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在关于国防的问题上，历来有“重塞防轻海防”的传统，从春秋时期至明朝，为了抵抗外族入侵，多位君主在长城的修缮上不遗余力，然时至今日除了成为著名旅游景点，长城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防御作用。
在对待海防的问题上，明清两朝皆实行“海禁”政策，洪武四年，朱元璋为了杜绝明初横行的倭寇，下令“片板不许入海”；嘉靖、万历年间，抗倭名将戚继光率戚家军于浙、闽、粤沿海诸地抗击来犯倭寇，前后历时十余年，大小八十余战，终荡平倭寇之患，一句“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至今读来仍令人振聋发聩。
及至清顺治十八年，为断绝东南沿海居民对隔海相望的郑氏政权的接济，清廷下达了后被称为清初恶政之一的“迁海令”：“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政令一出，大量沿海百姓流离失所，民众苦不堪言。
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除了明代“戚继光抗倭”和南宋“崖山海战”前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只有在遭遇倭寇侵扰或者面临外族大举入侵中原这样的巨大隐患前夕才会有意识地去加强海防建设，平时无事时便不会像重视塞防那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到海防。
然而事实上呢？海防的重要性不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是不言而喻的，顺着这个思路延伸，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从海洋看历史：东亚海域交流300年》这本书中涉及到的一些东亚海域相关问题。
作为该系列丛书编者之一，曾于2017年荣膺紫绶褒章、现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羽田正是亚洲海洋世界研究的翘楚，从时间段上来看，书中以1250—1350、1500—1600、1700—1800三个近代之前的百年为节点，通过详实的史料，梳理出每阶段的基本特征与对外交流，记录了彼时各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贸易往来、流通手段等信息，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全书的系统性与实用性。
往前追溯的话，最早关于东亚地区海洋文明历史的记录大致可追溯至7000年前。由于史前人类智慧有限，这一时期的海洋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对于人类几乎是不可驾驭的，利用海洋、从海洋中攫取食物与财富的观念当然也就远不如现在这样深入人心，甚至海洋带给他们的除了灾难并无其他。
然而，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提升，逐渐在航海技术上越来越有心得，各种追逐利益的航海活动层出不穷。举个例子来说，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六支木船桨与一只夹碳黑陶舟，便是中国东越民族进行海上活动的实锤。《竹书纪年》也有关于夏朝统治者“东狩于海，获大鱼”的记载，《诗经·商颂》则记录了早期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的交往。
现在我们回到本书内容，依照羽田正教授的观点看来，明清时期的中国和统一后的日本在加强中央集权这个核心问题上一致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并由此凸显了海岸线狭长、国土面积狭小的日本在17、18世纪东亚文化交流史上的显著地位，这并不是由于编者本身的民族情感所决定，而是事实如此，并无夹带私货之嫌疑。
毋庸置疑，一贯嚣张霸道的东印度公司于这一时期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是受到许多制约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白种人，甚至在东印度公司之前曾显赫一时的葡萄牙人都收敛了锋芒。
事实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东印度公司尚没有达到后来那般对于东亚海域强大的钳制力，这一阶段虽然正是中国由盛转衰的特殊时期，但从已知史实上看，清廷、日本、连同华人商会和水手在内的各种团体势力才是将东亚海域历史发展往前推动的中坚力量。
早在日本实现统一之前，如同朝鲜王朝一样，二者都是奉明朝为上邦大国，尊其为“中华”，而自己则只是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一员。
作为低姿态的“小中华”，这一时期的日本在东亚海域之间的各种贸易往来都是中规中矩的，然而待其完成统一之后，逐渐强大的日本对东亚秩序心生不满，急于摆脱自身的不利地位，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对中国的态度上不再像往昔那般尊敬，其后不久，拥有主权的日本新政府在东亚海域范围内建立了一套以本国为中心的海外贸易体制，日本历史由此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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