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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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我去《佳木斯日报》《黑龙江日报》和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创办的《党的生活》送稿，沈局长和女编辑葛海红专程去《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青年报》送稿。
正如想象的那样，中央媒体的编辑一看偏远地区的50多岁的基层女领导亲自送稿，都非常感动。
首先，这篇稿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晨6点30分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发了5分钟，这档节目收听率极高，能在这档节目里播一条简讯都了不得了，何况占据了五分钟的时间？
过了很长时间，也就是1990年4月16日，《人民日报》以《啦咕河记住他》为题，在四版头题刊发，紧接着，《中国青年报》将此稿隆重推出。
我送稿也实现了预期目的，《黑龙江日报》《党的生活》和《佳木斯日报》都拿出重要版面刊发了此稿。
其中《黑龙江日报》还配发了评论，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向刘建民学习。
后来事情的发展就超出我们的想象了，惊喜一个接着一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这篇稿子的时候，汤原县委组织部的杨部长正在北京一家医院看病，他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家乡的基层党员干部这么感人的先进事迹，感觉病一下就好了。
他放弃了治疗，立即赶回到汤原，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向刘建民学习活动。
汤原县委专门下了发关于向刘建民学习的文件。时任县委书记徐贵深带队，拿着500元慰问金前往兴隆村看望刘建民的家属。
我记得，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才56元钱，500元差不多赶上我一年的工资了，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刘建民事迹报告会在县政府大礼堂举行，随后进行了全县巡回报告，感动，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
1990年5月，汤原县广播电视事业局节目主持人袁鸣刚去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进修，进修人员众多，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工作者。
袁鸣刚进修结束回到单位，他兴致勃勃的对我说，大哥，你太牛了，我们进修学的教材，其中就有你写得那篇《啦咕河记住他》。
我有些不相信，他当时就把教材拿了出来，我一看，可不是咋的。
真没想到，那篇稿能入选培训全国新闻工作者的教材。
袁鸣刚说，还是稿子写得好，语言平实，上口，感人。
现在，袁鸣刚调离了新闻队伍，担任了汤原县行政服务大厅的办公室主任，可是，每当看到我了，他都要提起这件事。
他说，想当年他在北京进修的时候，因为教材里有我写的那篇文章，他老有面子了，他当同学显摆：“《啦咕河记住他》就是我们单位的好哥们儿写的。”
大概是一年之后，汤原县编写县志，我和张志刚因为创造了一个新闻奇迹，光荣上榜，载入史册。
不用说了，这篇稿的稿费收入也十分可观，划拉划拉也有四五百元。这笔钱我也不能揣兜哇，请同行和前来祝贺的朋友“大吃二喝了”，都扔在小酒馆还没够，自己还搭了不少。
我的体会是，一个基层新闻工作者，把稿写好固然重要，知晓如何“经营”稿件更重要。可以肯定的说，这篇稿子如果沈局长不亲自去北京送，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
假如不送，就得通过邮局邮稿，拿《人民日报》做例子，业内人士说，它每天平均收到的稿件就有5麻袋，编辑能不能看到我写的那篇稿子都不一定，即便看到了，下多大雨点能轮到刊发的份上啊？
再假设，即便刊发了，能刊发好几千字吗？那时候，别说《人民日报》，就是《佳木斯日报》这张地市级小报，超千字的稿件都要总编签字，更何况省级和中央级的主流媒体？
这篇稿子是沈局长和葛海红编辑吃了很多辛苦，送往北京各个主流媒体的，可是，稿子刊播了，作者里面没有她俩的名字，她俩甘做了幕后英雄，在此向两位致以崇高的敬意。
全文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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