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东方的巴黎，神奇、华丽、迷人，高耸的楼房，富丽的商店，无数的电车、马车和汽车；欧洲人仰着高傲的头颅，有钱的中国人裹着时髦的服装；无数的乞丐，破衣烂衫，跟在别人身后起劲地讨索。乞丐得一点施舍，欢喜得屁滚尿流；挨一句臭骂，无谓地走开，大不了向着大街狠狠地吐一口青灰色的粘稠的痰。
没有任何一位中国的革命者接应马林。一辆黄包车停在他面前，车夫望着他的脸，殷勤地招呼他上车。车夫的眼睛很大，却没有神采。马林从车夫的眼睛里读出诚恳、淳朴，还有隐隐的忧怨、小小的狡黠。他坐上车，说：“请送我到大东旅社。”车夫弯下腰，两手拖住车柄跑起来。黄包车和马车一样，比马车更灵巧。马林暗暗称奇，心里隐隐地痛：车夫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父母妻儿，也有情感灵魂。
繁华的南京路，街心站着印度巡捕，身材高大，脸色红黑，扎着头巾。表情和车夫一样驯服静默，眼角多一些乞丐们得到施舍时的得意。一辆黄包车超过去，车上是一个俄罗斯贵族，贵族用手杖敲击着车夫汗水淋漓的背。马林义愤填膺：畜生！两条腿的禽兽！等着吧，车夫们即将被唤醒，他们必将把你们掀翻在地，抛入黄浦江。苏俄，你们呆不下去；人世间，没有你们寄生、肆虐的地方！
大东旅社门口，一副金字对联：天下之大，亚洲之东。茶房给马林打开32号房间：打蜡地板、皮沙发、大铜床。
不久，马林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神秘的上海之夜，马林、尼科尔斯基、李达、李汉俊4人来到永安公司楼上的“天韵楼”屋顶花园。二李代表陈独秀向马林介绍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
此时，陈独秀在广州。陈炯明久慕陈独秀大名，再三电邀陈独秀南下。1920年12月，陈独秀南下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陈独秀离沪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李汉俊代理书记。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提议从新青年社里每月拨出200元作为小组的经费，陈独秀不答应，二人之间产生裂痕。继而，陈独秀起草了一份组织章程，拟采取中央集权制。李汉俊反对，主张地方分权，而中央只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大发雷霆，二人之间的裂痕急剧扩大。李达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把小组名册和文件统统转给李达，要李达做代理书记，李达勉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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