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中年继位，在位总共十三年，可当你浏览雍正当政的十三年，你会发现，他的人生几乎就是奋斗、奋斗、奋斗，最后终于累死在了皇位上。
在这十三年里，雍正皇帝整饬吏治、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去除贱籍、改土归流，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尤其是在反腐上，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是古今罕有的，最令人惊奇的是在于它的密集程度，前前后后仅仅十三年，干了如此之多的事儿。
一，先向功臣开刀
雍正皇帝的成功上位，依靠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在他背后，是一群人的鼎力协助：允祥、年羹尧、隆科多、戴铎……这些人中，作用最大的就是年羹尧和隆科多，就如同雍正的左右手，二人在雍正争夺皇位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左膀右臂的作用。
但是后来，他们多次对朝中的人事任免进行插手。年羹尧的飞扬跋扈、隆科多的擅作威福，雍正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随着时机的成熟，他终于动手了。
于是，雍正开始“小题大做”，他愤怒地指责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引自《雍正朝起居注》）雍正几乎是吹胡子瞪眼，脸上已经全然没有以前对年羹尧的温和神情。
紧接着，雍正火速下令，将甘肃、陕西、四川三省的高官进行调换，以此清除了年羹尧在西北地区的势力集团。没过多久，雍正就把年羹尧杭州将军的头衔也免了，他命令年羹尧以“闲散章京”的身份待在杭州，并派专人看管。
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雍正下令逮捕年羹尧，十一月押解至京。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也为了体恤年羹尧此前的功勋，雍正并没有对年羹尧处以极刑，而是赏赐年羹尧自尽，保留全尸。
紧接着，在惩治年羹尧的过程中，雍正发现吏部官员决策不够果断，就怀疑是隆科多从中作梗，因为朝中只有隆科多有这么大的权力。于是，雍正又借题发挥，说这是“舅舅隆科多有意抚乱之故”，勒令都察院对吏部及隆科多彻查。
同年十月，雍正令王公大臣议隆科多的罪行，一共罗列了四十一项罪状。其中的许多罪行按律都该处以极刑，但念及隆科多年迈，又尚有功劳，可免其一死，囚禁于畅春园附近的一个小房子里，这相当于给隆科多判了个无期徒刑。一年之后，也就是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因身心交困而死。
二，任命反腐旗手
在雍正大力整饬吏治、厉行反腐的政治氛围之下，除了让废弛的吏治得到空前的改善，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反腐能臣。在众多反腐高手中，田文镜位居第一，他被雍正称为“巡抚中之第一人”。
田文镜这个人虽然没什么背景，也没什么来头，履历非常平庸，在州县的任上为官长达四十余年，五十出头了才熬上个监察御史，官级也不高。但他是一个敢说真话的官员，这一点让雍正极为欣赏。
正是靠着雍正的信任和赏识，年届花甲的田文镜才绽放出新的光彩。所以，田文镜由衷地感激雍正的提拔和栽培，在此后的为官过程中，他积极贯彻和落实雍正的新政，将雍正的许多改革落实到了基层，切实地履行了雍正安排给他的所有任务。
雍正二年（1724年），田文镜被调任为河南布政使，年底升为河南巡抚，成了真正的封疆大吏。到任后，田文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治理河道。田文镜也知道河南的府库里没几个钱，而这都是当地的官员们贪污挪用造成的亏空，弥补不上就弹劾罢官，丝毫不留任何余地。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田文镜有着和雍正极其相像的铁腕风格，这也是他被后人称为“酷吏”的原因。事实上，要想整顿纲纪废弛的官场，雍正需要的就是像田文镜这样的酷吏。
同时，田文镜还以身作则，谢绝一切节礼馈赠，严格地杜绝了官场陋规。除此之外，田文镜大力惩治不法绅衿，平均赋役，调节了绅衿与国家、百姓之间的矛盾关系。
纵观田文镜的一生，雍正所推行的大部分改革，以及最主要的反腐工作，田文镜几乎都有参与，雍正的每一项政治决策，田文镜无不无条件地支持和履行，正是有了田文镜这样的大臣，雍正的反腐工作才能得到顺利、有效他开展。
三，取缔官场陋规
雍正初年，翰林院大学士涂天相奉命祭祀广东南海。
当涂天相来到广东时，广东布政使王朝恩给他奉送“程仪”，竟然只有一千二百两，这让涂天相极为不满。所谓“程仪”，就是路费，是下级官员给上级长官奉送的旅途花销，换句直白点儿的话说，就是现在常说的“送礼”。于是，涂天相当场拒收王朝恩的“程仪”。
在当时，广东仍然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正是因为广东相对贫瘠，广东地方官的油水儿也不是很大，本就“囊中羞涩”的广东布政使王朝恩能拿出一千二百两，已经是极限了。
官大一级压死人。为了求得涂天相的宽恕，王朝恩特意找了一个中间人来从中说和，最后涂天相最终还是给了王朝恩一个面子，勉勉强强地接受了那一千二百两银子。
因为少收了一点儿“程仪”，钦差大臣把广东闹了个鸡飞狗跳。
这就是清朝官场所流行的“陋规”，上文所谈到的“程仪”只是其中的一种。事实上，上下级官员之间送礼的名目繁多，而且这种陋规不仅仅存在于官员之间，还存在于官商之间。
清朝前期的官场“陋规”已经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官员之间结成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这张关系网层层蔓延，迫使地方基层官员不停地搜刮百姓，然后将搜刮来的钱源源不断地送给自己的上司。这样无休止、无节制地搜刮敛财，必然导致民不聊生。
因此，雍正在大力清查亏空的同时，也发布了上谕，严禁钦差向地方官员索取馈赠，督抚大员也不得以此向地方州县摊派，违者重处。
雍正还觉得不够，此后不久，雍正又通告全国，严禁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之间赠送和收受赠礼。对于那些顶风作案的官员，雍正的处置手段可谓干脆利落——就地革职，牵涉到的督抚大员，全部从重治罪，决不姑息宽容。
腐败产生的根源是权力的不受节制，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可以毫无顾忌地滥用权力时，他必将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而在清朝，能对权力起到监督作用的监察机制是缺失的。
清朝的监察机构并非独立部门，它主要是为皇权服务，是天子的耳目。监察机制的缺失，必然会使官员的贪污更加肆无忌惮，但是，雍正对此又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样一来，清朝政府根本无法对贪官污吏形成足够的威慑力，这也是雍正时期，尽管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但贪官依然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借鉴的角度看，我们只能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雍正的反腐改革，从他十三年的反腐中汲取有利于当今时代的经验。
——摘自烽火无烟的《雍正反腐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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