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古时候指封建社会的秀才,如今读来有一股历史的韵味,现在我们不妨把这个概念泛化为读书人,如此一来,我们也算是中国当代的书生了。而作为书生,最不可或缺应是那点由古至今不曾断代的文化良知了。
在那片神秘且广袤的西北大地上,从余老的《道士塔》到《莫高窟》,我感受到了来自文化良知的缺失与温存的双重撞击。《道士塔》里的王圆箓身为道士却在以佛教文化为重的莫高窟当起了保护神,矛盾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巨大的文化等级落差。
他用化缘得来的钱财找来工匠将洞窟内的壁画用石灰一笔刷去,还打通了部分洞窟,精美的壁画灰飞烟灭,莫高窟在流血。比文化良知的丧失更可怕的是文化良知意识的缺失,王道士以绘上玄奘取经的故事取代洞窟壁画,自认为是在保护莫高窟,当然他也曾为洞内的经卷拉起了保护线,但是有人打破了这一防线。
尤其要说说蒋孝琬这位颇受争议的人物,自称师爷的他比王道士更为逊色,他跟随斯坦因来到了王道士跟前,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此行目的是将玄奘取来的经卷“送回去”,最终助斯坦因以极低的价钱买走了二十九个大木箱的莫高窟文物。
这是真正的文化良知的丧失,在明知文物价值的情况下还是将这些无价之物交到了外人手上,致使了敦煌文物的流失,古老的民族在流血。王道士称不上书生,而蒋孝琬配不上书生。
但是陈万里先生和那几十个未曾谋面的村民捂热了文化良知。陈万里先生向当地村民秘密透露了美国学者将在莫高窟动手脚的消息,村民们跑来监视华尔纳,这才制止了化学溶剂洒向敦煌壁画的恶行,从而抢救了部分文物。前后虽不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但对比之下,莫高窟总算得到了一丝安慰。
余老在《莫高窟》中写道:“陈万里先生和村民没有来得及救下的那些莫高窟文物,还在远处飘零。”时代没有要求我们人人都做陈万里,但是作为中华儿女,作为中国书生,这点文化良知不应丢失。如若丢了,请马上捡起来,若如没丢,请把它扶正,万要守住这文化良知。
我们把眼光放到东北大地上,聚焦在那个令所有清代官员文人都为之颤抖的地方——宁古塔。宁古塔除了茫茫的荒原就是呼啸的北风,它是清代统治者钟爱的流放之地,是清代官员文人战战兢兢的噩梦,更是吞噬文明与人性的荒蛮之地。可这个不毛之地竟也开出了文明与人性的花儿。
“南闱科场案”本是无中生有,受牵连者却多得离奇,大学士方拱乾也在流放的队伍中,判决结果令他绝望,可是他却在宁古塔开辟了自己的天地。他考察了宁古塔并著有《宁古塔志》,且方家一族对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还有反清义士函可在流放时与被贬的清朝官吏结为了好友并成立了“冰天诗社”,他自己还大力传授佛法;张邵在当地开讲《周易》;还有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杨宾的《柳边纪略》……这些著作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文人官吏于宁古塔当地的文化启蒙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想并非苦难成就了文明,而是文明本身成就了文明。正如余老所言:
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
宁古塔这片土地既埋葬过希望,也绽放过文明的光芒,毫无夸张,这些文人是真正的站在苦难上挥斥方遒,尽显书生意气。
有幸身处科技文明和中华文明交织的时代,享受两种文明成果的同时也提醒自己莫忘了文明从何而来,又经历了什么苦难,在什么时候发了光开了花。
感谢《文化苦旅》,使我在文化的旅行中感受到了文明的力量,也在文明的苦难中感受到了文人的温度。它不仅提醒我要时刻扶住自己的文化良知,还让我在往后的时光里不断自问:我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心情允许我沉重,但良知不允许我沉默。你呢?你又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结尾处借用张嘉佳的一句话:如果尚有余力,就去保护美好的东西。此刻我想增添一句:如果可以,请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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