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读过前苏联作家尤里·德鲁日尼科夫的小说《告密者001：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神话》，并深受震撼的话，那么你就多半被其吸引着还读过他的另一部同样足以震撼心灵的小说《针尖上的天使》。
《针尖上的天使》所讲述的，是赫鲁晓夫时期一个报纸编辑部的故事，涉及的人物从总编、记者到司机、打字员、克格勃、医学专家，直至最高领袖。故事里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默契，那就是"说谎和聆听谎言"的默契。尽管赫鲁晓夫时期刷在墙上的主义标语很多很多，可就是没有几个人是在真正地信奉它们，大多数人只是在被动地接受标语洗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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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所写的《劳动真理报》只有一个原则，即“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订报人应当读到的都是"我们的国家一切正常”。所有关于铁路事故、空难和生产过程中的不幸事件，都将被当作秘密不允许报道。甚至连关于天气的消息也是秘密，民众只能知道未来3天以内的天气预报，而且获知的永远都是令人愉快的晴朗天气。
该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令人印象深刻——在老记者拉伯波尔特向年轻的摄影记者炫耀自己按照上级指示杜撰出各种假英雄、想像出各种全民的狂欢时他说道：“我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年轻记者于是问道：“你不惋惜自己的才华吗？”老记者回答道：“不，右倾的思想我用左手写，左倾的用右手写，而我自己完全是中间的。”
“右倾的思想我用左手写，左倾的用右手写，而我自己完全是中间的。”这句话太深刻了，令人读后过目不忘，而且会“含泪的笑”。因为《针尖上的天使》中的男主人公拉伯波尔特，是一个生活在分裂状态中的人。所以笔者认同这样的读后评说——此书可谓索尔仁尼琴的现实批判与布尔加科夫的魔幻色彩之卓越结合产物。
《针尖上的天使》，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几十年来广受世界范围读者高度推崇。迄今为止，它是我国翻译出版的最深刻、最详尽描写苏联“停滞时期”的一部长篇小说。
该小说开头描写的情景是，1969年2月末的一天《劳动真理报》主编马卡尔采夫在莫斯科的老广场旁突发心肌梗塞，跌倒在地。他获救了没有？作为享受顶级医疗服务的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他怎么会突发心脏病的？对此，读者情不自禁地带着这些疑问往下读。得到的答案是，马卡尔采夫凭着求生的本能，挣扎着爬到了广场旁的苏共中央大楼被值班人员救起。
而他之所以发病，则是因为遇到了麻烦事，即在几天前有人往他办公桌里放了一本批评沙皇专制的私自出版物《1839年的俄国》。按照刚修改过的法律，“传播或制作或保存”这类东西是要被判重刑的。这东西是谁放的？是情侦部门在试探他的政治坚定性？还是什么别有用心的人？他该怎么办？旧的疑问得到解决后，不料又冒出新的疑问。就这样，《针尖上的天使》用一个接一个的悬念，刺激着读者好奇心，欲罢不能地读下去。
笔者认为，虽然这是一部侦探小说，但只有读完它之后才会明白，它实际上是一部“社会心理小说”。小说就像我们在剥竹笋，层层递进地展示出侦查过程；同时，也向读者介绍了当时的苏联社会，上至最高党政领导、下至平民百姓各色人等的言行和心理反应。
过去，对于苏联在“停滞”时期的贫富悬殊真相，我们曾被宣传手段所长期蒙蔽，而如今已是众所周知。1969年的苏联，正值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停滞”时期。在这之前，是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1953-1964）。“解冻”，实际上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扩大了公民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的程度，缓和了紧张的国际关系。这一切，改善了人民生活，促进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
但由于“解冻”的思想解放是不彻底的，斯大林建立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与行政命令体制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变；加之“解冻”带来的有限改革，又触动了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于是特权阶层集团于1964年10月，用保守的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当了苏共最高领导人。勃氏上台后，开始逐步推行新斯大林主义，即重新肯定斯大林的领袖作用，停止平反冤假错案，提高情侦部门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还出兵干涉捷克的国家内政；强制书刊检查，限制公民权益……《针尖上的天使》所讲述的故事，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我们从小说可以看到，由中央大员们组成的苏联社会最高层，全都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住房是国家提供的套房和别墅，办公室里有进口的专用家具，专车外出时沿途的人和车都须“肃静”与“回避”，购物有商品齐全的特供商店，保健有顶级的医疗服务。他们贪婪地攫取名利，而且“许多人都通过了论文答辩”，窃到了名不符实的学位与职务、职称，拿着高薪。他们还能随意地送妻子出国旅游，安排子女进入名牌大学读书，安插子女担任党政要职，包庇违法乱纪的亲信、子弟……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终于变成了特权阶层的天堂。
而普通苏联人的生活则是另一番景象——农村贫穷而愚昧，城市里的公用电话大多损坏严重，商店里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地铁里是臭哄哄的气味，工人在工作时间干私活赚小费，医院里的收受贿赂、腐败行为严重到公开化随处随时可见，学校育人的“目的是让人放弃思想”，科研所只接受“事先指明应当得出何种结论的任务”，普通人出国旅游要经过单位、区委、警局等层层审查，警察可以恣意殴打与勒索无辜的公民……
小说描写的苏联最高领导层，又是如何面对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问题的呢？简言之，就是用谎言与暴力维持稳定。组成苏联最高领导层的三个人是“长着浓眉的人”、“瘦削的同志”和克格勃主席（他们的人物原型分别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
“长着浓眉的人”平日里深居简出，偶尔外出就是打猎和飙车。他的文章与演讲稿，全都是由写作班子炮制的；他关心的只是日渐衰老的身体和自己的子女（他的儿子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外贸部副部长）。
“瘦削的同志”则“是一个斯大林派”，他“掌握着对内和对外意识形态的所有网络”，并且因此感到“特殊的满足”。
克格勃的主席1956年曾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他主张扩大克格勃机构的编制，增加其经费，动用刑侦和医疗手段，不经审判地处置“与意识形态有牵连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面对尖锐的社会问题和强烈的民众怨愤，苏联领导人没有丝毫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意识，他们采用的是封建君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陈旧理念。他们认为，用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国家镇压机器，即用谎言与暴力就可以维持苏联的稳定。
《劳动真理报》是苏联的主要宣传工具之一。其主编马卡尔采夫认为，报纸上“所说的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可能自发地改变。报纸所登的内容只根据指示改变”。副主编雅古博夫则主张，“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订报人读到的都是“我们国家一切正常”。报社里还“创造”了一整套伙同基层单位、投合中央领导而制造假热点、伪典型的宣传机制。对此，资深老记者拉伯波尔特痛苦地承认自己是“说谎者”，哀叹苏联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造假时代”。就连“印刷工人，都鄙视自己印出的报纸，而在家里透过无线电干扰收听国外消息”。
在《针尖上的天使》一书中，克格勃是暴力的主要代表，是苏联的国中之国党中之党。正如书中一位克格勃高官所说：“我们代表实力……我们决定政治局应该知道什么、不应该知道什么。赫鲁晓夫刚一蛮干，我们就被迫推翻了他......现在这个人（指勃列日涅夫），是大众意志的执行者。如果我们决定了，他无论什么都会签字的。”
克格勃还以报社记者的名义，把自己的特工人员派往国外，输出他们的意识形态，而且在必要时赤膊上阵，和苏军一起武装干涉别国内政。其中镇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运动，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而在国内，对他们“信念”（即是否是共产党员）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他们习惯于把人们“分成自己人和外人”。所谓自己人，就是克格勃工作人员，其他人都是外人。
书中描写最令人骇然的是，为了达到控制“外人”的目的，克格勃依照新通过的一项法律，“对写作过程的处分，要比对非法隐藏射击武器的处罚严厉得多”。在克格勃内部专门设立了“打击诋毁我国制度消息处”，他们“登记所有类型的复制装置，首先是打字机并且对它们进行监控”；“往文学家之家加派告密者”；在全国调查私自出版物的传播者和读者，把“犯事”的知识分子或撤职或开除，旨在“杀一儆百”。
克格勃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行动小组，用极端卑劣的手段对付民众。例如，“朗诵组”专门在大会上带头呼喊拥护领袖的口号，旨在操控鼓掌、欢呼的时间和热烈程度。例如，“占位子小组”则专门“在公开的政治诉讼案中”和“外国政要、学者演讲场所”，“事先占据所有的位子”，并在大使馆前高举标语牌，并砸玻璃，用来“表达苏联人民的愤怒和愤概”。例如，“打击违反苏维埃道德现象小组”的成员，则“把试图进入教堂的年轻人带到一边殴打”，在以色列大使馆前痛打“希望到以色列去的犹太人”。他们甚至无视任何法规，肆意拦截和搜查行人，搜查居民住宅，职业化地殴打被怀疑的人……
但是在《针尖上的天使》一书中指出，谎言只能骗众人一时，却不能骗众人永远。正直的苏联公民看透了特权阶层的唯心主义本质，即他们“认为言论是第一性的，比物质更重要，许诺代替了物质财富”。当谎言被人识破时，建筑在谎言之上的暴力也就失去了恫吓力。尽管“大家”表面上“都不说话”，但经历过“解冻”洗礼的人们，例如《劳动真理报》社里的许多人，却遵循着良心和真理的呼唤，紧张地思考着行动着。原本深受克格勃信赖的波利修克，拒绝了克格勃派他到国外当驻外记者的诱惑，对寄到报社来的为政治犯辩护的公开信不加登记并销毁之，以保护公开信的作者们。马克西姆更是用恶作剧的手段，戏弄克格勃的打手们。拉伯波尔特经常和青年人交流自己的看法——当局指责赫鲁晓夫，是“因为真相妨碍就像以前那样，盲目地相信”，“马上就要开始新崇拜了”，“因为我们这里的崇拜都是在血泊里开始的……对斯大林是在消灭了富农阶级后……对赫鲁晓夫是在用坦克镇压匈牙利之后”，“对现在的”则“是在捷克事件发生之后”……
在《针尖上的天使》一书中，报社的两位工作人员伊夫列夫和娜嘉，是令读者最难忘的人物。他们原本都是所谓“根红苗壮”的青年。伊夫列夫的父母都是苏共党员，中学毕业时他得过金质奖章，后来又毕业于名牌大学哲学系，一直笃信官方宣传。但当在采访军事演习后让他看到了体制弄虚作假的顽症。在老一代记者的帮助下，他渐渐地看透了体制的虚妄，看到了苏联国家与尼古拉一世专制俄国的相似之处，因此翻译了19世纪法国人写的《1839年的俄国》一书。他出于正义感，勇敢、机智地深入内务部监狱，调查警界黑幕，妙笔著文，救出了深陷囹圄的同事。而他自己则受到了克格勃无休止的迫害。
另一位工作人员娜嘉，身为克格勃高官之女。她一直过着优越的生活，但天生纯真朴实热爱生活。在俄罗斯经典文学和正直的同事们的影响下，她认清了克格勃的残忍和冷酷，并当面批评她的父亲，说他在“当父亲时也不忘记当克格勃分子”，他和他的同事们干的是“扼杀最美好的激情”，“管的是强迫人停止思考”。她不惜以死抗争，来捍卫她对伊夫列夫纯真的爱。虽然他们两人最后一个被捕入狱，一个服毒自杀，但他们却是作者和读者心中的天使，是极端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为数极少的天使——“针尖上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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