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很聪明，它把所有观众可能的负面情绪全部导向了销售高价药的公司，而不是政府或者司法机构，得以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电影结束以后，你或许也有这个疑问吧：到底谁应该为“穷病”负责？谁有责任去治愈“穷病”？
1.
“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黑心药贩子张长林这句话，说得血淋淋，又是赤裸裸的真相。疾病时而发生，正如影片中老奶奶对警察官曹斌所说：“你敢保证你一辈子不得病？”
如果人人都买得起格列宁，不会存在高价药公正与否的问题，不会存在走私、销售低价药，应当法大于情还是情大于法的问题，不会存在该影片中所存在的矛盾。
那是不是从源头，通过法律对高价药设定最高定价，让老百姓都买得起，“穷病”就解决了呢？
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不会有公司去研发新药，人类将任疾病宰割。因为每开发一款新药，其中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都是天价。《Clinical Development Success Rates 2006-2015》是BIO,Biomedtracker, AMPLION等三个机构联合出具的一份研究报告，对2006-2015年临床阶段的在研新药进行了成功率的统计与分析。
报告显示，从临床I期到最后通过批准上市的总成功率仅为9.6%，也就是10份临床药物，只有一份成功，更别谈还在药物发现的项目了。
所以说，药物研发失败的风险极高，而每一种新药的开发，往往需要投入十几亿美金，每一种药物从开始研发到真正上市，可能需要十几年的研究，然后还要经过药监局的审核。
所以，为什么不压低正版的高价药呢？原因很简单，亏本的生意没人去做，毕竟每个人都需要生存。
无法做到压低高价药价格，那要如何治愈“穷病”呢？总不能指望世界上多出现一些“勇哥”吧？影片的末尾，曹斌给出了一种答案：“格列宁已经进入医保了。”
也就是，一人得病，全民分担。
但医保的能量始终有限，如果生一场大病，还是会拖垮整个家庭。
这样看来，穷病，其实是绝症，似乎没有药神。
2.
每个好的政府，都致力于解决“穷病”的问题，否则这个政府也不能长久存在。而解决“穷病”的问题，其实是关于公正的问题。
公正的建立，其实是在三个方面进行平衡：“福利”、“自由”、“美德”。
若追求“福利”，即公正应该给大部分人带来福利和快乐的功利主义，因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所以我们应该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税赋，将这些钱用以治疗“穷病”，去试图获得社会福利最大化。我们应该给每一种行为贴一个价格，若这个行为导致的社会总幸福是最大化的，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公平公正的。
而追求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自由至上主义“此时不同意了，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具备权利来制定人们保护自我的法律，不应该有权利把道德价值观强加给社会，亦不应该具备权利来制定把富人的收入重新分配给穷人的法律（即税赋）。因为一个人无论贫富，其收入都来自于这个人劳动所得（这里的劳动包括他曾经所付出的努力、他所承担的风险等），若强征这个人的收入，其实是在强制剥削这个人的劳动。正如不能为了古罗马人的快乐最大化，就让奴隶在角斗场与野兽厮杀。
支持“美德”这一方的代表之一，康德说，作为人，一种有理性的生物，我们值得尊严和尊重，这种尊重出于人性。好的品行源于好的动机，做一件事只是因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而不是因为这件事能带来利益，快乐，方便，这才是有价值的动机。作为人，我们就不能单纯地考虑最大福利和个人自由，而应当注重动机，去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
但是，注重行为的动机，而不考虑行为的结果和效果，那是不是意味着当一个人的动机被表明是善良的时候，即便他做了坏事，即便他的行为伤害了行为对象或者行为对象根本不接受，他也可以强行实施其行为呢？
我们会发现，在试图探寻公正的时候，没有一个单一的观念能长期、彻底地解决问题，我们只能试图去调节三者的权重，当某个观念承载的负面情绪太多后，其上的权重会向另外两项倾斜，直到再次产生矛盾。
公正的问题，没那么好解决；社会的“药神”，没那么好找到。如果你想深入探究“公正”这个概念，推荐你去读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公正》一书，他在网易公开课上也有相应的公开课。
3.
说回“穷病”，其实还有一种解决可能性，那就是经济和科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不需要靠所有人的劳动来进行维持社会的运转了。
这个时候，确实不存在所谓的“穷病”了，但对公正的讨论不会停止。
比如“新电车难题”：自动驾驶汽车正高速行驶，一个行人横穿马路，来不及刹车。如果不转向，行人会死；如果转向，乘客会死。自动驾驶汽车应该如何选择？
自动驾驶汽车的选择来自于设计汽车算法的程序师，那么，我们到底应该让程序师设置何种算法呢？
还有此时，如果车上是个对人类贡献重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呢？如果横穿马路的是怀胎八月的孕妇呢？如果车上的人有妻有子，他的事故会使一个家庭陷入绝望，而横穿马路的是一个无亲无故的单身汉呢？
“穷病”或许会解决，但公正的三角天平，永远不会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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