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社会里如果还把手机当做通讯工具那一定是不明智的，现代的手机还承载着娱乐、教育、消费、身份识别、公众信息推送甚至电子货币载体等等功能，这篇文章也是用手机在地铁上写成的。
自2020年疫情以后随着各个公共场所无接触身份认证的需求，所有人的手机都是智能的了，所谓智能的，就是相对于上一代黑白屏的通讯手机，它有了彩屏可以显示更多功能状态。每部智能手机都有CPU，简而言之智能手机就是一部微型电脑。手机从原先的“手中的移动电话机”变成了“手里的机器”，不论手机从硬件上来说经历了多少代，只有这个从一阶的“手里的移动电话”到二阶的“手中的机器”转变来说，不啻于从蒸汽机时代到大工业时代的革命。
一、斯多葛时代的手机与现代性
第一代手机已经成为过去了，过去的会被遗忘，在神圣的遗迹中并列，犹如2000年前的斯多葛时代。
公元54年，古希腊的荣光已经煺烬只剩下残垣断壁，罗马帝国征服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地区，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公元前27年1月16日-公元68年6月9日）迎来第五任皇帝——尼禄，也就是那位以焚城的火光做背景高歌的末代皇帝。
尼禄的老师鲁齐乌斯·安奈乌斯·塞内加是个悲悯的哲人，一生宣扬斯多噶伦理学，以内心宁静克服生活中的痛苦，表现了这一时期罗马贵族的软弱、悲观，塞内加作为帝师远远逊色于3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位老师。不过又何必苛责他呢，古希腊全部的理性智慧到他这一代只剩下了伦理学，没有人再信他的话了，尼禄登基之后五年他无法继续传授知识，躲进林间小屋希望跟往圣一样晒晒日光，写点他的文章，可尼禄没给他继续愉快的学术创作时间，第五年罗马士兵奉皇帝之命杀他，他在家里对着哭晕的家人孩子说“何必为部分的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的人生都催人泪下”，这是他一生的注解。
我们扯得有点远，第一代手机跟斯多葛哲学有什么联系呢？那就是：一种纯粹的理性不可避免的失败了，为了一种单一功能而生的手机，必然走向多元与丰富。两千年前的理性——纯粹的对物质宇宙的好奇与惊讶，这种探索因纯粹的求知欲而起，只能滑向别的欲望，人是不能只靠求知欲生活的，所以理性一定会滑向工具理性、功利性的理性，而所有的功利性的理性都为了满足别的欲望。
或者说，在通讯费昂贵、手机也不那么随意可得的年代，手机是个移动无绳电话，有时候人们甚至只把它当做来电显示器，然后用座机打过去，因为接电话也要钱，这时手机还是个身份象征，就像昂贵的钢笔。
昂贵性带来的身份意义，是注定要打破的，二十一世纪没有人再信有什么东西有“特殊的意义”了，所有特殊的、高贵的东西都应该被扒皮晾晒，我们急于看到它的本质。人是主体，世上的一切都是客体，所有的意义都应该被解剖和详细勘察，这是毫无疑问的。科学理性的态度是最好的态度也是唯一的正确的对这个世界的态度，这种态度构成现代性。而现代性的底色是工具理性，就是客观的面对世界，择其益端弃之弊端。这世上的鸟都分益鸟与害鸟，虫也一样，而益与害是对人而论的，进而益鸟可以生，害鸟最好是捕杀。
剥夺了身份意义的手机，复归其工具的本质，它是廉价的普遍的冰冷的。你还记得我们刚刚说的斯多葛学派的塞内加么？在他之后崇尚工具理性的这个学派快速的没落了，可笑的是这样一位希腊哲学末位继承人，居然被基督教认作“基督教的叔父”。也就是说：在他的工具理性之后，人们放弃了过去的逻辑与伦理的道路，而选择了附魅的“充满神圣意义”的路。好像人们一天也不能失去意义一样，而这意义由理性的自私又不能给出，只能求助于那位“祂”。
两千年前的抉择是重新给纯粹工具理性覆魅，而现在的人们，祛除了手机的身份魅力，使其重回纯粹，那么一下步是什么呢？人们是否可以不在“祂”那里寻求意义，理性是理性的动力，这个动力似乎应该有个原初推动，而理性只能给出“自私”这一个理由，若不是这个还能是什么呢。
二、智能手机与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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