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滕周作的《沉默》里有一位天主教德高望重的神甫费雷拉,在日本传教过程中由于当地严禁该教的传播而对其严厉惩罚并收之为佛教徒、起了日本名字,他的职责也转而寻找天主教的错误。这样的故事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我好奇的是一个人内心发生了南辕北辙的变化是怎样的感受。今天不容易遇见这样的事,看影视剧里受审的人极其痛苦但根本无法理解。社会某种意义上变好了,我相信大部分人由于各种折磨而变节是十分普遍的事情。英雄事迹之所以是就是因为其珍贵、少。生在和平年代没受过皮肉之苦的人们没有一个敢保证轮到自己时,依然能咬牙坚持自己的信仰。我是不能保证。思考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呢?或许会带来些微精神痛苦,但会对所谓各种领域的真理更进一步。思考、书写和解决问题往往中间隔绝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好像文学,只能提出问题但很少能解决。只是起码离解决近了一步(可能)。也可能思想的火花会激励后来人,就像费尔巴哈之于马克思。
小说里还有一句话,讲到男女:“对一个男人而言,丑女的深情是难耐的重负。”这话题在今天就显得更敏感了。因为剧情,它没有提到对于女性来说,丑男的深情是否是重负,或者任何特点的男性对一位女性是否是重负。丑这个情况,无论男女,似乎所有人都有默契,小范围的会谈论,但在公众场合是不会讲的,成了一种隐性的负担。联想到《水浒传》梁山好汉中有一个名为宣赞的人的绰号便是“丑郡马”,可见那个时候人们对外表的包容性——至少在某种片面角度来说还是挺高的。今天的整体话语权——不知是否是遮羞布——一味讲述使人如何变美,而刻意回避诸如丑、不堪等字眼,即便是一个男性在外貌上毫无是处,很少说其丑,而换成了油腻,多多少少遮了一点羞。我对语言性回避、行为性回避等等做法始终持有保留。如果说我们不敢直面问题的话,那么解决方法只有发明出新的东西将旧的替换掉,就像当年巴黎的马车到处有马粪的问题无法解决,最后发明了汽车替换了马车,只是如此替换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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