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工具论”和“人文论”之争已持续多年，虽然11版新课标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征”，各打五十大板，但是这并不代表当前的语文课堂教学中，“工具性”和“人文性”做到了相辅相成。虽然课标旗帜鲜明地指出语文课程要“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但是这一纲领性的指导在教学内容繁杂、教学个体差异较大的课堂上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还要看教者是否以人性化的角度来指导学生阅读文本。切勿使教学落入庸俗的窠臼，使小市民式的思维进入课堂。
以苏教版四年级上册课文《普罗米修斯盗火》为例，大部分教者都会关注普罗米修斯对人类的同情、盗火时的机智勇敢、受罚时的坚贞不屈。尤其是第三条，很多教师都动用各种手段，如播放电闪雷鸣的音效，从各种语言细节品读普罗米修斯受罚的痛苦，借此领悟他为了人类的幸福勇于牺牲自己的奉献精神。起初我也是重蹈覆辙，认为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闫学老师的《小学语文文本解读》中关于《普罗米修斯盗火》的内容，则引起了我的深思。
在只有十来岁的孩子面前，这样的渲染与强化是否合适？在着力展现、感受残忍与血腥的同时，谁来为孩子遭受的恐惧和心灵的戕害负责？在残忍与正义之间，一定要强化残忍才能衬托正义吗？我以为，这其中并不具备必然的逻辑关系。
当大多数人都在沉迷于用受难来歌颂英雄的时候，却极少有人能够想到孩子们咀嚼这种祸难的感觉是多么苦涩。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在反复渲染普罗米修斯受难的时候，让孩子不断地感受这种恐怖的时候，是不是在潜移默化中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勇敢地为民造福，就会受到惩罚？而且创造的幸福越大，受的苦难就越多？如果这种简单、冷酷、无情的想法在学生心中扎根，这责任你我负得起吗？
语文课程的人文性体现在哪里？所谓的人文关怀又应当怎样从庞大的纲领溶解到课文中去？我想，闫学老师的这篇文章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范例，那就是切实关注课堂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在正义与邪恶、善良与残忍、高尚与卑鄙发生冲突的时候，更要关注自己在课堂上的一言一行，自己的教学是否传达了某种不健康的价值观？语文课堂教学要扎实地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的运用，更要把蕴含在文本内部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传达给学生。否则，接受知识的同时也默许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庸俗道理，这不是孩子们所需要的课堂。
遗憾的是，这种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在当前的语文课堂中并未走远，再比如“恶人就应该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不翻身”这种冷酷、庸俗、简单的教学倾向也是语文课堂教学的常客。如一提到《九色鹿》中的调达，就是卑鄙小人，在引导学生解读文本时，将怒气完全撒在调达上，认为其该千刀万剐；再如提到《我的叔叔于勒》的菲利普夫妇不接受于勒，就是势利小人、人格卑微，鄙视、斥责他们。但实际上呢？只是因为人物的行为就简单地将其定性为“恶人”，或者直接将其一棍子打死，也不给学生与之对话、帮其改错的机会，这如何称得上是“人文关怀”？如果让学生在潜意识中认为：坏人就是简单的坏人，就应该不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这样的结果是你我愿意看到的吗？
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选择随波逐浪，如薛法根老师在《九色鹿》的教学中，不仅深入体会了调达的背信弃义之举，让学生领会到了这个人物背信弃义的劣迹，更精心安排了让调达“忏悔”的环节，让学生与调达对话，让学生认识到调达错在何处，又应如何改正。
生：我写的是调达。调达忏悔道：唉，我居然做出这种恩将仇报的事情来，真是罪过罪过。（师：罪在哪里？过在何处？）罪在见利忘义，居然出卖了救命恩人，带兵捕杀她，真的是罪大恶极！人生在世，谁没有错误呢？我今后要做个好人。（师插话：好在哪里？）多做好事，不做坏事。（师插话：心存善念，常做善事，改过自新吧！）
这样的教学才体现了真正的人文关怀，在这里，调达不仅仅是一个罪行深重的人，更是一个需要被救赎的人。调达固然品行恶劣，罪大恶极，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应当高高在上，让灵魂肮脏这几个字成为调达的标签，将所有的怒火全部发在他的身上，甚至剥夺他改过自新的权利。不过遗憾的是，不少课堂虽然能关注到故事中人物的改过自新，但是他们的目光也只是停留在让一时糊涂的国王认识错误，没有赋予调达改正错误的机会。这样的教学，是否也在向我们的孩子传达这样庸俗而又冷酷的道理：坏人就应该被批判，就不应该让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权利？
虽然“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已经被提了很久，但是这个庞大的纲领在融入课堂时，仍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解读文本时不认真细致，以至于不知不觉中传达了这些庸俗的、冷酷的价值观只是这个庞大问题的冰山一角而已，这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包括我自己。希望我们在教学时，能够多引导孩子们以人性化的方式看待文本中的人物，多一点关爱，少一点冷酷；多一点同情，少一点冷漠；多一点对话，少一点不由分说，不要让学生再受到庸俗的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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