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前文逐年整理了自鲁昭公五年（前537）季武子“舍中军”直到鲁昭公十五年（前527）的十年间鲁国有记载的历次涉外军事和非军事行动，如下表所示：
鲁昭公五年“舍中军”至昭公十五年前往晋国解决平丘之会遗留问题期间对外行动记载
在这十年之间，尽管大国间争霸战争的烟尘已经逐渐散去，鲁国却颇为罕见地保持着在东南方向上对莒国相当强度的军事压力，自昭公元年（前541）攻克郓邑起，至昭公十年（前532）取郠，期间以费邑为核心向东控制了几乎整个沂水流域中游广大地区和人口，也即鲁国的军事资源实际上完全服务于季氏及其盟友子叔氏，并为此甚至暂时牺牲其另一盟友孟氏的核心利益。
就我们一直比较关注的军行轮换规则而言，“舍中军”（昭五、前537）之前最后一次动员为叔弓率领下军“疆郓田”，为了解决昭公五年仍首先记载叔弓帅师败莒师于蚡泉的问题，我们考虑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鲁国仍然沿用“甲模式”军行，也即上卿和介卿分领两军，而两位次卿分列其佐，则叔弓连续两次出现的原因在于其从下军将提升到了上军佐，所以在“蚡泉之战”（前537）中代年迈的季孙出战并获胜；
第二种情况，考虑鲁国恢复过去在“两军制”下使用的“乙模式”，也即军行与卿序完全吻合，那么“蚡泉之战”（前537）中叔弓仍将率领下军出战。如果要合理化这个局面，就需要考虑当时季孙同样率领上军出战，只不过与叔弓的下军走了不同路线而没有与莒师发生战斗。
就这十年间（前537~前527）的鲁师出动规律而言，几乎找不到什么充分的证据证明到底鲁国采用了哪一种军行组合，因为鲁国往往两军齐出，譬如昭公元年（前541）取郓之战，就分别由季武子和叔弓分别帅上、下军在年初和年末出奔，而昭公十年（前532）伐莒取郠之役仍由季平子和叔弓分帅两军出战，因此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再“蚡泉之役”（前537）中确如第二种情况所说的，鲁再次两军齐出。
这期间唯一一次例外就是“费之叛”发生的来年（昭十三）叔弓帅师围费之役，只有一军出动，此主要是考虑到当时都城也有可能发生与南蒯呼应的叛乱，所以季孙驻守在原地未动。如果叔弓确实统帅下军的话，那么按照军事轮换规律来看，则“比蒲之蒐”（昭十一、前531）和之前的“郠之役”（前532）中实际上鲁国动员的顺序为下、上两军。而此役之前鲁国最后一次出动上军则在昭公九年（前533）“筑郎囿”时进行的动员。
除了内容比较单一的军事动员之外，还发生了极为频繁的非军事会盟和朝聘共达十六次，占这十年间总共二十二次涉外活动中的72.7%，可见尽管鲁国集中力量在东南方向扩张，但鲁国的安全保障其实仍赖于“宋之盟”（襄二十七、前546）及“虢之盟”（昭一、前541）以来建立的晋、楚双头封贡体系而维持。不过自从鲁昭公十三年（前529）楚国发生“乾谿之乱”同时大败于吴之后，被迫全力用来对付东方的吴国威胁而不再有继续号令诸侯的能力，“宋之盟”建立的双霸主体系已经无以为继。此后晋国开始作为北方唯一的霸主而存在，尽管齐景公始终试图挑战这一体系的维持。
此一阶段内晋公室迅速衰落，而鲁国则即将发生“三桓”驱逐鲁昭公流亡的事件。事实上“费之叛”（昭十二、前530）事件中，季孙意如一派已经非常清楚鲁昭公就是南蒯等人策动叛乱的后台，只不过此矛盾暂时被执政上卿叔孙婼所暂时平抑。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昭十六、前526~昭二十五、前517），我们仍将从鲁国历次涉外军事和非军事行动入手，分析最终导致前517年爆发的“昭公之难”背后的矛盾究竟是如何积累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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