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母亲告诉我今早她煮了饭煲了猪骨汤时，我有点愕然地问道，老妈，为什么不煮粥呀，大早上不习惯吃饭的。老妈笑着说，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这才恍然想起，现在已是公历三月份了，算起来，也确实该到我的生日了。
可能因为多年漂泊在外的缘故吧，不知从何时起，我对生日什么的看得很淡，习惯了让它平平淡淡地过，甚至常常不记得生日这回事。每年到了我生日的时候，母亲却总会及时提醒我要吃好一点——年年如此，我对此已习以为常。然而很多年里，我却常“忙”到不记得母亲的生日，好多次都要姐姐提醒才想起来——我对此亦习以为常。
自我跨过而立之年，母亲即开始忧心我的婚姻问题，常常不分时间和场合，只要逮着机会就要向我唠叨一番；我则常以各种理由对母亲进行“反教育”甚至是争辩——总以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总想改变母亲的”老土”观念，总觉得母亲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不知道自己因此对母亲说过多少过激的言语，也不知道这些言语给母亲带来多少伤害，我只知道，母亲一如既往地记着我的生日。
也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呀，不就是记得子女的生日吗?天底下的母亲大抵如此吧，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父母对子女的好，尤其在中国，是多么理所当然的事情啊。
然而我终究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理所当然了，也许是年纪大了的缘故罢，抑或我忽然想到——我的生日，其实也是母亲的受难日啊。
曾经有好几年，因为在异地工作，我每年一般也就利用法定假回家三四次，与母亲聚少离多甚至通电话的次数和时间也不多，通常是母亲主动打电话给我，因为我真是“太忙”了”——但我心里明白，其实自己并没有忙到那样的程度，只是不耐烦于母亲的唠叨罢了，总觉得自己都已经那么大个人了，母亲实在没必要反复跟我唠叨同样的话。现在想想，这些年来，我实在是太“聪明”了一点。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外游荡久了，我自然也会想家的，甚至想母亲的唠叨。左等右等，终于盼来法定假期回了家。可是，当母亲在我耳旁开始唠叨时，我又很容易不耐烦，甚至有时跟母亲大声顶起嘴来——情急之下，甚至对母亲说了一些不该说的气话。每次跟母亲说完一些气话，冷静下来，我总会感到不解和内疚——虽然我知道，母亲可能对我说的那些气话很“健忘”，并不会放在心上。我不解的是，在朋友、同事眼中，我其实是个脾气挺好的人，待人接物、言谈举止一般来说都比较得体，可为什么在母亲面前我却变成一个暴脾气的人呢?
后来，我似乎终于明白其中的道理:朋友也好，同事也罢，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始终是外人，何况还关系到我们出门在外的人脉和交际，必须待之以礼，不可任性而为；而家人就不同了，是骨肉相连的自己人，不会因为自己的几句过头话就彼此反目，于是卸下一切伪装，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因此，越亲近的人之间，反而越容易伤害彼此。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把最好的一面留给自己最亲最爱的人呢！
直到最近这两三年，我跟母亲聊天才多了起来，在家的时候，经常陪母亲看她喜欢的抗日战争连续剧，并为她解释某些对白和剧情，当她忍不住又唠叨我的事时，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不耐烦——就算压根没打算接受她的意见，我还是会听一听，嗯一嗯。也许是因为，我终于注意到，原来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了……
唉，何时我才能让母亲不再为我操心，可以欣慰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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