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英国,走进了光辉岁月,登上了巅峰时代,这个时代,通常也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政治上,议会改革结束了贵族政治,现代政党政治成熟;思想上,各种理论兼容并包,纷纷自证,并实践着;经济上,自由主义理论盛行,炮舰和商品全球无敌;社会上,中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主吧)引领英国价值和世界潮流;文化上,出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潮的交替;科学上,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继续启蒙文明,告别蒙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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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瞧!18世纪以后的王位更迭,排列多么顺溜:
汉诺威王朝(1714—1901)
乔治一世(1714—1727)
乔治二世(1727—1760)
乔治三世(1760—1820)
乔治四世(1820—1830)
威廉四世(1830—1837)
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
念起来就像广播操口令一样,1234……而且幸运的是,每个国王都可以善终,或死于疾病,或亡于衰老。
无论外面风云如何变幻,远离了绝对权利的英国王室,少了多少血腥,多了多少威仪和优雅啊。经历几百年的曲折,英国终于实现还政于民(至少是议会或部分选民)、程序至上、司法独立、权力制约、媒体自由等等。
这个国家至今没有现代完整意义的宪法,《权利法案》虽然是标志性的宪法性质的文件,但它没有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政治和经济等权利,所以与后来者相比,并不能算作宪法。但是,英国则是世界上第一个事实上的宪政国家,这是无可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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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硬兼备,实力第一]
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在英国全盛发展的时期,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并引领世界潮流。
英国工业革命在19世纪取得突飞猛进,随着工厂制度的建立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英国建立了强大的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煤炭工业、机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五大工业部门。自由贸易超生的确立,使英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发挥竞争优势,为大宗工业品的输出和大宗原料、粮食的输入准备了前提。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贸易中心。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它不仅是世界范围内资本流通的中心,而且是世界各地短期资本投资的主要目标,一个全球性的证券市场在伦敦形成。
与此同时,英国海外投资快速增长,起先主要流向欧洲大陆,后来逐渐转向殖民地,南美和美国。在工业经济突飞猛进的时候,英国也步入了“高效农业”的时代,圈地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高效农业提供了制度保障。
即使是1870—1914年的经济衰落时期,英国仍在发展,其工业产量、世界贸易量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居于世界前列。
19世纪的变化,触动了所有人的利益,各个阶层卷入其中,激进主义者包括议会改革者、共和主义者、社会改良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都积极行动,要求对现行制度作根本变革。议会改革是19世纪英国政治变革的主线,根本目标是结束寡头政治,向大众民主转变,英国采用了和平变革的方式,实现了国家的平稳过渡。19世纪下半叶,自由党和保守党竞相变革的核心,在于想从改革中为本党争取更多的选民。工党是工人运动的产儿,在19世纪后期走向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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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也是在大势所趋中展开,英国建立了统一的现代司法体系,警察组建降低了治安官的作用,乡绅对农村统治随之削弱。19世纪末,英国确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现代政府管理机制的建立,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
资产阶级价值观开始证实社会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渐成主流,也带来严重的城市病,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也恶化了环境,包括拥挤和犯罪。19世纪的英国依然是一个宗教国家,从凡夫俗子到科学家,甚至进化论的支持得都是宗教信仰者。工业革命没有弱化宗教意识,宗教的影响反而加大了。然而怀疑论者和无神论者也在发挥影响。教育方面,牛津、剑桥仍然是贵族精英教育的堡垒,中等阶级的教育也得到发展,19世纪晚期大众教育和职业教育有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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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外交有两个重点,一是捍卫英国的国际地位,二是保障英国的经济繁荣和对外贸易。但是,1880年代欧洲其他国家工业化迅速开展,英国的脆弱性明显,孤立主义外交在英国独大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一旦其他大国赶超,结盟外交就是英国的唯一选择。
当19世纪结束时,英国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但是解体的步伐也悄然而至。白人移民殖民地离心倾向明显,最终转变为“自治领”,非白人殖民地自我意识形成,至20世纪终于转变为独立的要求。英布战争是一个明确的标志。
19世纪英国的“软实力”强大,科学、文化、艺术发展到历史的最高点,各种理论和学说纷纷呈现,传播到世界的许多地方。英国对世界历史的突出贡献集中表现在19世纪,正是在这个时代,英国走上了辉煌的顶点,无论其成功还是失误,都为世界展示了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模板。
[“看不见的手”]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运行。但是,历史也证明,英国模式不是唯一的模式。1870年代开始,欧洲其他国家工业化开始摆脱英国理论和英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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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以庞大的理论体系,帮助我们摆脱了中世纪的道德枷锁。他认为,人类行为由六种基本动机推动: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及交换。因为他认为,一切人的行为动机都一样,就是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判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方式去行动的自由。借此,他们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即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富人虽然贪得无厌,雇佣了千百人来为其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所做的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当神把土地分给少数地主时,他既没有忘记也没有遗弃那些在这种分配中似乎被忽略的人。后者也享用着他们在全部土地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依据此,斯密就怀疑那些不是出版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们的行为能否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
他说,“我从未见过那些假借为公众谋利之名的人们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被誉为“第一部伟大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提出全新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反对垄断和政府干预经济,认为自由市场中的“经济人”,就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人性是天性自私的,追逐个人利益是人的本能,在经济活动中,资本的“唯一目的”在于“牟取暴利”。当资本家使用资本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支持辆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事后才达成一致的,利他是利己的产物。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最终就客观地获得了增进,因此社会利益是追求处人利益的结果。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所以,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放手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吧,在自然规律之下,他会对公众利益作出最大的贡献。
这种理论,表达了要求发财致富的人们的埋藏已久的强烈愿望,他们高兴地发现,在斯密那里,追求利润变成了正常的伦理,自私的动机被说成是可以造福于社会的崇高目标,千百年来基督教义中经商可耻甚至有罪的观念被打碎了,柏拉图式的或贵族式的高雅姿态也被清除干净。那种对财富强烈追求的欲望,现在被公开释放出来,这被哈佛大学一位经济史学家叫做“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在欲望的刺激下,人们急切地扩大生产,大大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
[《谷物法》存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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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战争期间,通货膨胀,谷物价格上涨,土地所有者投入大量资金,开发贫瘠土地,即“边际土地”,扩大粮食生产,谋求赚取更大利润。岂料战争结束,价格回落,成本无法收回,更不要说利润了。1815年,土地阶层控制的议会通过了《谷物法》,规定小麦价格未达到每夸脱80先令时,不准进口外国粮食。人为抬高粮食价格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土地阶层的利益,而生产的终端农民并没有因此获利,换言之,差价都被地主拿去了。此后关于这一法令的斗争一直在议会内外展开。议会之外,人们甚至组建了反谷物法同盟,集资宣传,全国动员。不少报刊,例如著名的《经济学人》也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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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谷物法同盟最令人惊叹的行动中“制造选民”,筹集大笔资金归到本不具备选民资格者名下,帮助他们获得选民身份,从而谋求选区的多数,选出事先看好的候选议员。1846年,谷物法在两院先后被废除。有历史学家评价,“1846年谷物法废除,就其政治和经济影响而言,比19世纪英国的其他任何重大事件,在许多方面都要深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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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英国农业迅速改良和结构调整,走上集约化道路。此后的14年中,残余的关税一一去除。1960年代,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英国政治中正统观念的核心,几乎像新教国王取得了继承权一样拥有了牢固的地位。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农业进入最繁荣的时期。
[从英雄到美德]
每每联想到这些国名的中文翻译,不得不佩服日本人那种基于耻感文化、愿赌服输的态度,这与我大清朝“夷夏之辩”的惯性思维完全不同。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美利坚,这些国名都是来自日文,在中国延用,至今。其声音读起来诗意,其字形看起来美好。
但是,19世纪晚期,由于欧洲各国的经济竞争激烈,大陆国家纷纷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抬高关税,设置壁垒。英国由于经济影响力的下滑,被迫加入其中,这也意味着英国衰落的开端,被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和美国追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不仅后述两国占据优势,而且他们在以下四个方面引领了未来的经济发展,这些方面正是管理和组织。一是管理的职业化,二是工业的卡特尔化,三是生产的电气化,四是“生产流程的泰勒化”(科学管理化)。加上19世纪中期以后的英国人心目中普遍的自负,不免将过去的成功视为老本。墨守成规和习惯重负阻碍了科学传播,英国在科学运用和劳动力培训方面,落后于德国和美国。英国不重视教育,也不重视应用科学。1890年第一个由国家支持科学教育的公共开支项目才在英国获得批准,但直到1901年仍然只有每年2,5万英镑的经费从财政部投入到大学。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只向少数人开放,并且专注于人文、神学和数学等传统学科,轻视技术和工程,现代大学体制在英国发展缓慢。
到了1912年,美国通用电气、西屋电气和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控制了英国三分之二的电气设备生产。英国在采用新型组织形式上的缓慢滞后导致在时代的关键产品之一——钢铁生产上表现出明显距离。
但是需要说清楚的是,1870—1914年经济速度的相对于19世纪中期发展缓慢,相对于德国和美国发展缓慢,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相对的,在相对衰落的背景下,英国经济仍然在增长。英国世界工厂地位受到挑战,但英国依然是当时世界的经济强国,无论在工业品产量,还是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及经济发展水平上,包括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英国都是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
德国也好,美国也罢,追赶第一的步伐虽在加快,但是,其转化为现实的世界领导力,则是说来话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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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19世纪的中国,即是面对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信息完全不对称的中央之国,面对步入现代世界的欧美强国,由于毫无准备,应对进退失据,方案莫衷一是,结局差之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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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此,中国进入了“被”时代:被侵略、被现代化、被学习、被控制和被选择等,一如李慎之所言,总是“救亡大于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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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节源自《英国史》(卷五,光辉岁月——19世纪英国;第一篇 经济 第一到五章 经济政策,工业与交通,银行与金融,对外贸易,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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