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也称儒家思想。它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是作为主流意识流派而存在的。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宗教而称之为“儒教”。最原始的时候它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而从汉代开始，它便专指由孔子创立的逐步发展的以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学对中国,亚洲甚至全世界都曾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对儒学做出贡献最大的，当首推其创始人—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在春秋战国那礼崩乐坏的时期，烽烟乱世成为思潮萌动的温床，这其中之一的儒家思想也正快速发芽。他提出“克己复礼”，竭力想要维护周朝时等级秩序及礼乐制度。孔子的思想可以浓缩为两个字“仁”和“礼”。其仁说，显示出很强烈的人道精；其礼说，则体现出了礼制精神，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永恒不变的主题，对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政府都应该是适用的。而在治国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在他的心目中，采用道德礼教来治国是为最高尚，最管用的治国之道。此种治国方略也叫做“德治”或“礼治”，施德,礼于民，实际上已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撕裂了贵族与平民之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在某些言论中，孔子尝试着从道德上来根本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以及人的灵魂问题，这便为儒家思想抹上了几丝宗教思想。比如《论语·卫灵公》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比如《论语·泰伯》中“君子笃与亲，则兴与仁”。笔者认为，这些虽是道德规范的典范，却未免有些理想化了。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些都是孔子的思想精华，也的确为儒学体系的构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继孔子之后，对儒学有巨大推动力的是孟子。一般来说，孟子很大程度上在“仁”的方面继承了孔子，并将之发展成为了性善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之天性，作为性善论的基础即“四心”，所谓的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而以性善论为基础，他希望推行“王道主义”，学习古代圣王如尧舜等人，“以德服人”，令人“中心悦而诚服”。同时，他还持一重要的政治原则，是为民贵君轻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万章上》说:“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他巧妙借助天的力量，说明了核心为得民心者的天下的民贵君轻论的合理性。
自孔孟以来，儒学从萌芽的小树苗，不断吸纳灵气和精华，正慢慢向茁壮的方向成长。但好景不长，“六王毕，四海一”，秦王扫六合，天下始归一。为了巩固政权，秦始皇采用极端的手段，——疯狂地进行焚书坑儒，强行推行思想统一，造成了对古代文化典籍的极大扫荡。儒家思想在此阶段遭受政权的打击，迅速消沉下去。
好在天道好轮回，暴秦无德，二世而亡，汉代始兴。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胸怀大志的汉武帝采用了儒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儒学登上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舞台，成为维护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最好工具。董仲舒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体现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目的论。他这些理论相当好的适应了当时的西汉社会的发展需要，更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也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这对后来的封建社会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其新儒学体系中所包含的形而上学以及神秘主义等，到封建社会后期，却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时光轴指向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时儒学处于独尊地位的局面被彻底打牌破。随着道教的兴起，佛教传入并盛行，儒学发展可以说是迎来了继秦朝之后的又一次严峻的挑战。这一时期，儒家理论几乎是止步不前的，除了无神论方面有所发展，在哲学本体论上是没有大的进展的 。南朝无神论者范缜在其《神灭论》一书中提出了“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的观点，这虽然有体用论的意思，却没有展开来进行充分论述，可以说这仅仅搭了一座空架子，没有太大的可以实用之处。虽然是处在衰落期，可儒学传统并未中断，依然很幸运地被保留完好。所以，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及隋唐时期的儒学历经波折，也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这两个时期也成为上乘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的重要发展阶段。我们再将目光转到宋明时期，这时的儒学经历了岁月烽火的洗礼，重新回归原来的优势地位。发展至此，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先秦两汉儒学了，而是发展成为“理学”。宋明理学亦被称作“道学”，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学就是指宋明以来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学思想体系，它包括宋代以洛学为主的道学，到了南宋朱熹时达到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还有就是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而狭义的理学则专指程朱学派。按照通常的分类方法，可将次分为气学,数学,理学,心学四个派系，它们分别以张载,邵雍,程朱,陆王为代表。在这之中，程朱理学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提出将“理”放在的至上地位。朱熹作为集大成者，他自《礼记·乐记》中“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总结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结论。与之相对的是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理论概念充分反映出他的思想倾向。作为陆王心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王阳明，他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陆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一切都应该以“灵明”的心为宇宙万物的源头。宋明理学是一面反映当时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在思考与解决社会,文化问题时产生的深刻哲学智慧的镜子，它折射出并引导了中国古代后期社会发展趋势和文明的走势。正是这样的智慧果实，成功地让儒学重新回到正统位置上去了。它有力地塑造了中华民族重道义气节,强调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的性格特征，也成为了南宋以后的官方哲学。有重大作用如它，它也有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很明显的消极意义。宋明理学以三纲五常来厄制压抑人的自然欲望及创造性，禁锢人的思想自由。这为明朝后期的政治腐败以及社会动乱悄悄埋下了伏笔。
历史的车轮行至明清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进入了垂暮之年。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上窟窿摆百出，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一大批对传统儒学教条持批判与修正态度的思想家们涌现出来，他们对现存的政治态势很是不满，于是首先想到的是统治人们思想的理学。这其中最突出的几位如“离经叛道”,向封建传统观念大胆挑战的李贽，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批判君主专制的黄宗羲，主张“经世致用”,开清代考据学之先河的顾炎武，发展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猛烈抨击“孤秦陋宋”的王夫之等。虽然他们都对传统儒家思想大加批判，却都只是对其批判继承，希望为儒家思想增添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并不是要将其推翻。由此有人将这个时期的思想特征归纳为“儒学的继承与变异”时期。这些进步思想家们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发扬，促使了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展现出良好的势头。这在当时思想界无疑是一股清流活水。
而到了清末民国时期，船坚炮利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播撒了欧风美雨，这强势的外来文化对儒家思想造成了猛烈冲击。在政治极度动荡的情况下，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儒学开始有了新思考，从而形成了较为对立的两种思潮。一种是由于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承认儒学所拥有的历史价值，却否认古代礼教在现实生活中的指导意义。一方面认为儒学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学说之一，一方面又觉得儒学旁生出来的一系列理论规范只能适用于它的社会，放在现今已经不合身了。如陈独秀所言“我向来反对拿两千年前孔子的礼教来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却从不肯认为孔子的伦理学说在他的时代也无价值。”胡适也认为，儒家文化在经过宋明理学之后，作为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早已退化，所以应该将其复原。然而，持另一种方法思考的也大有人在，如最先回应新文化运动中批孔反儒的梁漱溟。梁是中国现代文化哲学的创始人，是对中华民族性进行阐述的最有力者。他在一片西化浪潮中提出以“世界最近将来的文化将要向中国文化复归”为基调的东西方文化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使得中国传统哲学走向西方社会，将中国哲学精神归纳为“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一是新理学做到了“极高明”与“道中庸”的高度统一，其二使中国原本最具宇宙和价值本体的“理”更具与西方哲学“共相”的属性。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是对传统哲学的一次全新诠释，同时为中国儒学走向未来开辟了新的道路。
到了当今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涌出的各种问题使人们不得不重新重视儒学。在人类踏入新千年之时，世界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强烈呼唤。这是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观念“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这对我们提出了重视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的新要求，回顾中华文化发展源头，以此来呼应世界文化向着多样化方向发展的新局面。因为中华民族此时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路口，必须要回归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再者，要想建设“和谐社会”，就需要对自身本体文化有一定的自觉意识，即“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如此看来，复兴儒学的任务是十分必要而艰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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