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是中国当下文创场景最复杂的空间载体。最简单的“书+咖啡”模式，已经不能解释并满足今天人们围绕看似即将逝去的书本知识传播方式进行的种种革命实验。
在“三明治”这次的月度专题里，我们将聚焦中国的书店新裂变，以多维度报道一些独特的书店现象，它们看似毫无关联，却又有迹可循。一切正在被消解、重组和再度构造，以我们觉得陌生但有100个理由存在的方式送达我们的面前。
文 | 龚晗倩
在上海，哈尔滨路从来不是主角。
小时候，我总是匆匆掠过它，和那个熟悉的清真牛羊肉批发摊位。冰冷的白烟让人不快，膻气循着我的呼吸，冲入鼻腔。人们走在哈尔滨路，奔赴的目的地不是乍浦路，就是四川北路。那里有鳞次栉比的餐馆招牌，有图书馆，还有春天百货商店。
当然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时的哈尔滨路和沙泾路一样，还没有铺上旧时的弹硌路，也没有从星梦剧场冒出来的稚气面孔，更没有书店。
半层书店落在哈尔滨路129号，是2015年。前一年我搬离了沙泾港旁的江夏里。但仍清楚地感觉到，以1933老场坊为发端的神秘历史空间，已摇身一变，幻化为新的城市地标。早已废弃的远东第一大屠宰厂，1913老洋行，三角地菜场，被赋予了新的功能，文化展览，戏剧，时尚餐厅，咖啡馆和酒吧，使这片被沙泾港与虹口港水系交汇合围之地闹腾了起来。
半层书店，像是林尽水源的那座小山，山中的小口仿若有光。一不留神就会错过。我差一点错过，王壹也是。
店长
十一点十五分，王壹像往常一样，走出小区后门，横穿算不得宽敞的邢家桥北路，一头扎进通往四平路的里弄，窗台上站着几只白球鞋，拖把荡在黑旧木门上，规规矩矩。她目不斜视，径直穿了过去，从海伦路转进新嘉路，直到脚底踩在哈尔滨路凸起的青石板上，硬硬的，是熟悉的感觉。
清真牛羊肉批发市场的门脸已改为广告公司的橱窗。兰葳里旁的虹口区永祥便利店，还是一副老大哥的样子，不疾不徐地做着生意，不理会对面罗森的入侵。这条路上最多的还是咖啡馆，在炎热的午后，家家都空空落落的。
而半层书店可算是这条路上存活得比较久的一家店了。它看起来和三年前一样，一切都没有变。附近的馄饨店早已不知去向，隔壁的酒吧领着猫一起离开。对面的红烧羊肉面馆冬天的时候还热气腾腾，如今大门紧闭。
半层书店与隔壁酒吧的猫
三年前，王壹读大四，在书店开张的第五个月，她成为第一个兼职店员。
她在日本长大，从小喜爱绘本和儿童读物，痴迷小说，“常常在图书馆把每一层逛好几圈，拿好几本回来，但当时仅限于小说。特别喜欢的作家是上桥菜穂子，现在也是最喜欢的。”
回国以后，王壹每周末都要陪妈妈在上海大大小小的书店和咖啡馆之间辗转，“我小时候爱看书就是受妈妈影响的。妈妈是书店爱好者。”某天妈妈经过哈尔滨路，见到半层书店招兼职，对王壹说，“你不是想做兼职吗？到这里来吧。”
毕业之际，她也曾认真考虑过办公室的工作，思来想去，觉得不适合自己。书店的两位创始人想将她留在书店，她和妈妈商量，“妈妈觉得，也行吧，你喜欢就好。”
也许在书店工作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她成为了店长。读书的兴趣则从小说转向科学，生物学，哲学和社会学。
王壹的工作时间从中午开始，虽然路程只有短短十五分钟，但夏日的太阳凶猛，她戴一顶钴蓝色鸭舌帽，清透的眼睛藏在底下。头发箍在脑后，茂密的发尾不安分地散在肩膀，洒在黑色的T恤上。
十一点半，她准时抵达书店位于半岛湾音乐谷的后门，打开，进门，再锁上。像是约好了似的，一位穿条纹衬衫的男士等在哈尔滨路正门外，低头看着手机上的时间。书店十二点开始营业。他望着里面，不愿挪动一步。
王壹风一般刮过店里几乎所有的电器，空调，图书系统和水台收银的两台电脑，中央水台的灯，热水机，制冰机，消毒柜，所到之处，电源开启。她利索地摆弄机器，有条不紊，像在指挥一场无声的机器人舞台剧，这里点点，那里按按，它们就点头转身，吱吱呀呀地晃起胳膊小腿。
店长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王壹从凹陷的水台区回到地面，蹬蹬蹬踏上二楼。从一楼望上去，二楼是一扇透明橱窗，坐在起伏的山脉上，悬浮于空中。快速移动的双腿从右边闪现，消失，一会儿又从左边飘过，消失，有一种《楚门的世界》的观感。
快递抱着一个纸箱等在前门，图书管理员小顾也到了后门。王壹下楼再次开门，锁门。箱子里是同济大学出版社的补货，《上海杂货铺》《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上海武康路建筑地图》各十几本，《静物》《承孝相建筑档案》每种只进了三本。
开店前的重要店务还包括理书。王壹从正门的新书台开始规整书的摆放位置。一本本，一摞摞，从社会科学，哲学，中国文化，再到文学，文创台。指尖蜻蜓点水，如王子的吻，手撕明信片本子，一前一后间隔摆放的木制书签，一一苏醒，绽放，等待倾心的人撷取。
她继续对二楼的书施魔法，右手伸向书后往外推，左手五指并拢向内压，书脊们成了听话的士兵，一个个抬首收腹，向左看齐。小顾也加入了。对一个独立书店来说，一万册书不多，但理起来也颇费精力。
十二点很快就到了。王壹第三次拿钥匙，蹲下，转动，门开了。
空间
店门第一次正式开启，是2015年5月。没有开业庆典，也没有举办任何活动，这是一场未经事先张扬的开店仪式，甚至算不得仪式，只是打开门来卖书罢了。
日子也非精挑细选，装修了大半年，两位创始人不愿意再拖了。“再不开亏了好多租金啊。”一楼临街商铺的租金每平米6元一天，半层书店大约200平米的面积，单单每月的房租算下来就要3万多。
装修完的书店
刚开业时，店里只有松松散散的两千本书，大多是有关生活美学的。“第一天就卖了一千元。”提起这一天，创始人之一赵琦有些激动，好像回到了三年前。韩晶在水台手冲咖啡，她负责招呼走进书店的每个人，很多客人是在周边创意园工作的建筑师，或是设计师事务所的年轻人。
当时来的人都被书店的装修吸引，她拉着别人，不知疲倦地介绍，“每个人都要讲十分钟，一整天都在讲话，有时候讲到嗓子都哑了。”
书店一楼南北向，高而宽，为体现原始工业的粗放感，在进门处的地面和墙面铺设了花纹钢板，中间的水台特意向下挖了40公分，留足空间给上方的夹层，夹层摆放的都是建筑设计书目。二楼狭长，东西向，乐高积木般嵌在一楼进门头顶的空间之上，左右一直延伸开来，最远可达隔壁的隔壁的隔壁——全家楼上。二楼走廊底部的那根梁，原先打算刷白，先用水泥补，补到一半发现随手涂抹的水泥像一座连绵的雪山，当即叫停，留下一处偶得的美。
空间里拙朴的原色木架，花纹钢板，素混凝土，和周边粗粝的市井生活糅杂一处，却不失松弛的美感，让人想驻足探索一二。甚至常有附近的店主带装修工人跑来偷师。
“半层书店的空间载体是一个十字形、平面交错、立体错层的老厂房。”韩晶看中这里，是因为空间的复杂性和再创造的可能性。赵琦则偏爱它的僻静和历史厚重感。书店所在的哈尔滨大楼始建于1920年代，最初是一家美国锯木公司，抗战时曾是犹太人避难之所，解放后改成辛克机器厂的厂房。
书店的前身是一家药房。二楼是药房的仓库，“有一只小窗，店员从窗口把药扔到楼下。”赵琦回忆。
种子
复旦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后，赵琦最初在农业银行从事信贷，为央企客户融资，“你很难想象我当时做的工作。我当时蛮内向的，那个工作完全是另一面。”
我确实难以想象。见面那天，她甩着洒脱的齐耳短发，素面朝天，白色T恤，绀青色短裤。为了提神，还在书店后门的咖啡馆点了一杯长岛冰茶。
三年后，赵琦跳槽到一家股份制小银行，工作时间更弹性，自由了许多。她在银行体系待了七年，终于认清自己并不开心，“你知道金融行业的人都很现实，他们喜欢谈论股票，钱和包包。包包也没有什么不好。我真的在物质方面没有什么追求，无法融入集体。”在现实社会中，她显得格格不入。
“那段经历蛮好的，最主要是帮助你认识社会，你就知道这个社会的运作的基础是怎样的。学法律帮你认识人性，做书店帮你认识自己。”
她一再想起多年以前和韩晶随口一提的玩笑。
2005年，韩晶刚刚辞掉深圳的工作 ，抛下八年工作的积累，也卸下一些重负，来到上海同济大学读博。这个消息让赵琦兴奋不已。早在2000年，赵琦便“结识”了韩晶，只是从未见过面。
“我们是网友。当时我用486电脑，电话线拨号上网，速度很慢，”互联网的兴起，使陌生人的线上交流成为一种风尚，“很有趣，认识到很多五湖四海的人，当时没有机会接触到不是你生活圈子里的人。有的人在贵州当老师，有的在青藏高原筑路，没有想到可以在网络上结交到这么好的朋友。”
聊什么呢？聊得最多的，就是彼此读的书。“我那段时期对历史感兴趣，和她聊《万历十五年》，跟一个年长十岁的人聊，我会故意找话题，其实言不由衷。”
韩晶来上海后，同济离复旦很近。她们常常相约做两件事，打网球和逛书店。当时的复旦大学宿舍旁隐藏着不少10平米的小书店。赵琦领着韩晶钻进一个个小铺淘书。一次她随口说了一句：“以后我们自己开个书店算了，就不用再淘书了。出版社给的书都很便宜。”
在股份制银行的最后几年，她常早早离开公司，去华侨城地产找任设计总监的韩晶吃饭。“他们食堂的饭挺好吃的。”
书店的种子在食物的包裹中被反复咀嚼，磨砺，最终心满意足地吐了出来。没想到韩晶竟然爽快地答应了。“我一手策划的，想起来还是很冲动的。”赵琦的得意有些克制。
韩晶手中的苏河湾项目虽然做得很好，“她也觉得没意思，没有实现自己的创意”。接下来，就是前期的调研，实地考察各个城市的独立书店，研究出版社的书单，最后以一份长长的调研报告告终。“事实上后来根本没用，因为书店都变了，换书店+模式了。”
不盈利
半层书店开张的第二年，在扶持政策和资本追逐下，小书店将可盈利的模式迅速复制了开来，在繁华的城市心脏开出静美之花。走在潮流之前的半层也跌跌撞撞地卷入了这场“网红书店”的风潮。“网红是一个周期很短的东西。我们后来就定下一个规矩：进来不许拍照。书店你来拍照干什么呢？会影响别人买书。如果你是来打卡，喝杯咖啡，就不是我的客户。书店不就是一个买书，看书，学习的地方吗？”
以书为背景的文化空间，是现在主流的盈利模式，但不是赵琦心目中书店的样子。“因为我本身不是那种要赚多少钱的人，我生活很简单，不需要很多钱，我要发自内心的快乐。如果要被投资者牵着鼻子走，做很多不开心的事情，觉得没有必要。我们可以不盈利，但尽量不要亏损，工资要发的出来。目前经营上的目标是这样的。”
当听到赵琦说出“从开店那天没有盈利过”，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开发商也曾与之联系，经过一番考量和对书店本质的追问，半层最终放弃了扩张。“要保持作为书店的一种基本的性质，应该是一家以书为主的店，而且有浓浓的文化气质。我们是独立书店，有自己的选书风格，面向对我们选书风格感兴趣的人。这些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阶层，连中产阶级也算不上。”
赵琦将书店的选书风格定义为“小众”，“我们这里看不到畅销书。”
韩晶主要负责建筑城市类选书，赵琦的阅读涉猎庞杂，但选书上有一个原则。“每本都可以重读一遍，装帧要很漂亮。”
半层的台版书和外版书占了一半的数量，有些书只在半层引进。比如和哈佛大学出版社合作活动的《癫狂的纽约》。也有关于大庆石油城市的研究性质的书。甚至有些书在国外出版社订不到，需要请作者帮忙订。这类书通常一订就是二三十本。“对于一家小书店来讲，已经是很高的订货量了。”一般情况下，一本新书只进三本。
书店销量最好的是城市和建筑的书。最受欢迎的《上海制造》卖了一百多本，英文版比中文版销得更好。我在水台前翻看一本书的间隙，一位长相看似来自南欧的男士拿起墙上的《上海制造》，顺势抽了一本红色封面的书来到收银台前。
这本书“用建筑学的研究方法写上海的建筑，这种方法原本是日本的学者做的”。封面上的作者署名除了李翔宁研究团队外，也有《东京制造》的作者塚本由晴合作的字样 。
销量不好的书更多。赵琦也曾苦恼，“我们觉得这书很好啊，但放在那里就是没有人买。”
几年下来，她淡然了不少。“这书你自己喜欢就好了，卖不掉就慢慢卖呗。不可能一万本书，每本都卖掉，有一半能动销就好了。有的书一个月卖掉一本，有的书一两年才能卖掉一本。但这就是我们书店选书的风格。”
而赵琦自己的读书风格，“属于问题导向型”，她如此形容。一段时期读文学，一段是社会科学，这段时间沉迷科学和人类生物学。“对现实不太感兴趣，先是对虚构感兴趣，后来对历史感兴趣，发展到历史都不感兴趣了。怎么说嘞？是跟现实有些距离的性格。”
她最近在读的《人类的演化》，和之前书店引进的《尼安德塔人》都属于生物学研究，《尼安德塔人》研究仅次于智人的一个人种存在和消亡的原因。通过研究永冻层下原始人的骨头，提取骨骼里的DNA，磨成粉，重新排序。这本书也在某种意义上佐证了在人类起源说里的走出非洲说。“已经卖完了。发现这是很有趣的现象。一些另类的话题，竟然会有人感兴趣。”
考虑到书目过于严肃，王壹也加入了选书团队，她为“猎奇/新知”这个新类目挑选鬼怪、犯罪、医学等另类书籍。
每月的进书量在一百本左右，而平均下来每月卖出的不过七八十本。显然难以平衡。
赵琦选择和韩晶一样，用独立设计师的身份，以创造的方式来实现生存。事实上，她血液里隐匿的创造基因，从书店装修的时期，就初见端倪。
她虽然不是学建筑设计出身，却率先学会使用Schechup软件画立体结构图，“说起来很自豪，她（韩晶）建筑师都不会这个软件，她当时是用CAD画图的。”韩晶的灵光与缜密在赵琦的Schechup图上，在装修工人的手中，一一实现。
2015年底，哈佛大学建筑理论学家唐克扬在半层书店做一场雷姆·库哈斯中文版《癫狂的纽约》分享活动。赵琦为了省下活动费用，现学做了一张设计海报。“第一次做平面设计，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后来就包了书店所有的平面设计。”
过往的三十年，她从未意识到自己竟然擅长“在方寸之间找到那个对应关系”。
开书店的第二年，她设计了原创手工侗族布艺笔记本。“你手里用的本子就是我设计的。”靓蓝的布平整硬挺，手心摩挲的感觉像握住砂砾，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温暖。我挑的那一本右上角泛着淡而旧的白。“这块布是一位八十岁的老奶奶织的。”
赵琦与韩晶、摄影师和编辑朋友去贵州侗族村子里住了一星期。院子里种着兰草的叶子，兰草不仅可以制成板蓝根作为中药材，经过反复蒸煮，还能制成天然染料，织作布衣。只是现在的人们不再青睐手工制作的蓝白相间条纹衣服，自制的手工衣物比买来的更贵，古老的布艺行将失传。赵琦发现，用新的染法，比如拿三角板把布扎起来，泡在染缸里，去除三角板后，奇特的花纹会意外地、随性地出现。
去年，她尝试学做书籍装帧，由她设计的两本书《许鞍华说许鞍华》《国史概要》已在店里出售，还有两本正在出版。“我设计的书在同类中卖得比较好。”她得意得忘了克制，却没有提及为这本书特意设计的横版封面和棱角分明的字体，有趣的是，“许”字上的“点”变体成了小三角。
桃花源
当然，作为一家独立书店，半层书店并非默默无闻，它一直试图做文化引领和推广。
平日里，书店不乏分享活动和讲座，八月份便举办了三场新书分享会，在衡复微空间的泰国当代建筑展也刚结束。不时与家居、咖啡等商家合作快闪书店，形式有趣，还能促进销量。王壹告诉我，有一次咖啡展，带去的三四百本书在三天内售罄，还嫌不够。
美国著名城市社会学者Sharon Zukin 在半层书店的From Lofts to WeWork 沙龙现场
去年12月，半层书店来到深圳的南头古城做了一次最慢的“快闪”，历时三个月，以“半个桃花源”的形式介入到城中村，最直接、最鲜活地观察村民，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要，试着实现“城市共生”。
城中村的破旧建筑，街上收长头发的吆喝声，让人仿若置身于七十年代，而书店的驻扎，给这个古城的居民带来了一种新奇的，浸入式的体验。
对于王壹来说，在深圳快闪书店担任三个月店长，也是一次自我重建。除了独自经营城中村的书店，还要着手经营自己的生活。
她欣喜于获得了自由。王壹租了一间空屋子，除了最基本的家具以外，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她要从零开始，采购锅碗瓢盆生活用品，学着做饭给自己吃，还把养了三年多的兔子带了过去。在上海的家中，母亲总是扮演照顾她的角色。“虽然三个月中，妈妈前前后后加起来住了一个月。但就是开心。”
王壹不在的三个月，小顾担起了临时店长的重任。半层书店是她第一份全职工作。同样92年出生的她，毕业后并不急着找工作，她和王壹一样，认为自己不适合待在办公室，更愿意兼职，“自由性更多一点，干嘛要做全职，和别人绑在一起。”
她曾在浦东一家滑冰场帮孩子穿冰鞋，冻到生病，也在上海图书馆的借还书窗口短暂停留，还为一家私人牙医诊所分发过环保袋。
因为学的是书画修复专业，有段时间，她在上海博物馆帮忙画扇子。“没有钱，管我饭吃。”她口气轻松。
“那你也开心的呀。”学国画的王壹当然理解。
“也开心也开心也开心。”小顾笑着，忙不迭地说。
这种开心，我理解为自在。小顾是自在的。
她背一个覆盖了整个后背的黑色大书包，敞着开口，好像随时等待从天而降的陨石或羽毛。即便抵达书店，在最初的十分钟，仍背着它不舍放下。她站在水池边擦拭刀、量杯、镊子，包坠在肩上，不过是一张空壳，丝毫没有重量，却没来由地让人安心。
小顾常穿一件军绿色背心，这件背心让我想起六七十年代的文艺中年，也像苏州河畔的钓鱼人。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有很多口袋，让人总忍不住想掏掏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宝贝。说到宝贝，小顾左胸的口袋里就有一只。两只灰色脚掌向天上踩，脚尖指向对面的我。轮胎状一截一截的小腿恰好被扣袢固定住。怀里揣着玩偶上班的感觉是怎样的？小顾心里清楚。
“我们这种工作非常好，世外桃源。”她嘿嘿笑着，镜框后的眼睛眯了起来。
王壹聊起最近看的《自决之书》，作者被称为散文版的卡夫卡。他的特别之处在于，先创造出性格背景各异的写作者，再以写作者的异名创作不同的书。《自决之书》的作者是佩索亚创造的一位男爵，几十个或几页碎片文字，构成了这本书，“看着他的各种侧面去揣测他的全貌。有批判的，有赞美的，他是跟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个人。”她为这位男爵身份的异名写作者所吸引，也为作者疑似分裂的人格所作的思索吸引。
初初加入半层时，她把上海几乎所有的书店逛了一遍。
“依然觉得我们书店最好。我们可能有一点是，不管是书，还是人，或者书店本身，都是书店该有的样子，它接近我理想中的样子，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让它在现实的夹缝中生存，这条缝真的很窄很窄。”
她合起手掌，用力往前伸，“我们还是想尽办法往里钻，既不会过于理想而不切实际，也不会因为追求现实、盈利而忘记我们的理想，渐行渐远。”
王壹自己的理想跟现实也完全不沾边。
“可能比较重视一些更飘渺的东西。包括看书，我比较喜欢虚构的理论，跟现实生活没有关系的。”
小时候的王壹是一个爱做梦的小孩。
“你还记得做过什么白日梦吗？”
“没有忘过。”
“是什么梦？”
“我不说。”她笑着，露出了牙齿。一手握拳抵住墙壁，另一只叉腰，左腿膝盖弯曲，像石窟壁画上掉落的飞天，却回不去。
“自从意识到我跟大部分人看的东西不太一样的时候，还是想要逃避，这个书店还是挺有一些乌托邦色彩的。有一部分满足了我的梦。”但矛盾的是，她自称是反乌托邦的。我猜测她更期待的，是安坐在自己构筑的世界。
她撑起身体，坐在水池边沿上，双腿一前一后，轻轻荡起来。瞳孔深邃，一如门外的夜晚。
文中大部分图片由半层书店提供
设计：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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