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华医学杂志》报道了一起伪造疫苗案件。史称“民国疫苗第一案”。
汉口在民国时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城市，人口众多，经济繁华。然而正是在这个城市，却在1933年的7月，被发现了伪造中央防疫处的霍乱假疫苗。
当时没有微博，也没有微信，虽然此事件并未在老百姓的朋友圈中刷屏，但是当时的汉口市公安局接到举报后，立刻组织专案组，很快就抓获了一名叫做“徐廷辉”的案犯。
经审讯，这个“徐廷辉”的职业是汉口市“注射防疫针助手”，负责管理中央防疫处生产的疫苗。
此人极其聪明，在搞懂了防疫处的监管制度后，发现了漏洞。于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他懂起了歪脑筋，此人于1933年的6月，用生理盐水冒充霍乱疫苗，并贴上了中央防疫处的标签。这次，他一共伪造了68瓶假疫苗，并卖给了汉口当地的药房。万幸的是，这些假疫被苗悉数追回，并未注入到接种者的体内。
同年9年，法院宣判，以“侵占欺诈、伪造文书、公共危险”等罪，判决徐廷辉有期徒刑5年。
社会各界人士对此伪造疫苗案件深恶痛绝。《中华医学杂志》以《汉口伪造霍乱疫苗案之破获及判决之情形》报道了此案，并刊登了判决书全文。并严厉指出“此等制品岂容奸人伪造？冒充渔利，妨害公共卫生！”
这就是“民国疫苗第一案”的始末。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的防疫体系跟现在比，硬件差得很远，但人家对疫苗的监管和防控却很有效。整个民国时期，现在能发现的制售假疫苗案件，仅此一例。
有趣的是，2018年的今天，同样是涉及“假疫苗”，吉林省食药监局对于250000支假疫苗的“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处罚决定，没收186支不合格的库存疫苗（其余25万支问题疫苗都已经使用），长生生物被罚款344.29万元，无一人坐牢。要知道这344.29万元，在当今社会也就北上广一套房子的首付，对于长生生物来说，这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而在1933年的民国，仅伪造68支假疫苗的徐廷辉，且疫苗没有使用，就被判刑5年。
试问，谁应该为中国疫苗的安全把关负责？
上世纪20年代之前，积贫积弱的中国医疗水平落后，疫苗全部依赖进口。之后，疫苗在中国的使用开始蓬勃发展。
到了上世界三十年代初，在中国市场上国内外的各种疫苗已经是五花八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呼吁重视对疫苗质量的检验。
1930年，著名微生物学家陶善敏《中华医学杂志》发表文章，严正的指出：“此等（疫苗）事业，关系人民生命，切望卫生部对于国内制造所，加以考验。使此种之药品，皆有确实效价，以免误医杀人！”
早在88年，我们的前辈，把疫苗安全的道理说得这么清楚了。假疫苗如同杀人！而且，杀的都是孩子，都是祖国的未来！
（1926年《中华医学杂志》刊登“中央防疫处制售狂犬病疫苗”的消息。前辈们肯定难以想象，在九十年之后，他们的后人们竟会遭遇如此滑稽的“疫苗事件”。）
（1930年，《中华医学杂志》刊登了陶善敏的文章《血清及疫苗之检定》，指出，在生物制剂的安全方面，“有关部门”应该有所担当。）
温馨提醒：出门遛狗请拴好狗绳，因为狗是真狗，而疫苗未必是真疫苗！
今天，在中华大地上又出现了假疫苗事件，数量之大，令人触目惊心！我们在微信朋友圈中转发着，但是再次打开，大多已经是下面的图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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