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栋 语文建设杂志 2024年08月12日 17:37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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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反对党八股》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从讨论文风谈起，辨思析理，逐层推演，通过批驳错误的写作观念，揭示正确思想方法的哲学内涵。本文从“俗”与“雅”、“深”与“浅”、“大”与“小”、“繁”与“简”八个角度出发，探讨《反对党八股》“纵横捭阖，思虑深远”的写作特色。
【关键词】《反对党八股》；哲学思想；文风
毛泽东是政治家，也是诗人。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跨界：政治，讲究博弈与妥协，有利害算计，也有从长计议，却均需不动声色的理智审辨；而诗歌创作，则更需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开合自如的艺术激情。二者纠缠，恰如冰与火的对峙，彼此刺激、相互紧张，似乎甚少协调之可能。但在毛泽东的哲学体系中，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总是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观念的演进、思想的交锋，乃至矛盾的转化。于是，这两种看似不相容的角色，却微妙而有机地统一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从而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学风与文风。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言说方式往往反映着他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在毛泽东的文章中表现得非常典型。他的很多政论文章、哲学著作以及演讲报告，都深具其鲜明的性格烙印。显然，《反对党八股》也是这样的文章。
《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于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讲演。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整顿党的作风，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2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应该说，《反对党八股》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从讨论文风谈起，辨思析理，逐层推演，通过批驳错误的写作观念，揭示正确思想方法的哲学内涵。正如他在文章中所主张的那样：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作八大罪状吧。显然，从运思谋篇到取材设喻，作者正是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真理形成的思想基础与认识方向。笔者借“八股”之数，尝试从以下八个角度对这篇文章的写作特色作一番品读。
一、雅与俗
在毛泽东看来，文风之优劣，究其本质是一个关乎思想立场的问题。说话行文，终须以理解交流为要。故成功的表达绝不应孤芳自赏、旁若无人。那么在这里，就存在一个对“雅”与“俗”之差异的认识问题。用《反对党八股》文中的话说，就是要“言之有物”，不能“装腔作势”。文章的功能无非“表达”与“沟通”两端，若只关注表达上的绝对自由与极端个性，而罔顾信息接收的对象与目的，令人难解其意，就不免孤芳自赏、应者寥寥。这便需要言说者、宣传家们在表达时始终以普罗大众的精神需求为目的。但另一方面，认同也不等于简单迎合，文章毕竟还是要拿得出充实的内容方能打动人；否则，徒有其表而败絮其中，都是害人不浅的精神垃圾，即如文中所云“懒婆娘的裹脚”。
可见，就以上意义而言，文章正是用十分通俗的行文语调，道出了典雅简洁的运思境界。毛泽东的语言实践，有一种由博返约、举重若轻的自如，议论说理往往就近取譬、微言大义，从而营造出一种“举类迩而见义远”的思想深度。比如，他在反驳党八股中那种“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文风时，就提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实在是再通俗不过的大白话，经作者一路排比，那晓畅自然的人间烟火气便扑面而来，从而非常形象地将思想方法与生活经验、斗争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极易使人产生共鸣。又如，他把“党八股”中那种索然无味的语言风格生动地比喻成“像个瘪三”，于是，那种语言的贫瘠猥琐，缺乏生命活力与尊严的形象便立刻活灵活现、跃然纸上。由此可见，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毛泽东，正是对中文辞藻之精妙体悟甚深，方能运用得跳脱通达。一切古今中外的言说经验都只是其洞见思想的手段，为我所用却不能迫我就范。这正是毛泽东文章耐人寻味的自在、自如之处。
二、深与浅
如果说，雅与俗是对立统一，那么，“深”与“浅”便是相辅相成。《反对党八股》立论高卓，从整顿文风入手，实则探讨的是全党工作作风以及革命实践斗争从何而来、为谁服务的问题，寄寓不可谓不深远。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语言是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更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从来就没有一种割裂思想，脱离实践指向而存在的虚无空疏或纯粹抽象的表达。这意味着，在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眼中，最深恶痛绝的，正是以故弄玄虚的言说姿态与无聊空洞的概念游戏，去遮蔽鲜活生动的生命存在与生产生活实践。
毫无疑问，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革命者。在《反对党八股》中，他辛辣地嘲讽了那种纠缠于笔画多寡繁简等细枝末节的做派。比如，他在文章中新解成语“对牛弹琴”。在反向开掘之中，揭示出语义内在的矛盾要素，在否定之否定中显现出深刻思辨的逻辑理路。再如，他批驳那种缺乏分析深度、简单罗列材料的文风时，用了一个“中药铺”的妙喻以批评其芜杂；接着又顺带一枪，煞有介事地戏拟出种种名目繁多的空洞符号，这便以归谬之法拆穿了此种文风看似丰富实则无聊的假象。而这些深刻的用意，却始终以一种看似轻松戏谑实则深刻犀利的笔调娓娓道来，既没有故作深沉、拒人千里，也绝不上纲上线、危言耸听。
毛泽东深谙谋篇布局之道，就像他排兵布阵、指点江山一般。那种欲擒故纵、以退为进的功夫在调遣辞令、驱驰文墨时同样高明。他很善于在自己的文章中运用对比。不仅有错误文风与正确态度的对比，即便是“党八股”之间，也有着不同层次的对比。比如，他说：“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这就将不同“党八股”文风的乖谬错乱之处通过彼此映衬对照进一步彰显出来，从而加深了读者对其危害性的印象。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洞悉中国社会，思考无比深刻；但又绝不为这种深刻所累，而是善于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悲悯与关切——这既源自其文章的思想魅力，也源自其人格魅力。
三、大与小
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举行的。今天我们重读这篇文献，不得不佩服当时共产党人身上所洋溢着的那种蓬勃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前方战事正酣，敌人围剿日甚一日，但在这生死攸关时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者们，仍然将其深邃的目光投向对民族精神走向的深远思考之中。毫不夸张地说，《反对党八股》反对的，不仅仅是形形色色的错误文风，更是那股因循守旧的思想逆流。这股逆流，一度根深蒂固地闭锁着我们这个民族鲜活灵动的创造力与开拓精神。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从鲁迅的著作中汲取思想力量并非偶然为之，而更像是一种基于对国民性反思立场与批判意识的精神传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风即学风，组织动员须以思想动员为前提。故该文立意高瞻远瞩，而“党八股”的八条罪状，实质上反映的都是有关意识形态的“元问题”。比如，第一条罪状之“言之无物”，反映的是革命工作的效能问题。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条件下，这是进行组织动员时必须深切关注的。第二条罪状“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仅仅解答了工作方法问题，还提出了有关加强党内团结的根本原则。而第三、第四条罪状，表面上看是对行文语言风格的思考，实际上隐含着我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基本思路，即：走群众路线，一切以群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第五条罪状是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深刻思考，讲的是行文分析和论证方法问题，实际上也寄托着毛泽东对提高全党思想理论水平的殷切期待。第六、第七、第八条罪状是对之前论述的深化与升华，深刻指出了“党八股”的历史危害，以引起普遍警惕与高度重视。
《反对党八股》理论视野高瞻远瞩，眼界阔大却丝毫不显空疏玄虚，正得益于作者对分析角度的精准定位。简而言之，从扭转文风这一问题谈起，作用有二：一方面，展开话题的切口较小，有利于全文逐层深入、借题发挥；另一方面，便于作者集中笔墨，有针对性地对错误观念逐一批驳，各个击破。最重大的关切，却要在极微末的话题中起落，从而形成了主题意蕴在表达上的思维张力，为其后揭示“党八股”的多重危害性蓄势。
四、繁与简
就章法谋篇而言，《反对党八股》层次清晰，结构简洁紧凑。而这种安排本身，正与作者在文中所倡导的“言之有物”主张相契合，反映出作者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科学态度。文章所列八条罪状，都是先点其思想病因，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然后再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对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要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结构既定，则运笔布局就须面对一个“繁”“简”安排问题。作者引譬连类、旁征博引，而又要保证中心论点的水落石出，以避免因议论说理进退失据而产生理解上的隔阂，这就非要下一番剪裁挑选、省察检视的功夫不可。因此，这里需要考量分论点关系是否协调，论据展开篇幅长短如何配合，需要作者在构思擘画时统筹布局、突出关键。若材料列举、观点陈述失之于烦琐，则各论点之间必然暧昧纠缠，难以形成论证合力；但如果分析议论简陋轻率、逻辑不清，则结论往往粗疏傲慢，缺乏说服力。而这篇文章则较好地处理了二者的关系。如作者所言：“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
可见，文章之简繁，与其立论表达的实际效用高低相关。当需要探幽发微、寻根问底、讲清原理时，则用墨如泼也不显啰唆冗余。如文中所列之第五条罪状，作者铺陈各种序列符号，不厌其烦地营造眼花缭乱之感，婉而多讽，将那种只堆砌材料、不深入分析的肤浅文风昭然若揭；其后则抽丝剥茧、细致入微地从揭示矛盾、调查研究、综合联系等方面，提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思想方法，从而使读者一目了然。而当结论显而易见、无须赘言时，作者又惜墨如金、斩截明了，却并不觉支离残缺、脱漏模糊。如文中对第七、第八条罪状仅一语带过，点到为止。即如作者所说：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若据作者前文论证圆融精熟的境界观之，此处并非无话可说，而是自信其乖谬错误早已一目了然，无须再做蛇足之辩。这看似作者笔墨收敛之举，又何尝不是立意蓄势藏锋之处呢？毛泽东深谙兵法奇正虚实之妙，其遣词造句也常有这种变化多端、出人意表的效果。繁简之间，正可辗转腾挪、声东击西。
综上所述，作为一篇富有现实针对性的驳论文，《反对党八股》在内容上极具思辨深度，而在表达上又能达到深入浅出之境，堪为后学者联系现实、理性表达、逻辑论证、训练思维之典范。窃以为，好文章自有其聪明劲儿，但聪明人未必就能写出脍炙人口的佳作。如果创作者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则其为文很容易因炫耀才学而失之于傲慢；但如果创作者聪明有余却学问不足，则其为文又常常会因卖弄机灵而稍显轻浮。因此，恰如该文这种熔辩证法与朴实学风于一炉，既能微言大义又不落俗套的具有大智慧的作品才尤其难得。其运思之难，正难在如何将情趣、见识与才学有机融合、充分汇通，从而使知性与感性之间不存芥蒂，内容与形式彼此相得益彰。由此可见，说理议论，贵乎在情感的深沉平和、立论的超拔高卓与章法的自由开合之间，构成了一种张弛有度、进退自如的艺术张力。
在早已远离了烽火硝烟与刀光剑影的今天，我们再读《反对党八股》时，似乎可以用一种更为平和的求知态度来审视文中所蕴含的思想魅力与艺术特色。在探索真知、完善自我的创造之路上，这篇文章所倡导的那种真诚朴素、严谨务实的文风与学风，永远都显现着理性的光辉与科学的力量。
（陈栋：陕西省西安高级中学）
[本文原载于《语文建设》2024年7月(上半月)]
（微信编辑：苟莹莹；校对：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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