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工作的环境，有位日本人，安培遇刺，同事就试图询问他，对于安培事件的看法，当然是没有结果的，他虽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代日本人大多与他差不多，日本底层社会从昭和过渡到平成年代，社会阶层己然固化，安抚于基础阶层的快乐教育己经被接受，平成年代被戏称为废宅一代，相比昭和男儿，这样的时代叙事，日本社会的深层问题己然浮现，这位日本人是公司老员工，平成以来发生了很多大的事件，每次试图通过这个日本人，了解一下他对当下的看法，然而都是失望，这个人如果隔世的，对他工作之外的几乎少有感受，可以共同谈及的就是情色，谈论起他对女性的兴趣，他总是乐此不疲，其它的没有更多的想与人交流下去的情况，或许他的生活方式的单调，对于其他方面也有涉及更无深刻的感受，还有就是异国人天然的那种戒备和距离，我更愿意相信这些东西，但是十几年的同事他这么的对于外界事物的这种态度，恐怕也有部分自己的无知和无奈，从年龄上来说，他是平成时代从少年到青年，那个时代废宅的影子在他身上确有契合，公司里其他几个日本人同样，当然底层社会的那种大的叙事的逻辑都差不多，美何尝不是，欧也差不多，底层逻辑都自有一套各安其份的合理性。
从核辐射以及大地震这些大事件，到地铁误点，消费税上调，这些关乎到每个人切身生活的具体情况，日本人对之过程的麻木以及接受状况，就我们公司几位日本人的情况，我们都觉得奇葩，他们居然何以如此，我们有时在问自己，他们的麻木似若自己毫无相关，当然这似乎有种国民性的特征，日本人的国民性的具体的我也茫然，只能这样大约地归属。
一个时代用专属的词汇来形容，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平成废宅也是平成时代的日本问题，安培作为首相又是平成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首相，日本问题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安培问题，他在任是战后最长的首相，而且在他在任期间结束了平成时代，迎来了日本的令和时代开启，废宅这个时代的集体情绪不但没有改善，或许还在加据了，废宅矛盾体现的更多的是底层社会群体的迷茫和不知所措，这种普遍性的集体焦虑当然有极端的反社会行为，自缚其困的自杀现象的增多，自杀现象作为日本社会来说，本身就是什么自杀现象较多的国家，这部分增量屡见报端，虽也麻木了，但是潜在的社会焦虑还是引起关注的，更为严重的是反社会现象的极端形为，安培作为前首相，国民给予他某种期待，认为他是一个可以认真做事的人，而且在任画的那个饼也有一定的蓝图，面对平成问题部分转分为安培问题，安培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国民人设。
诡异的是安培却在疫情的压力下以自身健康原因辞职，这么的自私地爱护自己羽翅，他在任容忍他的很多作为，而且是加重底层负担的，之所以容忍，或许在想象有一个稍好点未来可期，安培走人但是安培问题还在那里，并没有时空转化到现任成为岸田矛盾，岸田执政下的影子内阁，安培的影响力还在加强，遭刺事件或许可以暂时释怀某种程度的安培矛盾的尖锐，它应然地缓解某种日本矛盾的紧张，让人们关注转化为安培遭刺事件的各种国內外舆论场的喧喧闹中。
平成废宅是个闭塞保守对宅外毫无兴趣的一种形容，想起我们公司那几位日本同事的某种麻木的样子，一个时代用叫不醒的感受以及于委屈的以用一符号诡异地形成一种集体记忆和共同情感，日本矛盾变异为安培矛盾，随后随着后安培时代的变异，这个矛盾或许成为了岸田矛盾或某种另类的变异，新冠病毒的变异论社会层面被迫接受，社会矛盾的变异也在压迫着社会层面的承受力，不敢期待未来，更大的焦虑不安的笼罩着人们的心灵，或许麻木是种较为有效的应对，不这样还能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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