也是挺好，妈妈虽然出了钱，但也很开心。

转眼到了80年代，很多村民的地都被政府征用，政府盖了组屋（成排的楼房，有点像廉租房，供迁移后的村民们租住，满足一定的条件可以申请拥有），这股风也很快就要刮到我们的村庄。

阿公病重，开出租的二舅却不肯送他去医院，说是有重要客户去忙了。妈妈只好用三轮车，艰难地拉着车送阿公去医院。阿公这时候，终于明白了自己原来错了，老泪纵横地让妈妈改口叫他爸爸。

阿公去世没多久，二舅听人说，如果拆迁去住组屋，妈妈继承的阿公的农本可以补贴很多钱，这个农本本来在阿公去世前要给他，是他自己觉得不好，坚决不要的。一旦听说有巨额补偿，他要把农本的补偿款强要回来，一分都不给妈妈，还诬赖妈妈跟阿龙私通。

幸好阿龙站出来，说出当初是妈妈用一对金耳环救了二舅的命的实情，说他经常帮衬妈妈，是佩服这个女人仗义、有胆色，指责二舅忘恩负义，血口喷人。

二舅抵赖不过，暴怒不已，又没处发泄，他不顾舅妈的劝阻，疯狂地开了车出去，在大街上狂奔，结果撞上一辆大货车，当场晕了过去。

当二舅在医院里醒来，说自己这是报应，从此像变了一个人，一家人从此互帮互助，和和睦睦了又过了几年。

再后来，政府来征地了，妈妈的农本确实补偿了不少钱，妈妈主动把它分给了二舅和小舅。

由于积劳成疾，在搬到组屋之前，妈妈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有一天，全家人在一起聚会，妈妈倒下了，进了病房，不久就离开了我们。

妈妈是个深明大义、坚韧的女人，一人扛起三个孩子的生存；照顾病重的阿公，对阿公尽孝，给他送终；不管二舅如何刁难，她始终不离不弃，把他看成一家人，想方设法与他和平共处，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因为妈妈行事公义，我们家跟邻居一家～马来人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即便后来搬到了组屋，不住在一起了，也互相常常走动，去照应下彼此。

终于，要搬走了，卡车拉着一家人驶向组屋，我仿佛感到妈妈跟我们一起，坐在二舅和阿婆中间，满面笑容地奔向我们的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