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看古文观止，一本正经地给孩子找出两篇美文来读，一篇是岳阳楼记，一篇是前赤壁赋，都是我中学时期学过的，至今还能背出几句，心中颇为自得。等陪着闺女磕磕绊绊地读完了，才发现自己当年根本没有理解这两篇文章的主旨，印象中觉得它们是游记，现在才发现它们讲的是境界。看来，中华典籍不但需要中学学习，还需要终身学习。
读《岳阳楼记》原来只关注洞庭盛状，把那些景物描写背得滚瓜烂熟，什么“淫雨霏霏，连月不开”，“薄暮冥冥，虎啸猿啼”，什么“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浮光耀金，静影沉璧”，现在才知道关键字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些景色不但稍纵即逝，而且与个人心境有着明显联系，景色可以迁人，人也可以迁景。但在范仲淹看来，这些都不是他所追慕的“古仁人”所为。古仁人是要永远保持一种超越外物影响，超越个人得失的“恒心”，但这种“恒心”并不是一种平静的心态，而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换句话说，就是要心怀天下，脱离“小我”境况的束缚，时刻把国计民生装在心间。那“个人”呢？抱歉，西方革命家那套把追求“personal happiness”视为人生“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说法在这里好像是完全没有位置的。
所以前边的景色描写都是铺垫，作者的最终意图是告诫读者要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这个人生境界其实是一种忘我的或者无我的人生状态，是要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国计民生的爱国情怀。这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也是一种禁欲压抑的人生态度，它要求你要把个人的感受、情感、尊严、利益全部让位于一种抽象的信念，一种“大道”。这种信念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信仰这种信念你差不多需要超越你的全部环境，你的家人，你的爱人，你的同僚，甚至对你有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因为君主有时候恰恰就是阻碍你实现抱负的那一位，譬如屈原的遭遇。
在这种儒教逻辑之下，个人福祉和乐趣似乎成为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比如我们都知道屈原爱国，但有谁关注他的家庭、情感或者物质生活呢？作为一个人，这些难道不是很自然很正常的需求吗？难道作为一个爱国人，就必须要付出牺牲个人生活、压抑个人欲望的代价吗？除了深沉的忧患意识，人生还需要从何处找到支点和动力呢？人生该如何平衡个人生活与公众事务，个人幸福和社会责任呢？
并不需要太长时间，几十年后出现的苏轼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答案。与封建社会很多不得志的文人一样，苏轼的仕途际遇是出了名的坎坷，屡遭贬谪，最远被贬到海南岛。在这漫长的边缘化生存中，他是否如范仲淹笔下的古仁人那般终日忧国忧民呢？他这般挫败的人生是否只剩下忧思和感伤呢？其实不然，如果单看其诗词不知道其人生经历的人很容易把苏轼想象成一个轻松幸福的人，因为他甚少抱怨或骂街；相反，他的文章亦庄亦谐， 充满了为人的智慧、乐趣而又毫无说教气。他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已与范仲淹大有区别，这在他的《前赤壁赋》中就有体现。
首先在写景状物上，苏就与范不同，范仲淹笔下的洞庭湖虽然变化万千，但基本是据实而写，主要对象仍然是湖；但苏轼的赤壁赋却并未写赤壁，他写的都是感受，而且是诸种感受。月下游赤壁，却不写赤壁明月的形状颜色，只写，“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轻盈的世外仙境。在这个境界里所弥漫的是一种道家式的忘却自身，投身自然的审美体验。
除了吟诗，就是唱歌，客人唱的是屈原式的“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还有人吹箫，吹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连寡妇都听哭了。我们知道至此为止，他们几个还未聊天，因此这两个人大抵也沉浸在自己的感受之中，这种感受是什么呢？是因为发现与宇宙山水相比，人类渺小如沧海一粟，即使是曹操周郎之类的英雄人物也毫无踪迹，况普通人哉？因此不由得“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但屡遭磨难的苏轼却对这种流于哀伤消极的人生态度不以为然，他的世界虽然清冷，但却通透。于是开始开导客人，首先人与天地山河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既可以说二者都是变的，也可以说二者都是不变的，因此，人根本没必要羡慕天地，也不应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宇宙。再说，人在这世上，什么东西才算真正拥有呢？只有那些真正能走入我们内心，让我们产生感受的东西，比如“江上之清风”和“山间之明月”，当我们耳闻目遇它们，并在胸中生出万千感受，这“清风明月”便为我们所有，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非独占性的拥有，因为它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而且也不妨碍别人欣赏，这才是人生的至乐境界啊。
因此，苏轼与范仲淹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完全不同，范仲淹的是停留于忠君爱国的入世境界，主张放弃自我，忧国忧民；而苏轼所追求的是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主张无论身处何处，都要保留一份灵魂的纯粹，他不主张无我去我，恰恰相反，他认为人最快乐的时刻正在于心无旁骛地体验这个世界，无论它是一轮明月，还是一坨牛屎。因为唯有体验，自己的生命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
这并非说明苏轼是个自私的人，天天想着享受生活，恰恰相反，他虽然一生坎坷，但从未停止为民办事或为民请命。但很明显，他不会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还是要为自己的生命谋一个空间，为自己的灵魂提供一方自由。这正是他人生得趣的地方，也是他为自己保留的灵魂避难所。
苏轼的这种观念带有强烈的道家哲学色彩，这种人生态度既来自于庄老之说，更来自于他自身的境况。这让我又想起另一个人，余华笔下的福贵，活着活着就失去了目的，最后活着本身就成为目的。他当然也想着人生得意，但当一个个悲剧袭来，他只能听天由命，但却味同嚼蜡。苏轼却不同，他虽然也人生艰难，但却并不想做屈原，他可以不遗余力地忧国忧民，也可以随时随地地享受人生，大约唯此，他才可以如此意兴盎然，把苦涩的日子过成了诗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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