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最早由先秦儒家提出，后由宋代学者提升到了道德原则上的突出地位。经过后代不断的解读与阐释，人们渐渐对中庸思想产生了一些误解，这些误解实际上是对中庸思想的窄化和偏离，即认为中庸即做事的折中主义和保守主义，被某些热衷于“和稀泥”的“老好人”奉为至理名言。
然而，寻根溯源，通过对《中庸》一文的阅读，我们能够发现中庸思想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远超过人们对它的理解。因此，结合对《中庸》的个人理解，将中庸思想加以系统的梳理和解析是十分必要的。
“中庸”是“中”与“庸”内涵的有机结合。“中”的含义显而易见，即一种非左非右、不偏不倚的状态，带有“正”、“好”、“和”的涵义，但同时“中”在各方面的体现又是及其复杂的。“庸”，从结构上来看从“用”，在许慎《说文解字》中就有“庸，用也”的解释,“中”与“用”结合，意在将中庸之道用于实践。此外，“庸”在何晏注《论语》中还有“常”的解释，因此，“中庸”也强调将“中”这种思想一以贯之，作为人生之常。由“中庸”二字的本义观之，“中”体现的是一种思想观点，“庸”则是“中”的方法论，是践行之道。
理解“中庸”的思想内核后，以下将对《中庸》之“中”、“道”、“诚”三者思想作进一步分析阐释。
《中庸》开篇便阐述了“中”与“道”的关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由上文已知“中”即人固有的与生俱来的自然禀性，是人的本性，而“道”即率性，顺着本性做事，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顺着本性做到了“中”也就得到了“道”。而道是“不可须臾离”的，道也是“不远人”的，说明道与人息息相关，进一步印证了道与人的本性“中”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诚”在《中庸》中的概念是十分广泛且抽象的，不仅仅只有我们今天所说的真诚之意。在中庸思想中，“诚”可以做到明白道理，发挥本性，是自我的完善，是天地的法则，天下“至诚”甚至可以预知未来之事，所谓“至诚如神”（《中庸》第二十四章）。
因此，儒家中“诚”的思想是与“中”一样抽象且泛化的，体现在事物的各方面中。但是，“诚”与“中”也有着关联，“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中庸》第二十二章），可见只有至诚之人才能发挥本性，做到“中”，这与孔子所说“中庸其至矣乎”（《中庸》第三章）的思想具有一致性，“诚”与“中”都是难以企及的至高德行。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第二十章）此句彰显了“诚”与“道”的联系：天道即诚，人道即追求诚。天道与人道都是“至诚”的，“诚”是天道与人道的有机统一。
儒家思想似乎向来都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至圣”、“至善”、“至诚”、“至德”等思想在儒家经典中大量出现。儒家认为这些作为世间至高无上的美好德行只有至圣才能够具备，这就让这些德行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色彩，它们都是普通人难以把握和琢磨的。孔子在《论语》中提到中庸思想时就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普通民众是难以做到“中庸”的。
那么儒家为何要将这些德行置于如此高的境界呢？有学者认为孔子的本义是既然百姓缺少这种美德时间如此之久，那么就应该让民众都拥有此德。儒家认为虽然这些德行难以企及，但是圣人、君子却都拥有它们，因此只要人们都努力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成为“至圣”。儒家对于“中”、“仁”、“善”等品德的呼吁都是其“内圣”观点的体现，强调每个人都应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追求更高的道德目标。
除儒家“内圣”理想之外，中庸思想的理想主义还来源于儒家对人性乐观主义的认识。中庸思想中的前提即“中”是人的本性，是人固有的美德，因此最终可以向“至圣”、“尽善”的理想迈进，具有可行性和实践性。而大多数人无法做到“中”是因为“性相近，习相远”，在成长实践过程中人与人的差异逐渐扩大，所以儒家相信经过不断的完善和对“中”的践行，就可以做到“中庸”。
总之，儒家所说的极致的“中庸”状态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境界，但中庸思想的现实意义和激励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它能够为我们指导生活实践，有利于提高自我修养、塑造美好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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