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国人有个毛病，不容易改，经常想一些不该自己想的东西，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基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希望自己国家的民众幸福。当国家存在问题时，如果外国人说自己国家不好，会急，会极力维护自己国家的形象；但是在国家内部，看到社会存在的问题，也会急，总有些恨铁不成钢，但囿于个体视野的局限，自己的认识有可能是对的，有可能是片面的，因此群体中的人越多，思想越难统一，何况一个13亿国民的庞大国家。
过去中国社会治理的最高目标是天下平和，这要从两方面去着手，一是有足够数量的社会财富，满足社会成员衣食的基本需求，二是社会成员要知止，要知足，欲望不能无限膨胀，只有这两方面做好了，社会才能做到平。从目前人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我宁愿相信，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大阻力不是物质不够丰富，而是道德精神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的飘零岁月中，住在破茅草屋里，寒风肆虐，偏偏又逢阴雨绵绵，漏雨如注，衣被淋湿，一家人瑟瑟发抖时，写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当一个人身处不幸，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想到与自己一样的天下寒士也面临饥冻问题，这就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家国情怀，这种慈悲心就是宗教家的救世精神！如果按照大诗人杜甫的理想，我们当代的社会财富已经足够保证全国人民吃饱、穿暖、有房住了。当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无穷尽的，只有更好，没有终点。
《礼记·礼运》篇，孔子对理想大同社会的描述是这样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其中对当政者的要求是，国家能够选择贤能的人放在适合的位子上，为人民服务；对社会治安的要求是，没有盗窃，没有违法犯罪，晚上睡觉家里大门不用关不用锁；社会道德风尚是人人讲究诚信，人与人之间互敬互爱互信，和睦相处，男人有责任，女人有归宿；对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要求是，幼儿有人养，长大了能够人尽其用，老了能够颐养天年，对于鳏夫、寡妇、孤儿、无子的独居老人，社会有人供养；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道德高尚、一心为公，以仁心面对他人，每个人以劳动为荣，争相为社会做贡献，每个人以不劳而获为耻，除了自用会自觉将多余私财奉献于社会。
这样的社会，就是我们老祖宗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也是中国版的共产主义社会描述。仔细来看，其中除了福利和慈善对经济有所要求外，我们老祖宗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更多的是对社会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要求。如果社会没有道德风尚，精神文明建设落后，那么一个人人追求物欲的社会，即使社会生产力再发达，物质财富再极大丰富，也填不满人们的欲壑，也不可能做到按需分配。
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极不发达，因此在有限的生活物资中，为了部落的繁衍生存，只有实行平均主义，才能保证部落成员解决温饱，共同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其他部落的威胁，这是原始共产主义存在的客观环境。
但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血泪史，是充满血腥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部落或社会创造的生活物资逐渐丰富时，当权者就会利用职权掠夺社会财富，人为造成社会不公平、不公正，既得利益集团出现了，阶级也就出现了。那些以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的劳动者，本来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但由于被剥削，用于生存的生活物质就不足了，因此为了自己和家人生存，就不得不继续劳动。这种不断被盘剥、永远停歇不下来的劳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总财富得以不断增长。
也就是说，在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原始社会，基于部落生存，可以实现原始的共产主义，但随着生产力的逐渐提高，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发展了，却无法实施共产主义了，因为大量社会财富流动、集聚到少数人身上。
因此，我的一个观点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难点不在社会生产力，而在于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生产力解决了人们衣食住行基本需求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相应的按需分配也是区分层次的，而且无论多高的层次都是基于个体精神层面对欲望的约束的。人的贪念不去除，仁爱之心不建立，社会精神文明不高度发达，按需分配永远无法实行，共产主义也永远实现不了。
在人类历史上永远没有一道线，规定人均GDP超过某个数字后，就进入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再超过某个数字后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制约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集体所有制生产实践，直到上世纪80年代，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也就是说用私的取代了公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的思想觉悟、道德素质没有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而发生突变。
我们毫不用怀疑，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周总理觉悟是高的，是天下为公的，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很多高级干部，这个思想觉悟并没有跨越式进入天下为公的境界，公有制的维系更多的基于一线的村长、书记。如果基层一线的官，能力最强、干劲最足、吃亏最多，这个组织就能够维系集体所有制。否则，如果一线的村长、书记，包括仓库保管员等掌握一定权利者，以权谋私，不能做到公正，那这个组织的集体所有制就不可能维持。因此在农村生产队上，不少社员利用各种机会，通过裤档、鞋底等方式，老鼠搬家般将集体仓库里的粮食带回家，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是人性私的体现。
80年代初，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恰恰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与群众的封建小农私有意识不适应所造成的，是精神文明建设没有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而发生跨越。
当然，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一刀切，现在江苏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刘庄村、浙江滕头村等，都没有实行包干制，集体所有制一直延续了下来，现在村民生活幸福，过上了农村都市生活，更重要的是有些村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俨然已经实现了孔子所说的大同世界。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几个村的村民觉悟都超越了历史阶段，已经无私了，全部具有共产主义意识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这几个村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有一位了不起的带头人——村党支部书记。
这些领路人，能力非常强，靠个人能力完全可以成为亿万富翁，但以一己之力，吃苦在前、吃亏在前，因而能够凝聚人心，发挥了集体所有制能够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既保证了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使村民过上了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是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独树一帜。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也许我们在朝着共产主义目标砥砺前行过程中，更应该理清方向，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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