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2018年10月16日 DAN BARRY, JEFFREY E. SINGER, TODD HEISLER
翻译 杜然、安妮、Hongyu Li
宋扬的自拍，40路的人管她叫“西西”。“心情压抑了很久，”她写道，“出来晒晒太阳吧。”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一个女人开始下坠。她长长的黑发扎成马尾，脖子上披着黑红相间的围巾，她正从四楼的阳台往下坠，穿过11月霓虹灯闪烁的夜晚。
下面等着她的是40路，这是皇后区法拉盛一条环境粗陋的商业街。四周是中餐厅、狭促的店面，以及通往私下交易地点的昏暗楼梯间。为生活打拼的人、无所事事的人和路人，都没注意头顶正在发生的事情。
距离一家餐厅闪烁的圣诞树几英尺开外，人行道即将为这名女子的下坠画上句点，但在此之前，想像一下她的坠落突然暂停——她的身体停留在半空。哪怕只有片刻。
她在法拉盛的地下按摩院打工，她在那里的名字叫西西。38岁的她显得很年轻，跟一个年龄大她两倍的男人维持着有名无实的婚姻；想成为美国公民，希望却越来越渺茫；喜欢喝喜力、红牛，还喜欢吃凯辛娜大道一家哥伦比亚餐厅的烤鸡。在竞争者看来，她的地盘意识很强，而且工作很拼。
这是感恩节后的周六，西西住在一栋破旧建筑的顶楼公寓，为此她向“老板”付了一大笔钱。她从市场买了不少吃的回来。她尝试给在中国的弟弟打电话，但他睡觉了。她一直在跟朋友和客户打电话，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支由10名警察组成的扫黄行动队盯上了。
她下楼站在门口，这是工作需要。没过一会儿，她就带着一名男子回到楼上——那是一名便衣警察；她手中紧紧抓住的手机给脸打上了一层微光。在公寓里发生的尴尬对话，使得那名便衣相信西西违反了法律，而西西也明白了对方是警察。她把他推出去，关上了门，虽然已无必要。根据经验，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会来更多的警察。穿过那栋布满灰尘的门厅，走过破旧的猩红色地毯，爬上50级瓷砖台阶。经过一个中文标牌，上面写着“这里没有驾校，你找错了地方。” 然后，就到了她家门口。
手铐。被匆忙带上警车。羞辱。再一次的羞辱。
从门旁边的监视器上，西西看到警察上楼。她开始踱步，桌子上一只举起爪子祈求好运的招财猫注视着她。
现在，他们正在砸门，大声喊着“警察！开门！”。西西冲到公寓朝北的阳台上，那里能看到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全景。日日夜夜，晴天或雨雪天，这条街是她和抢生意的姐妹们冲着路过的男人唱响哀歌的地方：按摩吗？按摩吗？
在栏高只有2英尺（约合60厘米）的狭小阳台上，放着一把扫帚、一个桶和一个蓝色小凳子。她踩了上去——然后开始坠落，跌向楼下四分之一纽约英里(New York mile)、坚硬的40路。
四分之一英里。在那里，普通话比英语好用，匆匆一瞥胜过语言。在那里，性就在浑浊水箱里的鱼蟹旁边进行交易。在那里，乌烟瘴气的住所由地方势力控制，租给地下按摩院，警察不时进行扫荡，移民女子一次次被捕，这座城里没多少人注意到这些。
重力占据上风。
卧底警察的工作完成了，他走出大楼右转——就在那一刻，那名刚刚向他提出用亲密换取金钱的女子击中路面，落在他的脚边。一个以“西西”为名混迹在40路的女子，她的真名其实叫宋扬。
在这条小街上，无论白天黑夜，总能听见女人们喊着：“按摩吗？按摩吗？”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在脑海中的谷歌地图上，从这条小街拉回，进入一个面积为178平方英里（约合461平方公里）庞大、忙碌区域：林荫大道和马路、公寓大楼和独栋房屋、两座机场、一个大联盟棒球场、世界博览会的残迹——它南北两边被大海、河流和海湾包围。
作为一个友善与对立兼而有之的矛盾之地，皇后区既是如今那位美国总统的出生地——他当选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一个反移民平台——也是230万人的家，其中近半数人口都是在外国出生。这里的人们使用数以百计的各种语言，皇后区恐怕是全球最具语言多样性的地方了。
每一天，从位于皇后区东南部的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的班机上下来的乘客中，有许多是加入这一区域隐姓埋名、充满志向的移民。他们切菜、洗碗、清洁厕所、修剪草坪、开出租车。
一些人最后操起了皮肉生意。在南牙买加的一家机场汽车旅馆为皮条客赚钱。在可乐娜罗斯福大街昏暗肮脏的大楼里等待下一个客人。或者，像宋扬一样，在11月一个寒冷的夜晚站在法拉盛的街头，用可爱的昵称隐藏身份，招呼着男人，在影子经济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通过她支付的高昂房租使其他人获利。
“我听说她是头牌：年轻、漂亮，而且服务很棒，”旅行社职员、社区倡导者朱立创(Michael Chu)说，他就在40路她家对面上班。“人们排着队等她。”
多年来，法拉盛一直源源不绝地提供着卷入地下性经济的移民。全国各地对非法按摩生意的突击行动屡见不鲜，往往被捕的女性都有一个法拉盛的地址。
这些按摩院定期消失又再出现，破坏了警方打击行动，这些行动往往是在接到附近居民的投诉后进行的。这个行业的不透明也增加了人们的困惑。一些按摩院拥有合法的州执照；一些合法按摩院中存在女按摩师私下用肉体换取金钱；还有一些是非法运营、没有执照的，这些场所根本对缓解脖子酸痛没有兴趣。
这些女性在情感上受到老板操控，对自己的所做作为感到羞愧，不敢信任他人，鲜少对警方，甚至是自己的律师坦白自身情况。她们可能是为了养活在中国的家人，或是为了还偷渡欠的债，又或是为了不想做餐馆一类的辛苦工作，而选择了这种赚钱更多更快的方式。无论情况如何，警察表示，她们一致保持沉默，这种做法进一步导致执法部门调查这些运营者敲诈勒索、贩运人口案件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
但社会越来越了解商业性交易经济中存在的复杂情况和不平等，包括往往将被剥削者作为打击目标的刑事司法体系——这些人通常是移民妇女和跨性别群体成员，而很少让客人和人贩子负责。
2017年初，纽约警察局长詹姆斯·奥尼尔(James O'Neill)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将把自己手下刑事案部门的调查方向转至解决卖淫和性交易问题。其中将包括旨在改变他所说的“执法思维模式”的培训。
“我们已经将大部分的重点从卖淫女性身上转移，并且开始更多着重于贩卖她们的皮条客，和购买性服务的嫖客，”他说。“和所有犯罪一样，我们不能只是用逮捕来解决这个问题。”
自建立这种新“思维模式”以来，警方仍在继续努力增加对经营者展开刑事调查。不过，纽约市卖淫被捕人数去年下降超过20%，同时被抓的嫖客人数出现激增。
然而，曼哈顿下城警察总部态度的转变却未必能越过东河，造福一名移民。现在她侧躺着，不能说话、抬头盯着试图在救护车到来前安抚她的便衣警察。她的鲜血在自己经常工作的人行道上流成一滩，旁边只有一个烟蒂。
宋扬将于次日早上死去，令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支离破碎，他们永远也不会接受警方对事发过程的说法。她的死亡也反映着整顿性产业似乎异常棘手的本质，为鬼祟却普遍存在的非法按摩生意带来他们不想要的关注。
在皇后区的史诗中，40路的这一段只是一个沥青连字符。但在它短短的空间中，存在着层层世界。
宋扬住的四层公寓楼。她冲向了阳台，楼下是40路的灯光与阴影。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爸爸，我要去，我要去。
我想去干活，小女孩这么对父母说。我想去采人参。她生来就是个能干的人，他们的宋扬。
她和弟弟与父母一起住在中国东北辽宁省一个偏远的村子里，一家人在村委会分配的地里种植作物。母亲石玉梅回忆道，收割家里种下的人参时，小宋扬尤其能干。“她爸爸越是夸她，她就干得更起劲。”
她的父亲宋喜贵用推土机从附近河里推出建筑用沙子出售，最终生意还算成功，到了1990年代，这家人已经用一个现代砖砌宅子取代了原来的茅草屋，新宅子有两个炕，即床下有炉子，可以在严冬中加热石床板进行供暖的床铺。宋扬经常要负责跑回家为炉子点火、切菜和照料弟弟。
随着年龄渐长，她开始沿着蜿蜒曲折的河边收集迷人的蝴蝶标本，小心翼翼地保存下它们脆弱易损、五彩斑斓的样子。当朋友们来家里过夜打打闹闹时，都会对她一本子的蝴蝶标本感到惊叹，挨个问她能不能给自己一个。
蝴蝶成了宋扬的礼物。
19岁那年，她搬到了家乡以南2200英里外的塞班岛，那是美国自由邦北马里亚纳群岛中的最大岛。在那里，她成为了在血汗工厂当苦力的数以千计中国年轻女性中的一员。她们生产的衣服带有让人免除负罪感的“美国制造”标签。宋扬与其他五名女性住在一间宿舍里，她睡在下铺，用一块丝质布窗帘作床单，用家庭照片装饰着自己小小的一方天地。
塞班服装行业的规模在2000年代早期开始缩减，宋扬于是离开了这个行业，成为了岛上的一名服务生。她嫁给了一个名叫周章的美国公民，这个离过婚、有孩子的男人深谙世事，在纽约的餐馆业摸爬滚打多年。他年纪要大得多——67岁，她27岁——因此她的家人过了很长时间才接纳他。
2006年，这对夫妇在塞班开了一家小小的越南餐厅，生意很好，于是他们又开了第二家有150张桌的店。他负责厨房，她则负责大堂。“她吸引了不少友好的顾客，”她丈夫回忆道。
她的弟弟宋海高中毕业后也和她一样去了塞班，最终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指甲花纹身店。当他们的母亲前去探望时，她站在女儿备货充足的餐厅吧台旁拍了照，笑容中透着骄傲。
“我们特别有成就感，”宋海用普通话说。
但一场灾难性地震和海啸2011年袭击日本，导致前往塞班岛一股主要游客来源中断，也断了宋扬和宋海的财路。几家餐厅被卖掉了，纹身店也关了。
2013年3月，她弟弟的婚礼照片捕捉下了宋扬与家人最后度过的一段快乐时光。此时的她回到了家，与一对新人合照。此时的她与越来越大的家族一起在餐厅吃饭。此时的她在这里。
去纽约前一个月，宋扬（左）参加了弟弟的婚礼，和家人们聚在一起。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一个月后，宋扬成为每天从中国直飞肯尼迪机场的成百上千人中的一个。像以前的许多人一样，她径直去了法拉盛，希望在那里能和丈夫一道作为餐饮界从业者再次获得成功。
但法拉盛梦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由于丈夫上了年纪，无法从事后厨工作，宋扬成为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一份服务生的工作没能做下来，在缅街上一个没存活多久的中国菜快餐生意也失败了。于是她成了一名家庭护工，开始上按摩疗程方面的课程，希望能赚些外快。然后一位朋友告诉了她一个赚钱更多的机会，就在40路上。
她父母和弟弟以为宋扬干的是反射理疗。他们知道有礼物从纽约寄来。他们知道她坐在黑色办公椅上，定期和他们视频聊天，有时候还喝着一碗粥。他们知道当她的外甥出生时，她骄傲地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做了“姑姑”。
他们知道她大多数时候看上去很开心。但也有时候，她好几天都拒绝视频通话，之后她会解释说有男人打了她的脸。还有一次，当她透露一名男子——她说是警察——用枪指着她的头，让她给他口交。家人们不断安慰她：她别无选择。
去年秋天，宋扬告诉她的家人自己买好了12月回中国的机票，自己很期待第一次见她的外甥。迄今为止，她只在网上用流行的微信和他互动过，她的微信头像有时候是一只蝴蝶。
你想让姑姑带什么礼物回来？她会这么问小外甥，她的样子从大半个世界以外一个叫法拉盛的地方传送了过来。
这条单行道上到处是运货卡车和建筑设备。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这条名为40路的街道曾经一度叫做“树林街”。
19世纪期间，这条街上有一座志愿消防站、一家托儿所，还有爱尔兰姓氏的居民。在世的人记得的事情包括：哈里·巴罗(Harry Barlow)的汽修厂、“印刷工凯斯”(Case the Printer)的油印服务，一家以出售“增你智”(Zenith)电视为傲的电器商店，当然了，还有老罗马餐厅——以其意大利小牛肉饼扁面和菠萝馅黄色海绵蛋糕而闻名。
这些早已不复存在，被砂锅姜母鸭和一种叫红豆刨冰的甜品所取代。今天的40路几乎都是华人，沿街的餐馆标识往往一点英文都没有——提醒你纽约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
这条街的20幢楼，包括宋扬居住的那一幢，几乎全是1980或90年代的三、四层建筑，让人想起苏维埃国家那些实用建筑的单调乏味。逼仄且令人窒息，看上去像是一部黑色电影的布景。
这条单行道本身总是让人觉得像是转错了弯，一路上障碍重重，到处都是运货卡车和建筑设备。路的一头环着一个小型游乐场；另一头通向时时刻刻都在堵车的缅街十字路口，人们往往能看到便衣警察坐在不带标识的车里，试图制止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犯罪行为。扒窃如此常见，以至于附近的一家杂货店展示着一个标牌，上面一个小人手伸入了另一个小人的包里。
头顶上，隐约可见的民航飞机轰鸣着飞向法拉盛湾对面的拉瓜迪亚机场。就在40路后面，长岛铁路的列车在高架铁轨上鸣着笛哐当前行。沿街上下，蔬果摊的泥土芬芳和餐馆垃圾，与一家饺子馆传出的中国古典器乐混杂在一起。
在这里，除了翻倒的水果木箱和塞得过满的垃圾袋以外，还站着按摩院的女人们。她们大多数年纪在四、五十岁。她们会查看手机、抽着批发来的韩国走私香烟聊天，但眼睛会扫着街上独自一人且没有执法人员气质的男人。
按摩吗？
蔬果摊的泥土芬芳、餐馆垃圾的味道和中国古典器乐的旋律混杂在一起。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这个提议即便不算露骨，也是双方心知肚明的。如果男人同意，就会将他引上其中一座昏暗的楼房，在那里，按摩生意往往挤在理发店、驾校和职业介绍所中间。
提供性服务的按摩院算不上是新现象，商业模式也各有不同。但40路上的性交易尤其大胆。街道两边都站着这些女人——同时有5人、10人或十几个人——她们像送货卡车一样无处不在。在无情的酷暑寒冬中，她们站在打着立柱的地上流汗发抖，招致带着憎恶的居民投诉，抱怨她们让人们流失生意，让儿童暴露在每天上演的丑行中。
40路上的一个共识是，一名“老板”从大楼租户那里租下一间公寓或办公室，然后为这些女子提供空间，无论她们从每位客人那里收多少钱，其中的20美元都会分给他们。人们普遍估计，每位女子每天至少能为老板带来100美元。
但老板们不会提供真正意义上的保护。这些女子的命运全靠这条街，在这里，她们被抢过、被打过、被强奸过，被从楼梯上扔下来过。几乎每次都有摄像头，但它们的用途可能并非是为了安保，而是为老板提供一个数清上门客人数量的方式。
几个月里，40路上的女子用普通话相互讲述着她们来到这里站街、为陌生人提供性服务的缘由。她们用名字当遮掩身份的口罩。一些人选择了美国式的名字——例如“詹妮”——还有一些人由老板改名，叫“拉拉”、“琪琪”或“悠悠”之类。
她们来自中国各处，背景各异。一名女子说，她之前做过保洁。另一名女子说她以前是一名记者，报道房地产方面的新闻。好几个人都描述了让她们陷入经济拮据的情况：巴士公司失败；玉石行破产；丈夫赌博上瘾。
为了能第一个接近任何往西走的男人，常常有一个女人站在缅街街角处的立管附近。她60多岁，身材娇小，常常穿得里三层外三层，长发染成黑色。她用沙哑的声音说自己来自中国东南部江西省，并且说是为了还清自己已经成年的儿子生意失败带来的债务。
她去了40路上的两家职业中介所，想找一份保姆的工作，但都没能成功。于是现在她到了这里，站在街角。在这里，她常挂在嘴边、半开玩笑的“我太老了”似乎并不会吓跑客人。
另一名自称为“小李”的女子说，她来自江西省德兴市，那里是一座著名铜矿的所在地。她曾是那里的一名焊接工。身材瘦削、常常穿着一条简洁黑裙的她表示，自己曾一度离开街头，去学习真正的按摩——“这样我能安心一些”——但她后来认为上按摩课是浪费钱。于是她又回到了40路。
“我的身子受不了，”50岁的李女士说。“我的身子受不了这么多男人。”
还有一些人要更加健谈，这其中包括一名结实的40多岁女子，她一头黑色短发，视力不佳，自称名叫“瑞秋”。她一边在缅街上一个饺子摊上吃着烤白薯，一边回忆着做一份令自己厌恶工作的经历：在西雅图一家中国餐馆做服务生——她开始在微信平台上搜寻其他工作的消息，于是看到了一份工作邀约，她记得是这么写的：
站街女按摩师。20,000美元一个月。纽约法拉盛。
瑞秋打给了上面的号码，询问这份工作内容。老板回答道：什么都要做。
上班第一天后，瑞秋说，“我回家冲了个澡，哭了。”
回忆起这些，她的话头停下了，然后又开始说，“但我心想，‘我得一直往好处想’”。
长期以来的社区倡导者朱立创和站在40路上他所在的楼外的一些女子成为了朋友，偶尔还会在警方事务方面给予协助。他的办公室里，一只名叫“斯考特”的狗总是在纸板上打盹，办公室里的桌子椅子都是一位会计留下的，那人宁愿搬走也不愿在按摩院旁工作。
戴眼镜的朱立创现年65岁，他认真聆听了这些女子的苦难经历，他叫她们“姐妹”。那些殴打、抢劫、游乐场青少年的骚扰、赚够给老板的“租金”、吸引足够多客人的压力。还有她们怀着的希望——获得永久居留权，有足够的钱，终于不用再做这种工作。
“她们也有着一个美国梦，”朱先生说。“这些姐妹有一个美国梦”。
宋扬去世后，她的哥哥张贴悬赏公告，寻求信息。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一名男子一天晚上在街上注意到了她，他刚光顾过40路上一家有名的饭菜便宜量又足的饭馆。她漂亮，比街头别的女人年轻而且英语说得熟练，所以他掏钱买了一次服务。她说她的名字叫西西。
他叫保罗·海耶斯(Paul Hayes)。单身，四十出头，住在皇后区，他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架势，但她还是让他着了魔。他们慢慢成了情侣，后来又回做朋友，并隐约打算着哪天重温鸳鸯梦。可是她和丈夫就住在一个街区之外。事情有点难办。
她很有幽默感，有事常常征求他的意见——虽然他建议加强那幢楼的安全措施时她没理会。她也向他吐露过自己工作当中的危险和变化无常。
“她真的厌恶干这个，”海耶斯说。
即便如此，宋扬还是成了40路这个圈子不大的世界里一个凶猛的竞争者。靠咖啡和红牛支撑，她几乎一刻不停地苦干，就像是面临某种自设的时间期限。有人说她是想攒钱开自己的越南餐馆，或是给年迈的父母在纽约买个房子，或者想赚够了就不干了。
她的争强好胜和无穷干劲惹恼了一些其他的女人，发生过争吵、推搡和偶尔的撕扯头发。一名同行回忆说，要是有男人挑了别的按摩女，宋扬会嘲笑他喜欢老女人。
但另一个女人记忆里的宋扬更温柔、也更慷慨。她说，她刚到40路的时候，宋扬非要送她几条御寒的裤子。
宋扬的地盘是40路135-32号楼四层的一套公寓，就在另一家按摩店楼上。房间正对着锅炉房和一扇临时门，那门是为了防止流浪者在楼顶上过夜的，也是为了保护年老的清洁工在楼顶种的辣椒的。
与40路上的大多事物一样，她的租房安排错综复杂。
这幢公寓楼是蔡仁泰在1992年建的，85岁的蔡仁泰是法拉盛著名的、甚至备受尊敬的银行家，物业持有人是他儿子尤金·森本·蔡(Eugene Morimoto Tsai)管理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在上个月的一次简短交谈中，42岁的小蔡说，他不知道去年有个女子从他的公寓楼上掉下来过，也不知道他的公寓楼成为非法按摩业的窝点已有很长时间了。
他们都说，市政记录也显示，那幢楼负责收房租的管理人是另一位当地显要：62岁的杜彼得(Peter Tu)，他多年担任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总干事，是皇后区第七社区委员会委员，也是选区的一名民主党领袖。
在不远处的办公室门外，杜彼得先是否认他跟40路上的那幢楼有关系，但随后又说他只是曾经帮蔡家向主要的底层租户“新十里香海鲜城”收取18500美元的月租。他说他已不负责此事，也从没有“从街上”收过钱，他也不清楚那家餐厅跟楼上的租客和转租客之间有什么安排。
“我一直都是中间人，”杜彼得说。
自称是底层餐厅老板的男人在被问起楼上租客时嚷了起来。“我怎么会知道租客的名字？”他用普通话问道。“你要我上去问每一个人他们是谁？”
餐厅楼上，在这幢由法拉盛头面人物拥有和管理的公寓楼里，宋扬为她的房间支付一笔固定的房费——同行说高达400美元一晚。钱交给了一个四方头型、神出鬼没的“老板”，她们叫他“老李”，这种称呼表明他与给他干活的这些女人很熟。但是，他转租这些房间的具体安排，就像他的行踪一样难以确定。
今年春天的一个午夜，老李罕见地出现在40路，他是来调停女人们因为抢客爆发的一场纠纷的。当一名记者走过去叫了他的名字后，老李抬头看了看，拔腿就跑。他在40路的路中间朝东飞奔，躲避着过往的车辆，然后消失在法拉盛的夜幕中。
虽然宋扬和其他女人常常吵架，她们偶尔也在楼下餐厅或附近的一家卡拉OK与老李聚会。她们看他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或和他一起唱他东北老家流行的一首歌。在中国阴历新年，他会给她们发装了小额钞票的红包。
在手机拍摄的这些聚会的视频和照片里，她们很容易被人误以为是某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痛快地玩上一夜。她们看上去一点也不为她们从事的职业中的诸多危险，包括被抢、肉体伤害，尤其是被抓所烦恼。
被抓引来不必要的注意，会危及当事人的永久居留申请。被抓也加重了羞辱感，通常意味着要在皇后区人口走私法院(Human Trafficking Intervention Court)出庭，这个法庭每周五在位于秋园的皇后区刑事法院的地下室开庭。在法拉盛的秋园，普通话似乎同英语一样普遍。
人口贩卖干预法庭是差不多15年前成立的，法庭想达到的目的是，把性交易当中的女子当作贩卖与剥削的受害者来对待，而不是被指控的罪犯。这些女子被告知，只要完成若干个性化的咨询辅导班——比如以就业培训或职业教育为主的——就可以撤销对她们指控，并封存记录。这些辅导班由纽约励馨妇幼关怀中心(Garden of Hope)、纽约市恢复中心(Restore NYC)、纽约亚裔妇女中心(Womankind)等服务机构提供。一家名为“家庭庇护所”(Sanctuary for Families)的组织也可提供移民服务。
宋扬的遗物。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宋扬不止一次走过这个过程。上法庭不仅让她记录中的这些逮捕被抹去，还给了她喘息的时间，迫使她面对她职业生活的后果。
2016年夏天，宋扬与法拉盛律师陈明利开始进行频繁的微信对话，最初主要是关于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他反复告诉她，这个过程可能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不过，她还是担心被捕的历史会妨碍她的绿卡申请。
“我心里压力很大很急，”她用中文写道。
渐渐地，他们的对话开始反映出她身处40路境地的更为阴暗的现实，她的微信里加了许多哭泣表情符。（以下引言均为微信原文——编注）
“陈律师早上好，”她在2016年10月中旬写道。“我今天被警察用枪指着我的头强迫我为他口交。”
在一个朋友的坚持下，她向纽约市警局109分局投诉。调查员在她“店”里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寻找证据，并查看了公寓楼的监控录像，录像拍到一名身穿西装的敦实、秃顶男子走上楼梯。
陈律师向她保证，被捕的事不会影响她移民案件的状况，并恳请她与警方合作。但她不想吸引注意力的强烈渴望，加上害怕受到加害人的报复，给所有的事情蒙上了阴影。
“警察说过不会对我有任何影响，但我还是害怕会受到影响……陈律师我该怎么办现在？（流泪）（流泪）（流泪）”
警方用监控录像中截取的一张模糊的男子照片发了一份通缉海报。一名美国退休法警在有人提到他可能有嫌疑后自首，他被安排参加了一次指认。
可是宋扬错误地指认为了另一名男子。此外，退休法警的DNA样本也与宋扬衣物上提取的样本不符。这个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几个月后，也就是2017年9月末，她因卖淫指控第三次被逮捕，戴着手铐被从40路带走关了一宿。
过了几天，陈律师问，“你又被捕了？”
宋扬回答：
“恩。（流泪）（流泪）（流泪）”
她解释说，她已被迫要做出艰难的选择，还说嫁给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男人，而他离她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让她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她觉得自己“自甘堕落”，有时候想过放弃这种生活回家算了，也有过更坏的念头。
“想跳楼的心情都有了，可是我该怎么办呢？”一天大清早她写道。
陈律师从未受到宋扬的正式聘请，可这时候他的核心任务似乎是提升她的情绪。
“不要怕，”几小时后他写道。“不要这么想。”
宋扬却更低落了。
“我觉得我堕落的无法救药了。”
她又接着说：
“没有了目标没有了方向人活的还有什么意义？”
“我曾经是一个对生活很上进很要强的女人，做什么事情都追求完美，我没有想到我的人生让我变成这个样子，我好失败。”
2017年10月底，宋扬最后一次来到陈律师的办公室。她倾吐说，几周前又有个客人打她打得很重——这次侵害她没报警，她让律师看了自己脸上青肿的照片。
40路上几乎全是中国人，街上的饭店招牌通常一句英文也没有。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我怎么这么不走运呀？”他记得她问道。
这次的案子始于一个匿名投诉：据投诉，有数名女子在40路135-32号楼内“卖性交”。
这个投诉根本算不上什么曝光，多年来这个地址发生的不三不四的勾当已产生过大量的911电话报警。在有些人眼里，这幢楼甚至有一种被诅咒的气氛，因为2010年那里发生过一件骇人的罪案。一个精神错乱的尾随者在二楼走廊里捅死了一名女子，还把她的心和肺挖了出来。
在过去十年间，这幢楼里发生过43起逮捕，其中不少是涉性案件，最近的一次就是宋扬。去年9月底她落进了一次卧底行动的陷阱，她想躲进房间对面狭小的锅炉房但未能逃身，对她的指控是以70美元的价格提供性服务。
2017年，109分局共有91起与按摩店有关的逮捕，其中40路上的有6起，她的案子是其中之一。那次逮捕导致了那些发给陈律师的绝望短信。
收到匿名投诉的几个晚上之后，一名警长和一名探员在对这幢臭名昭著的公寓楼进行了简短监视后，进到楼里。他们找到的唯一可疑物品是二楼的一个手写的中文标记，他们原以为上面写的东西大意是“本层没有小姐，请上三楼。”
警方后来确认了标记上写的是“注意……驾校在隔壁三楼。”
一名卧底警员随后给一个与这栋公寓楼有关系的、名叫西西的女人打了电话。两人把约会定在次日，11月25日，周六。她的价格：120美元。
在约会的这天，皇后区北区扫黄行动组的警员在他们位于大学点(College Point)的据点集合，讨论当晚将要打击的七个地点。最近的目标成了头一个：40路135-32号的那幢破旧公寓楼。
扫黄行动组警员们温习了安全方案。他们选定了当天的识别色，商定了这次任务的各种呼救信号和暗语，包括主卧底警员会用什么词来暗示已发生了出价提供性服务的情况。现在他们一切就绪。
10个人的行动组在夜色中出发，这天的气温暖和得不像11月底。他们把车停在王子街，白熊水饺店对面，再往前不远这条单行道向东一拐就是40路。组长和两名执行逮捕的警员坐第一辆车，另两名执行逮捕的警员坐在第二辆车里。第三辆车是押送囚犯的。
行动组测试了录音设备，这个设备通过蓝牙单向传输声音。没有问题。绿灯信号发出：行动。
几分钟后，卧底警员接近了目标宋扬，她就在公寓楼门的里边。他穿着橄榄绿上衣和牛仔裤，戴着帽子。她穿着一件短冬衣，红黑两色围巾，紧身裤，还戴着一个标志性的发带——上面有个小小的蝴蝶结。
警员不会知道这个女人刚刚试着跟她弟弟视频聊天，可他还在中国睡觉。他也不会知道她打算12月飞回国。他不会知道她一直按照法庭的强制要求，定期去纽约市恢复中心，一家援助外国出生的性交易受害者的非营利组织。他不会知道她在恢复中心要上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咨询辅导班的日子是四天之后。
他只知道那天晚上行动中她的警方代号：“JD Ponytail”。
马尾辫无名女。
她领他走上破旧的楼梯。在走廊里她亲了他一口，打开了自己房间的门。另一个新来法拉盛的、名叫沫沫的女人，已经在公寓的另一间卧室里接待客人了。
宋扬带着自己的客人走进她的卧室，据警方披露，她在卧室提出以80美元的打折价提供性交。他同意了这个价钱，然后走进浴室，设法向他的发送器报出暗语，表明“阳性”——也就是非法的——协定已经达成。他还想发信号告诉同伴是行动的时候了，但警觉的宋扬不让他有私密，叫他别关浴室门。
“你这服务很差啊，”警员说。
警员进到卧室里后，宋扬的疑心更重了。“你怎么不脱衣服呀？”她问。“你是警察吧？”
不是，他回答说。但他再次抱怨她的服务，抓起帽子要走人。她把他推了出去，关上了门。
收到卧底警员的信号，空转着发动机待命的三辆警车拐上40路，扎进这条街上永远的拥堵。四名警员下车冲向公寓楼。爬上阴暗的楼梯时，他们与卧底警员擦身而过，他一边下楼一边指了指宋扬的房门——这时她正在房间里看着监视器。
就在警察要她开门，并准备破门而入的时候，惊慌失措的宋扬快步来到公寓的北阳台。那个叫沫沫的女子光着身子从她那件间卧室出来，看外面在吵什么，明白了是警察后赶忙躲进屋里。
阳台没有装监控摄像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能靠想象。宋扬可能想逃走，也许伸手去够了一根从阳台边竖着经过的电缆线。她也可能想跳到楼下餐厅伸到街上的金属招牌上。也可能她就是想自杀。
事实是，她掉在了街上，就在那名卧底警员的眼前，仅仅五分钟前她还亲过他一口。他的上司说，这名警员至今惊魂未定。
那夜稍晚的时候，当面部、头部及身体多处骨折的宋扬躺在医院病床上时，警方宣布将她逮捕。她在第二天清晨死去——对她的逮捕，用警方的话说，也就“失效了”。
宋扬生前逗留的地方，交易不言自明。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在一个12月早晨的暗色中，两个疲倦的旅客穿过肯尼迪机场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流。一人是声音尖锐、名叫宋海的高大男子。另一人是年纪较长的石玉梅，她在从北京飞来的漫长航程中不断抽泣，引来了一名空服人员的关注。
为了能更明白地搞清楚宋扬是怎么死的、以及死因，她的母亲和弟弟飞了7000英里。
几晚前，宋扬丈夫打来的一个电话打乱了一切。宋扬死了，他说。警察说她从楼上跳了下来。
她悲痛欲绝的父母打电话给了他们的另一个孩子宋海，告诉了他这个消息，消息如此之沉重，以至于他接听时手机从手里掉了下来，摔裂了屏幕。他无法接受自己听到的一切，忍不住给姐姐发了一条微信，内容是一对碰杯的马克咖啡杯，还有一个请她给家里打电话的温和请求。
回答是没有收到回答。
母亲和弟弟在法拉盛的前两周主要是料理后事。然后，在12月月底一个阴沉的雨天，他们到了位于40路几条街外的全福殡仪馆。尽管有人提议办一个更简朴的仪式，但这家人坚持要在一个有水晶吊灯的大房间里办一个更精心设计的葬礼。
深色木棺放在一排排椅子的前方，但椅子都空着。40路的女人没有一位来参加。老李也没来。一幅用中国书法写的对联：“放下尘纷归天父”、“修来清福享永生”，分别挂在棺木两边。
一名牧师用英语做了祷告，另一位牧师用普通话将祷告复述了一遍。为数不多的几位前来参加的人包括宋扬的密友保罗·海耶斯；社区倡导者朱立创；曾试图帮助她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律师陈明利；她现年78岁的丈夫周章，他是从加州赶来的，由于健康原因，他一直住在那里；还有她的母亲和弟弟，他们低着头，合拢着双手。
宋扬的葬礼来了一些哀悼者，但其中没有一个女人来自40路。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仪式以朗读《公祷书》中的我们都从尘土中来，我们也将归于尘土。哈利路亚，悼念者嘟哝道。哈利路亚。
然后就是沿着大中央公园大道一路开往圣迈克尔公墓的万灵火葬场。这就是宋扬遍体鳞伤的遗体回归尘土的地方，在那里，她的弟弟在绝望和悲伤中发下了要得到正义的誓言，并一拳捶在了墙上。
对宋海来说，关于自己唯一的姐姐死因的官方解释根本讲不通。毕竟，她已经花钱买了回家的机票，去给母亲过即将到来的生日，还要与他五岁的儿子第一次见面。他推断，自杀是不可能的。里面也许有更黑暗的原因。他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调查。
从中国到这里后的一个飘雪的晚上，宋海和海耶斯一起出现在了姐姐曾在40路住过的地方。他们的计划是破门进入她的公寓，取走她的物品——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索回任何有关监控视频。
宋海的职业是特殊教育，海耶斯则是一名计算机顾问，他两人蹑手蹑脚地爬上铺着瓷砖的50个台阶，到了四楼。门已被上了锁的铁链子封起来了。他们原本打算使用锤子和乙炔焊炬，但担心噪音太大，海耶斯急忙跑到一英里外的家得宝(Home Depot)，买来了一支钢锯。
锯了几分钟后，铁链断了，两人推开了暗灰色的房门，进入了一个被打断的生命的世界。警方已经拿走了监控设备，但其他东西看起来像是宋扬可能随时会回来一样。
两间卧室里的床单很是凌乱。厨房里放着一罐百事可乐和半瓶百家得朗姆酒、切成片的胡萝卜和苹果，还有一把黑色椅子。宋海认出这就是她和家人视频通话时坐的那把。客厅里一张架高的桌子上放着一条红边半裙，上面有一个CD播放机、一副太阳镜和一只招财猫。地板上整齐地放着一双粉色鞋子。
宋海决心调查姐姐的死亡，他相信，自杀是不可能的，黑暗势力或许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在有着积雪的前阳台上，放着一把扫帚、一个倒扣的桶，一张板凳，几个装着水果和鸡蛋的塑料袋。阳台外边就是诱人的灯光和街道的阴影。
宋海经常回到40路，身穿黑色连帽外套、头戴黑色帽子、手里夹着一支香烟，像是一个幽灵。他哄骗和质问人行道上的居民，问问题，拍照，把与他们的对话录下来。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狼式调查员，努力想证明这个陌生城市的腐败警员把宋扬从栏杆上扔了下去。
他不断演化的推断是：
姐姐被一名警官性侵。她做了投诉。警方后来安排的指认是为了保护加害人，然后对她进行报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40路上的这么多女人中，只有宋扬在2017年9月被逮捕，而且在11月底又将被再次逮捕。
按照标准做法，警方行动中发生死亡时，皇后区地区检察官和警察局的武力调查部也都在进行调查。但宋海已开始认为，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从警察到法医——都在串通一气隐瞒真相。
他往返于法拉盛闹市区。他询问女人和店主。他在街上贴满了“寻人”启事，上面有他姐姐的照片，并承诺“必有重赏！”启事是用中文和支离破碎的英文写的：
您好！当您看到这个相片的时候，SiSi（中文名宋扬～Song Yang）已经走了。她于11/25/2017晚间七点在法拉盛40路135-32的4楼，发生“意外”坠楼身亡！家属和纽约警方内务调查部目前正在了解死亡真相。恳求社区知情者能够提供线索～以还死者一个公道！绝对保密！（她的弟弟宋海）
启事得到的几十个回复并没有提供多少信息。一名男子打电话说，宋海的姐姐是妓女——宋海不太懂此人用的那个英文单词，所以他继续与之对话：对，对。你有什么信息吗？
他的侦查工作偶尔也有点成效。一天晚上，在大街上拥挤的人群中，宋海发现了一个他从姐姐发的微信照片中认出来的人：身材矮小、结实，脑袋的形状像块石头，与众不同。
宋海兴奋地穿过马路，在靠近地铁入口的罗斯福大道十字路口一把抓住了那个人的胳膊。宋海回忆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你姓李吗？他问道。
“你搞错了，”吃惊的老李说，这位老板曾是宋扬公寓的控制者。“我不姓李。”
宋海挥手让一辆路过的警车停下来，人群开始聚集，被他紧紧抓住的那个焦虑不安的男子恳求他不要牵涉当局。“让我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宋海后来回忆说，车里的两名警官明白宋海的意图，但他们解释说，这是美国，不是中国，他抓住一个他姐姐坠楼时并不在场的男人不放，是非法的。他们把宋海和老李分开了，老李消失在通勤高峰的人流中。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愤怒的老李打电话给宋海。宋海准确无误地用手机把两人的通话录了下来，老李在通话中对宋海叫警察的鲁莽怒不可遏——“你没有证据，你怎么能说我是老板呢？”后来，他讲了有关40路情况的他自己的版本。
他说，他把公寓租给宋扬的房租是每月3100美元，远低于街上流传的12000美元。“我和她没有什么雇佣关系，”他说。“就是说在每一个月的月初我会收房租。”
老李说，她叫他“老板”是为了让别人不欺负她，但他坚持说，她是她自己的老板：确实容易被捕，但她也很精明、顽强，能吃苦耐劳。
在整个通话中，老李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即使是在描述那个关键的夜晚时也是这样。他说，在接到“西西跳楼”的电话后，他急忙赶往40路，但当他到那里时，“你的姐姐已经被带走。”
宋海进行着令人沮丧的调查，而他的母亲则整天沉浸在令人麻木的悲痛中。石玉梅曾经为自己有上进心的孩子们感到骄傲，但现在她是身在异国他乡的悲伤女人，在拥挤的缅街上小心翼翼地推着一辆小车，她灰白色的针织帽拉得低低的，脑子里充满了忧虑。比如，她和儿子来美国拿的是临时签证，他们怎么能靠随身携带的少量现金生活下去呀？
石玉梅为女儿的死而悲痛，在当地的一个教堂的志愿服务里找到了安慰。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后来，她与一位在街上大声宣讲的传教士邂逅，最终把她引到了缅街上的圣公会老教堂圣乔治教堂，这个教堂的尖塔一直是法拉盛的地标。会众欣然接受了她，给了她大量的食物、衣服和同情。有一天，会众们手拉手组成了一个祈祷圈，这些陌生人请求上帝赐予他们中的这名新来者宁静，石玉梅感受到如此的荣福，她开始在教堂提供免费食品的活动中充当志愿者，以此来回报教会。
今年4月一个凉爽的早晨，她穿上橙色围裙，加入到其他40名志愿者的行列，他们几乎都是移民，正在为老教堂北边即将开始的每周三的例行活动做准备，街对面就是露西尔·罗伯茨(Lucille Roberts)健身中心。他们从卡车上卸下板条箱，把水果和蔬菜装到袋子里，沿着人行道上设立起一条食品发配线：芜菁和茴香，生菜和苹果，洋葱和瓜。
这个有十年历史的运作已经逐渐适应了法拉盛的方式，组织者注意到，不同族群的人对个人空间有不同的理解，这会导致紧张气氛。他们的解决方法是：设立两条队伍——一条队都是亚洲人，另一条队有黑人、白人和拉丁美洲人。
这天早上，亚洲人的队沿着教堂墓地的墙排出去，另一条队一直延伸到消防站。但工作进展得很快，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志愿者们高昂的工作效率，其中就有石玉梅，当她把装有洋葱的袋子递给排队的人时，归属感让她露出了笑容。
每天晚上，做完漫长的志愿服务和调查后，母子俩回到离40路不远的、专门为暂住者提供的破旧公寓。有些房客只付得起每晚20美元、在客厅里租用一张小床的租金。但在教会和几家非营利组织的资助下，宋海和石玉梅能够每月支付1000美元，租下一间狭小的卧室，并在一间共用厨房里有优先使用权。
他们睡在一个装满宋扬留下的衣服和配饰的壁橱旁。一件外套上找到的一缕黑发让他们流泪。他们的生活中随时都能意识到她的缺席。
为了睡觉，母亲会把一个小播放设备放在耳边，听着用活灵活现的讲解录制的中国历史上打胜仗的故事，她怀抱着女儿的毛绒泰迪熊。石玉梅用普通话说，这样“我知道我女儿和我在一起”。
两英尺外，她的儿子躺在靠窗的单人床上，床头柜上放着香烟，床底下有空的啤酒罐，远处，又一趟长岛铁路公司的火车哐当哐当地驶过。在这里，他试图把调查来的零散线索拼凑起来。
他在姐姐用微信发来的东西中找到了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上那个矮胖的秃顶男人据说性侵过她。宋海肯定，姐姐坠楼后，有人拍摄的一段手机视频里的秃顶警察侦探，与模糊照片中的那个男子是同一人。
他还获得了来自尸检的照片和法医笔记。他仔细看过这些照片，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姐姐脸上颜色的变化表明她被人打过，她断了的指甲意味着某种反抗——所以，真相被掩盖了。
宋扬知道，逮捕之后通常要在人口贩卖干预法庭出庭。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这是美国。不是中国。的确如此。
一个晴朗春日，履行人口非法交易法庭流程的人们鱼贯进入位于秋园的那间地下室审判庭。他们当中有宋海，穿着黑色西装上衣和棕色工装靴，还有石玉梅，她的蓝橙两色围巾让人想起史丹顿岛渡轮上、尼克斯队队服上、大都会队棒球帽上的配色——纽约的颜色。
他们坐在一群被告人当中，被告人里有个戴眼镜的女人，经常在40路上招徕男人。 宋海紧握双手挺直背坐着；他母亲向前躬着身，像在祈祷。 他们等待着。
这个法庭的特点是一种共情气息，它旨在鼓励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充分利用辅导和其他司法之外的程序。 法庭大多在星期五开庭，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是女性，一位瘦长头型的法警一心想让被告人感到安全和受尊重。 他尽最大努力不让皮条客或老板入座。
十几张长凳上中国女人占多数，她们面临按摩店相关的常见指控：卖淫或无照按摩。由法庭指定的来自法律援助协会(Legal Aid Society)或皇后区法律协会(Queens Law Associates)的律师，辅以普通话翻译，以及一家专长非法性交易救助与移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工作人员，引导她们完成法庭流程。
这一程序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在更好的办法制定出来以前，逮捕——随后在人口非法交易干预法庭出庭——提供了最佳的干预机会。他们说，即使一个女人又回到40路上，她需要帮助时至少有了联系人姓名。
不过另一些人反驳说，对许多从事性交易的妇女来说，逮捕只会加剧创伤。他们还说，为了获得有用的联系方式也不必被捕。
主审人口非法交易法庭十年的芹田斗子(Toko Serita)法官逐个传唤被告人在她面前起立，法警喊，“需要普通话翻译，请到场。”法官有一头黑色短发，戴眼镜，不管被告人是头一次出庭还是最后一次，她的态度都是热情的，甚至是令人宽心的。
今天还好吗？你在学英语吗？这真是个好势头……我想祝贺你完成了励馨妇幼关怀中心的全部辅导课程……别惹麻烦，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守法生活，你的记录就会抹掉了……祝你好运。
这天早上，几个案子听证完毕后，一位法警唤道：“03585-17.宋扬！”
尽管已经去世五个月，宋扬还有一桩未审结的刑事案：她在致命坠落的两个月前有一次因卖淫指控被捕。庞大的纽约市司法系统也许看似过于错综复杂，甚至混乱，但到最后该结的案都得结。这意味着要用“因被告死亡而终止审理”——实际就是免除诉讼——的手续来了结宋扬或扬·宋的这件案子，这个系统有时候把她的名字写作“扬·宋”。
芹田法官得知死去被告人的母亲和弟弟到场并希望向法庭致谢。这一请求使整个审判庭静了下来。法官同情地叹了口气。
“谢谢你们，”她说。“嗯，好的，本案现在因被告死亡而终止审理。”
她接着告诉宋扬的妈妈和弟弟，参与人口非法交易法庭的所有人都为他们亲人“不幸的过早离世”深感悲伤。她希望他们能节哀顺变。
宋海和石玉梅点头回应她的话。他们走出审判庭，经过一块“仅作出口不得复入”的指示牌，走进上午时分的阳光里。他点燃一支烟。她理了理背包。两人默不作声继续上路。
两周后，宋扬的母亲和弟弟回到秋园，与皇后区检察官办公室凶杀调查处的调查员进行了期待已久的会面。大家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落座一张黑木会议桌旁，调查员拿出了他们耗时数月的调查结果，包括从40路135-32号公寓楼内外的摄像头采集的22分钟视频。
他们心爱的女儿、姐姐活生生地出现在这些画面里。这是宋扬领着那个卧底警员上楼。这是她把他赶出房间，看着那些警察从楼梯上来，惊叫着跑向阳台。
这是街道角度的镜头：有东西坠落，然后亲爱的女儿、姐姐瘫倒在人行道上。几天后再看这段录像，石玉梅注意到发带从女儿头上飞落。
“她特别喜欢蝴蝶，”母亲说。
录像放完，调查员摆出了冷冰冰的调查结果：2017年11月25日夜警方参与了40路上的一次卧底扫黄行动，该行动并非宋扬的死因。首先，当宋扬跳下或坠落时甚至没有警员在四楼的公寓房间里。
几个月过去了，宋海贴的传单已经被撕坏、糊成一团了。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她弟弟对这个结论嗤之以鼻。他用普通话说了句粗话。会见结束。
夜幕降临40路。
卖蔬果的小贩已经收摊关门，最后一批食客已走出空调开放的餐厅，消散在六月末的温暖中。但女人们还在这里，一如既往，用近乎恳求的腔调招徕顾客。
按摩吗？
她们还是站在那些楼门外边，包括135-32号，宋扬曾在这里踟蹰。她死后没多久，四楼她那套公寓房间就成了一家新按摩店的地址。名字叫“四楼天堂”(Heaven on Fourth)。
几步路之外，由知名的法拉盛生意人拥有并经营的另一幢灰扑扑的公寓楼门口，一个穿褐色裙子的瘦女人坐在金属椅子上，用一块方形泡沫充当座垫，透过香烟烟雾研究着手机。然后她从公寓楼的破信箱里掏出一袋熟过了头的樱桃，一面反复吆喝她的服务，一面把樱桃核吐出来扔到街上，不远处的路灯柱上贴着印有宋扬照片的寻人启事（“必有重赏！”）。
女人右边，“旺角28”餐厅的橱窗里挂着烧鸭，一个男人正拖着粘腻的地板。在她左边，忧伤的鱼虾在一家海鲜餐厅浑浊的鱼缸里游来游去。她头顶上有脚手架，市政官员说是为了防止从楼体松脱的灰泥落下伤人。天下起了雨。
近处一辆罐车呻吟着抽走一家餐厅的烹调废油，粗大的管子蜿蜒着穿过人行道，伸进一幢楼的下水管道。女人们习以为常：她们跨过管子，不理会臭气，提高了嗓门。
一个女人领着一位可能有意的顾客走向一幢楼的楼门，但是他走掉了；她用普通话低声骂了一句。一个寸头的瘾君子，几小时前还在人行道上睡觉，现在开始骚扰这些女人，干扰她们做生意，他在她们身边兜圈子，摸她们，脱下短裤模仿性交动作。他走进她们的一幢公寓楼，在门厅里撒尿。
雨下大了。一扇金属门关上的呼呼声回响着。一个下班的厨工走来向这些女人道晚安。她们也同样问候他。
当然，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拖着脚步穿过这条街去乘地铁的工人们每一天都在强化这个认识，他们疲惫地干完了建筑工地的活，他们建造的又一个项目正在让法拉盛改头换面。如今很少有人记得曾在40路上生意兴隆的老罗马餐厅，就像明天很少有人会记得曾在40路上死去的一个中国移民。
至少现在，要是你徜徉在这条街上，你会遇到还记得她的人——偶尔还有仍在寻找西西的顾客。
你可能会见到拉拉，琪琪，悠悠，还有别的曾经跟宋扬抢生意的女人。你可能会见到她瘦高的弟弟宋海，他还在努力想搞明白在她选择居住的国家，姐姐遭受了这一切之后却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被法办。他的悲伤压在心里，如同他对美国的不相信。
最后，你可能会见到宋扬的母亲，石玉梅。
一天傍晚，石玉梅在一幢楼前驻足，一些女人正在向过往的男人兜售按摩服务。她举起手里沉甸甸的袋子，解释说她刚去缅街上的圣公会教堂领了食物救济，不久前她在那里受了洗。她说牧师着重讲，分享你的所有很重要。
这位母亲把一袋红薯放在曾经是宋扬地盘的那个门口。这是某种施予，是给像她女儿一样的女人们的礼物。然后她走了，没入法拉盛的朦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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