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全省小学教师中函培训工作进入尾声,随着教师培训层次的提高,市进修学校提格为教育学院,要承担教师高师培训的任务。
1984年,第一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工作需要,我被调到中学教研部任语文教研员。这个岗位对专业素养要求很高,一般都是本学科的教学带头人才能胜任。好在我有过初中教学经验,很快地进入了状态。
改革开放之初,市政府机关极缺人才,从教育部门抽调骨干力量充实政府机关干部队伍。大家都很清楚,这是改变命运的极好机会,教师队伍中有不少人改行从政。教育学院是全市最高学府,很有竞争力,不少教研员都在暗中运作着。
兵强马壮的白山教育学院面对这种人心浮动状态,我的心也活了。教师岗位辛辛苦苦地忙碌着,工资待遇低,社会地位低,再加上工作环境不顺心,很难有所发展,与其这般苦熬,不如换个环境,本来当初也没想干一辈子老师。
正在这时,我的师范同学在市政府办公室干得正红,他问我:“是否愿意去市委办公室?那里缺一个管机要档案的。”我欣然接受:“好啊!正好我刚入党,符合政治条件。”于是他向市委办推荐了我。一天下午,他带我去与市委办李凯主任见面。李主任发现我是学中文的,文笔好,素质高,很是满意,他认为我去市委秘书处工作更合适。
这阶段,院里同时要调离的还有五六个人,基本都是院里的骨干。有的去组织部,有的去宣传部,有的去工会等等。教育局面对着人才严重流失的局面,刚从地区调来任局长的于学仁有话:一概不放。但市委办公室是上级领导部门,局长不好硬顶,就让学院领导做我的工作。
白校长是我事业发展的恩人,他找我谈话:“你是学院一手培养的,调来之后,作为骨干,对你的安排使用都是重点考虑的。培养你入党,又为你解决了住房,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实在要走,就得把住房让出来了。”
这是我的软肋,在以男方为主的分房时代,一个女同志,能分到住房谈何容易?我为住房苦苦熬了十多年,刚稳定几天怎么能就此放弃?大冬天的往哪搬啊?这个问题确实把我难住了。
但市委李凯主任说:“我们很快就要盖房子,这不是问题。单位不放,你就先等等,不怕他不放。”此次调动就这样搁浅了。后来听说,这期间就有人到市委办说坏话,李主任怕强行调动造成不良影响,也就放弃了。出于对我个人负责,给教育局领导留话:“此人不放,但留下来你们要适当地起用才好。”
其实,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的内心也充满矛盾,一方面舍不得能施展才华的讲台,另方面不愿作官样文章,做御用文人。石院长也劝我说:“全市还没有一个女讲师,用不了几年你不就是第一个吗?”“市里讲《现代汉语》的,你是第一个,到什么时候也是最权威的。”
在石院长办公室真要放弃已熟悉的业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与陌生的人群打交道,容易吗?政府机关里人际关系复杂,我头脑简单,能应付得了吗?人都说朝里有人好作官,我朝中无人,脾气又倔,能干好吗?就这样心里七上八下地纠结着,1985年春节家人欢聚,我唉声叹气,见谁问谁:去不去?怎么办?年都没过好。
开学后,见事态发生变化,也就此打消了念头,安心当我的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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