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我的朋友一度拯救了我的大提琴，使其免于被弃于垃圾堆的命运，转而将之放置于他工作的剧院中。想必当时他已预见到这把大提琴将被遗弃。他可深知我是什么样的人。尽管我从未明确提过，但我当时的确随时都会丢了这把漂亮的乐器。
好吧，也许不会直接扔掉，而是送人或捐赠，匆匆转手予人。可能上同城广告网站Craigslist随便发个信息。总之，我可不想在为它找新主人这件事上多费劲。我只想让它尽快消失。某天晚上，我甚至要将它送给酒吧里遇到的一位陌生人。她似乎很感兴趣，我便把电话号码留给她。但那晚她喝得很醉，我猜她后来一定忘了此事，因为之后她从未联系我。
这把大提琴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它仍然很漂亮，和我上中学刚得到它时并无两样。琴面依旧是华丽的红棕色，音色依旧浑厚丰满，能在低声部发出悲伤的叹息。尽管十五年过去了，对我来说依旧尺寸合适（成人琴的四分之三）。然而，它确实占据了一些空间，使我隐隐感到烦躁，极想对它下手。
当时，我蜗居于一间小公寓，神经衰弱。冬季仿佛漫长得没有尽头。我暴躁易怒，且困扰于幽居病的折磨（译注：一种由于长时间呆在封闭空间内而产生的不安与易怒状态）。我想我需要丢点东西才能重获内心的安宁。这就像一个紧急呼救按钮，当我的内心被烦躁席卷时，经常按下它以获得救赎。它能让我平息因外物而引发的内心焦躁。
我是一个强迫性极简主义者，一种会自我毁灭式扔东西的人。为求精神上的安谧，我已扔掉了几乎所有个人物品：有价值的、没价值的、重要的文档、小饰品、衣服和家具（后悔多年）。
我喜欢让生活保持简约，甚至到了既不理智也非正常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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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逃离了一段充满虐待的感情，搬入一个小小的单身公寓。我的朋友里克参观我的新居时，环顾四周发现空空如也，不由叹之为“斯巴达式”。我不得不查了一下字典，以理解他想表达什么。虽然我大致知道斯巴达人这词，但对他们苦行禁欲的名声却知之不详。当我搞清楚这意思后，还挺自豪，为自己能依靠如此之少的东西就能存活而感到自豪。
这段感情伤我甚深。在那两年中，我被迫搬迁了四、五次。在一个怪圈中循环往复：搬进他家，然后在半夜因遭受虐待而逃离去城市的另一端，之后原谅他，又搬去他家附近，再逃离。就像大多数家暴幸存者一样，我尝试了很多次，才最终了结这段感情。
我没有汽车，在当地也没几个朋友，频繁搬迁时无人可依靠。因此我必须轻装上阵式地生活，便于随时逃离。每次搬迁，我都会比前一次丢弃更多的东西。
当我搬入那间“斯巴达式”的单身公寓时，我已仅剩少数几样随身物品了。我的衣服放置于牛奶箱子中，然后将箱子堆叠权且充当梳妆台用。我从廉价折扣店阿尔迪花40美元买了一张折叠式牌桌用来放我的笔记本电脑。三层泡沫橡胶堆在地板上就算是床垫了。我没有电视机和游戏机，也没有任何需要设备的爱好。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随时把我的生活扔进一辆出租车远去。
每当我买一件新衣服，我都会扔掉一件旧的。我得保持平衡。我不能贪心，不能扎根。感到焦躁时，我就会琢磨哪些东西该扔了：首饰、旧照片、脏袜子、电子游戏、生日贺卡、实用的袋子或超级棒的毛衣。有一天晚上，我失去理智，扔掉了和那折叠桌配套的四把椅子中的两把。我想我不需要这么奢侈，不需要有四把之多的椅子。搞得好像永远都不会有客人上门拜访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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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于我的强迫性极简主义，那段充满虐待的感情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我本身并非无可指摘，根源还在于自身。一切因乱扔东西而导致的荒唐过错，我都需自担责任。
2015年，美国国税局质疑我过往的税收申报。他们认为我之前几年误报收入（当时我是芝加哥公立学校的暑期课老师）。我翻箱倒柜，但就是找不到旧税单和相关表格。看来我应该是在某次大清理时把它们都扔了。同样，我竟然也扔掉了存有我所有纳税申报单电子副本的优盘。盘里还有我读研时和之后的所有论文，以及其他许多貌似没有长期保存价值的东西，包括下载的音乐，以及与旧男友或大学好友一起出游的留念照片。
实际上，清除旧物并不能抹除过去，只会使重思过去变得更困难。
国税局坚持认为我欠他们几千美元，而我亦无法确认他们的对错。因此我只能去市中心，在一些遍布灰尘的纳税记录保存站排队等候数小时。最后，终于有人找到并重印了我的旧税单。事实是我确实欠了政府的钱。当我回到家中想要缴费补税时，却又找不到支票簿了。我也找不到哪怕一个信封或邮票。想必在曾经的某些时候，为减轻自己的人生负担，我一定也将这些东西都丢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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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扔掉旧东西时，也意味着消除了过往生活的一些重要痕迹。而这可能会让你在同一处跌倒。每年夏天，我都会扔掉一些厚重的运动衫，因为它们很占地方，在夏天看起来又毫无吸引力。结果到了冬天，我不得不重新购买厚实保暖的衣服。然后，再到了夏天，我又会重蹈覆辙，浑然忘了寒冷将会再次来临。
有时收到礼物后不久，我就会清理掉。我曾将一本心爱的书也扔了。一个月后，当我需要在一篇论文中引用此书时，不禁暗骂自己。几年前，我男朋友曾给我买过电视机和任天堂游戏机。我将它们直接摆放于地板上，因为我不想买电视柜，觉得既费钱又占空间。这导致我不得不坐在地上看电视，遍地乱丢零食，而且由于长期极不舒服地朝向下方看屏幕，还引发了颈部的痛性痉挛。
我是一个厌食症者。成年后的日子里我几乎都在与饮食失调作斗争，故而我觉得自己有资格将这两者相提并论。我对各类物品似乎都有根深蒂固的排斥：卡路里、友善、生活必需品、看医生。如果你举出某样对于维持舒适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我却可能会觉得拥有它会令我不安。于我而言，如果问“我应得到什么吗”，答案将是一个简单的“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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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天产生4磅垃圾，一年累计超过1000磅。与该平均值相比，我真不知道自己产生的垃圾算是多还是少。我很排斥给自己买东西，按说应该不算浪费。但我又经常扔掉许多生活必需品，然后不得不重新再购买。
极简主义运动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纵容浪费。如果你有钱，你可以二话不说地扔掉那些很少使用的家电、旧的冬靴、运行变慢的电脑或旧手机。如果又有需要，再买就是了。这种买东西和扔东西的循环使富人为世界构建了一个“我好独立，我无须为维护生活而费神费力”的幻象。
一次性消费文化的标志就是拥有干净而空荡的空间。我本人即是这种文化的积极拥趸。尤其在每次打开男朋友的壁橱时，表现更甚，我会对杂物作惊恐状，暗示他应该扔了某件从未穿过的棕色西装。我渴求简单的生活、清晰的头脑和无愧的内心——这一切驱使我构建一个自私的、破坏性的且目光短浅的“空”间。
对那些传统意义上喜欢囤东西的人而言，区分哪些东西该保留，哪些该扔掉是很纠结的事。其实我也有同样的烦恼。但我会以与他们截然相反的方式来处理。我会假设生活中的每样东西都没有价值，因此我会将其全部丢弃。当然，当我意识到其实我也需要用到开罐器、钻头或保温瓶时，往往为时已晚。
我可不像日本整理女神近藤麻理惠。当我着手整理东西，情况就会变得比不整理还糟。我毫不珍惜那些物件曾带给我的快乐，也毫不感激它们的用处。我把它们统统当成垃圾。我享受于把它们破坏、送掉或丢掉的感觉。当我不开心时更甚。
不开心时，我希望内心的煎熬消失，但又做不到，我只能转而让别的东西消失。我曾有过一个小摆件，每次走过它时都会吸引我一点注意力。现在那个位置是空的。让这个小东西消失当时还令我感觉挺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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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善待了我那把几乎遭丢弃的大提琴。他给琴重新上了弦，让专业人士调了音。他还学了拉弓和拨奏，并将之穿插进几部戏剧。用完琴后，他在剧院中找了个地方安放，远离我这个丢东西狂。
他是一位艺术家，对旧的东西有执念。对于艺术家而言，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玩意，都有可能再次用到，一件不喜欢的衬衫，也有可能可充当好的戏服，谁又知道呢。他并非是一个爱囤东西的人，他只是比我更有耐心。和他在一起对我深有教益（有没有学到就另说了）。
又是冬天了，我又不好了。外面一片阴冷荒凉。我的烦闷驱之不去。问题的根源其实一直都在内心，但我不会去那里寻找，而只是迁怒于那些外物：被宠物鼠乱扔的干草、角落里散落于书架上的文件、凌乱漫出篮子的脏衣服、七月才会用到的电扇。我犹如被困于焦躁的铁丝笼中。我幻想着，假如丢掉这些东西，也许能令我重获安宁，即便知道自己终将后悔。
注：本文于2020年3月8日20:48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必享”。2020年3月14日11:18复制到简书本文。未授权在全网其他任何地方发布。
译者：
brillshare
原文作者：
Devon Price
原文标题：
When Minimalism Takes Over Your Life
原文链接：
https://humanparts.medium.com/my-struggle-with-anti-hoarding-f90965716d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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